从河内到胡志明市是1,638公里，开车要32小时，这个距离比首尔到台北的1,483公里还远，两个都会区的口音也不同。越南从北到南，几乎可以视为两个国家的距离，越南政府当然知道沟通南北的重要性，但限于财力、技术，目前规划中的南北高速公路预计2030年才能完成，而高铁的计划更是远眺2050。值得注意的是，环绕着胡志明市与河内的外环快速道路即将于2023年6月动工，以越南的国力、财政状况判断，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要掌握越南的供应链，可能得从河内与胡志明市两个都会区去理解，而南越、北越只能各自发展，也会形成不同的产业样貌。越南在2023年4月宣称人口超过1亿人，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湄公河三角洲有9个省，胡志明市约有1,000万人，人口最多的平阳省有300万人，也是基础建设最好的省分。对越南而言，这些优质地理条件与水电基础设施完备的都会圈邻近省分，想要的不仅仅是NB、手机，更希望能吸引高附加价值的半导体、工业电脑、网通设备厂。而具专业背景的技术专家，更希望在智能城市的建设上能让政府长官与市民有感。不但规划在地的应用需求，也跟台湾工业电脑大厂采购相关设备，在经济每年维持7~8%的高成长下，台商不应低估都会区的智能应用需求。此行一位参与座谈的新加坡专家说，「人才」是新加坡起步的基础，根据他的经验，只要供应投资原厂足够的科技人才，很少有投资人会说不！我们也建议Becamex以东方国际大学（EIU）为基地，先以大学教育推广建构培训基地，透过与台湾知名大学联手，培养IC设计人才、建构零件仓储与运筹中心。这些人才不仅半导体业需要，其他科技公司也会趋之若鹜。只是越南人在外资涌进，以及西方知名大学也在越南寻找战略夥伴，台湾如果想要争取更多的人才，不可能只以地利之便，就认为越南人才会近悦远来。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出海口的胡志明市，是越南第一大城，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与Panasonic在这里生产消费电子，2006年时英特尔（Intel）选择在胡志明市落脚，并带来最先进的半导体封测技术。夏普（Sharp）在这里生产镜头模块，Jabil与QSIC是以EMS为主，Microchip有IC设计与研发。在邻近胡志明市的平阳省与同奈省，还没有很多电子厂商落脚，但却深具潜力，很可能是下一波重点投资区域。DIGITIMES针对越南、泰国、印度这三个布建ICT产业供应链最为积极的国家，对比这三个国家与台湾、韩国、日本、国内、香港之间的电子产业进出口数据显示，2022年越南从这五个地区进口的半导体共336.9亿美元。其中，扣除出口的半导体，对韩国逆差157.88亿美元排名第一，其次为日本的25.15亿美元，对台湾也有11.29亿美元的逆差。越南对这三个国家的逆差是194.32亿美元，这些都是个合理的数字。但以贸易总额计算，越南与国内、香港的贸易金额最大，国内本土的半导体产业并无经营国际市场的能力，估计这个贸易金额与胡志明市的英特尔封测厂有关。英特尔微处理器从胡志明市出口到国内，而三星手机（北越）与消费电子（南越）生产基地所需要的存储器除了由国内、韩国供应之外，在香港运筹的比例应该也不低。

在G2大格局的驱动下，东西两个阵营并无休兵的迹象，连带影响供应链的移转。在供应链转移的过程中，台湾的半导体与ICT供应链占有非常关键的战略地位，台湾如同三家分晋时的雁门关一样，成为众所瞩目的「衢道」，而越南、印度、泰国则是重要的出海口。GoogleCEOSundar Pichai说，人类思维的演化速度远远不如软件、机器设备的进化，如今我们需要更多的哲学家、伦理学者在消费者运用人工智能时，能有更多的指引。对企业界而言，知道如何定义问题，善用机器设备与工具的人将成为天之骄子。更多人在论述「软件将生成更多的软件」，甚至直指这是个软件大灭绝的时代，能力强的软件开发商将主导核心应用。然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如何具象地生产各种与消费者接触的商品也成为另类考验，永远不能轻忽美国川普、拜登两任总统与幕僚，多次强调「有意义的重新掌握供应链」，美国人明白必须与国内供应链脱钩，否则西方世界将永无宁日。那麽西方阵营的科技业，在限制尖端科技、设备流入国内的同时，越南、印度与其他东协国家的角色，甚至往上游关键零件发展的步调与影响，都是值得深度探索的议题。继二月底的印度之旅后，我再度背上行囊前往南越胡志明市，探访正在酝酿新时代产业的南越脉动。相较于从国内直接移出的NB、手机生产线，南越似乎更适合将重心放在物联网的多元应用与关键零组件上。针对南越的观察，加上越南政府、企业的期待，我先预作功课，并以自问自答，加上到第一线验证正确性、可行性来分享DIGITIMES的观点。那麽，产业用什麽样的模式移转到越南呢？这几年越南外资直接投资（FDI）维持高档，日本、新加坡领衔投资，国内、香港、韩国的投资客也不少，但台商挤不进去前五名，这是事实，还是另有蹊跷？根据DIGITIMES汇整数据，2022年越南的外资投资总金额为124亿美元，投资金额的排名依序为日本、新加坡、国内、丹麦、香港与韩国，台湾根本不在前五大的排行榜中。但负责工业区开发的Becamex却说台商是主力，这与资金可能来自国内的台商有关，或者台商真正的投资动能是在2022年以后。富士康、广达、纬创的工厂都在河内附近，如今北越渐趋饱和，如果往南越移动的话，整个供应链将要面对不同的条件。

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期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引起了韩国已经站队西方阵营的说法。几个月前我已经说过「韩国没有选择」，但尹锡悦的表态，只是反映了美国主导东亚大局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韩国国内的反中氛围，更是促使尹锡悦明确表态的关键。近期电视还出现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与俄罗斯外长发表共同声明的画面，不久前我接受印度外交部之邀，到浦那（Pune）参加亚洲经济对话论坛。占着担任讲师之便，我与苏杰生有过短暂的对话，苏杰生在话语间总是流露着印度上流社会常有的精明与大国架势。苏杰生说，印度会以国家利益做为衡量外交关系的基础。是啊！印度是个大国，甚至是美中贸易大战中足以影响美国的国家，但印度也得找到平衡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法码，藉以获取最大的利益。为了帮庞大的年轻人口找到工作机会，印度利用G2对抗的机会，积极争取成为下一代的世界工厂。印度与国内的竞争，是与生俱来的DNA，在中印都缺乏的能源上，印度怎可能放任国内无上限的采购俄罗斯能源，我知道印度购买更多的俄罗斯石油，而过去印度的武器系统也有很大的比例来自俄罗斯。美国是一个以科技、金融、专利为基础，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让全世界都望而生畏的国家，不要随意挑战美国在专利技术与美元的霸权地位。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说：「过去400年英国的国家战略，是避免低地国家被欧陆大国所占领」。低地国家是指比利时、荷兰，而欧陆大国指的是德国、俄罗斯。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国家战略，国际关系与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有关，但国家利益仍是最根本的问题。电子业前辈郭台铭正为总统之路殚精竭虑，他说要在中美之间走出自己的道路，无论他能说出多少道理，有人愿意想总是件好事。只是复杂的国际关系，不能只靠想像力或坊间的媒体评论来构思，也很难类比商场上的买卖。我们不能期待政府官员、外交官，前天谈电池、昨天谈半导体，现在又要评论法国军舰靠着国内沿海北上代表的法国外交政策。这种整合性知识的政策人才最难被工具所取代。而台湾处境艰辛，靠着ChatGPT或TruthGPT是无法找到答案的，我最想知道谁能比照邱吉尔，讲出一套台湾可以遵循的国家战略。

日前到竹北去拜访科技界的前辈宣明智，我跟老宣说，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86年，他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麽记得？1986年时，MIC第一次主办「收费」的研讨会，包括老宣在内的很多业界资深前辈都自己来参加。我问老宣，为何愿意参加付费的研讨会？他说相较于一次200元的费用，我们的时间更昂贵，这是我从老宣身上学到的第一堂课，这也是我认为优质信息可以收费的源头，所以我们也认识37年了。老宣现在把重心放在车用电子与智能医材的事业上，他认为台湾拥有最好的电子与医疗人才，两者的整合将带来极佳的经营效率。前阵子与他在互贵兴业见面，这家公司发展内视镜与智能医材，相对于证照取得，甚至面对国内挟庞大的市场与资源竞争，台湾从电子业发展经验出发，仍可以取得极大的优势，但产业资源的整合仍是一大考验。针对产业资源整合的方案，宣明智提出「虚拟园区」的概念，我说虚拟园区必须有3D、4D甚至5D的概念，透过人工智能的信息汇整技术，就可以让潜在客户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相较于电子业至今仍是「Top-down」为主的产业信息流通架构，智能医材多元变化，「Bottom-up」由下而上，以拉力为主、推力为辅的应用商机，完整的数据库更为重要。每一家公司发展的医材都有适用的关键字，例如科别、供应商、技术类别、应用领域、目标客户等，根据标注的关键字，配合数据库的经营管理，就可以打造出一个虚拟园区。这个观念并不难，「知易行难」才是问题。多数自以为拥有关键技术的人，会以发展突破性的产品为职志，而具有IT专长的人，很少人拥有产业营运概念，甚至具有管理专长的人，也缺乏深度理解市场需求与技术变革的耐心。最后碰到的问题是，「到底谁出钱？」很多人期待有人「登高一呼」，根据麦肯锡（McKinsey）研究，能够串连利益关系人的专家，被工具取代的机率最低，我深以为然，这也是我的创业经验。台湾不缺钱，建构这种服务机制的产业环境也是绝无仅有，需要的是愿意蹲下，弯腰查找与建构数据库的专家而已。

亚马逊（Amazon）是一家假装成网络书局与零售代理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公司，现在主打云端服务；大椽（DIGITIMES）则是一家假装成报社的电子业专业信息服务与顾问公司，同时拥有「Data」与「Intelligence」两大优势，所以才能在媒体的黑暗时代存活。我的创业基础与专业知识，来自于1980年代中期台湾以资策会MIC建构科技专业智库的经验。当年行政院的科技顾问Bob Evans跟李国鼎资政建议，台湾中小企业多、政府官员对于科技大势所知有限，可以成立一个专责的任务团队，蒐集、分析全球产业信息，这是MIC的源头，创业能够侥幸存活，也与在MIC工作时累积的经验有关。我深知信息的影响力与价值，如果数据是21世纪竞争的关键，那麽对于产业的深度理解就更为重要了。台湾小，不可能以人口优势创造数据、掌握数据。将所有的信息转化为具有意义的「Data」，并透过模块化不断的连结，发挥专业数据的影响力，这便是台湾科技产业的共同价值。如果产业往东协、南亚移动，与这些国家建构亚太ICT产业供应链的专属智库与战情系统，将更具战略性的意义。就电子业而言，台日韩是亚太地区最先进的产业体系，这些地区主要的电子业都已经上市，不难从定期发布的新闻中掌握关键趋势。一般而言，产业信息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内容与取材范围。除了报导各国上市的主力企业之外，透过公开信息，水平对比亚太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也是DIGITIMES的任务与定位。例如，对比亚太30大EMS制造厂、东协与南亚20大电信公司、30大系统整合商、东协与南亚国家半导体进出口数据对比等，都是可以独创，但又具备国际视听影响力的关键信息。亚太国家中，堪称一线大国，且与台湾ICT供应链具有高度连动的国家包括印度、越南、印尼、泰国、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与菲律宾。抢占制高点，定义亚太供应链价值相较于「散弹型」的国际行销，以台湾电子业为核心的亚太ICT产业供应链信息，只要掌握原创性，既可以满足企业开拓市场、寻求夥伴的需要，也可以反向行销，让潜在客户自行上门。这些工作不见得是个别企业独立进行，掌握话语权的工作，DIGITIMES也有舍我其谁的企图心，能让台商的核心优势继续延续与扩张，锁定东协、南亚新商机，也是我们对台湾产业的承诺与共同价值。我曾为过一位电子五哥总经理：「给印度10年、20年，印度有机会超越台湾吗？」；答案是否定的，那麽为何要害怕呢？反倒应该从长期思考台湾的核心优势，并以「剥洋葱」的方式，分阶段取得战略性的价值。

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规模、效率是生产制造的关键要素，而地狭人稠的台湾，更是将产业群聚效益发挥到极致。2000年前后，台商大举前往国内发展，生产基地也从珠三角延伸到长三角，甚至成都、重庆、郑州落脚，国内的经验是垂直分工的极度发展。加上iPhone出现、国内本土经济蓬勃发展，在国内制造2025的概念下，给了国内建构本土电子工业供应链的契机。在地政府支持的电子大厂遍地开花，开始与台商争抢苹果（Apple）供应链，而国内本土业者除了垂直整合的条件之外，更可以利用本土市场往水平整合的创新需求推进，很多人都预判台商的好日子已经到了尽头！如同前述，1979年新竹科学园区创立之初可以用乏人问津来形容，但台湾的产业政策跟企业经营一样充满了弹性。不像是日本的竺波或韩国的大德科学园区，过度偏重研发，导致科技类的生产制造活动难以落实。台湾的科学园区也欢迎量产制造，更与几公里外竹东工研院高度连动，两者之间相互支持，但不相互统属，也保持了该有的独立性与弹性，这些都是新竹科学园区的成功要素。1980年代的中期，台湾个人电脑与周边设备制造业开始起步，从汐止一路往南延伸的科技工业带，正因为新竹科学园区有了很好的中继力量。本土的电脑制造业、海归的半导体菁英，都在竹科的大旗下形成新的产业聚落，如今更因为半导体制造能力而名闻遐迩。竹科有限的土地已经充分利用，政府在台南、台中复制了产业聚落，也得到很好的成效。但我们相信「竹科」的大名不仅可以是台湾的护国神山，更是台湾产业新南向的尖兵。诚心建议竹科以授权或合作的模式在南向国家插旗，有了竹科之名，台商更容易形成产业聚落，而在地政府「忌讳」竹科之名，也不至于过河拆桥，将竹科经验传承、复制、善用到海外，可以让竹科的无形价值再创新局。

我们可以从印度、越南、泰国进出口的半导体与电子产品结构，虚拟研判未来的供应体系。东协南亚主要国家进口的半导体，多数是从国内、香港运筹，但国内、香港并未具有国际销售实力的半导体零件，反倒是台商业者举足轻重。一般而言，零件代理商将客户区分为TBM、CBM、MBM（详见上一篇）。根据DIGITIMES在第一线访谈数据得知，现在东协、南亚进口的半导体零件，主要是以台商体系的需求为主，国内业者次之，反倒MBM的成长有限。以印度进口的半导体为例，将近80%来自国内与香港，显然就是台商在当地运筹体系调度的，而不是原产于国内的半导体。这个大趋势对照地缘政治上的演化，显示、模拟了零件代理商未来可能的布局。一方面在地业者将会崛起，印度的TATA、Vedanta在与台商结盟之后，在地业者的比重将会增加，加上台系的富士康、和硕、纬创三家公司在印度生产的手机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甚至已经开始出口海外市场。加上台达电与服务器、网通业者都虎视眈眈，尝试满足当地的需求，台系业者的需求将大幅提升，也提供台湾重新思考以桃园机场、新竹园区为核心的「亚太运筹中心」计划。1990年代中期，台湾尝试推动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并不成功，关键在于台商往国内移动，且都以国内为外销的第一选择，导致过去20多年，两岸贸易的失衡，台湾也出现过度仰赖国内市场与产业的现实。前进国内的产业界以效率为尚，经营上各自为政，但未来的物联网、区域生产需求，都需要更完整的解决方案，例如系统制造大厂与电源业者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变。过去以国内为核心时，大家各怀鬼胎，都会担心口称合作，但私下备战的心态。现在市场延伸到东协南亚，就算大集团也认为「量产」不是唯一选择，「分工」可能是最佳的事业模式，愿意思考战略合作的企业正在大幅增加。1980年代初期，台湾的零件代理业以代理商、贸易商的身份起家，之后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国内生产基地的需求，开始建立技术支持与智能仓储的能力，而透过上市柜的程序，社会资本也给予适当的支持，如今的零件代理业也成为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2005年开始，世平兴业透过整并，与品佳、友尚、铨鼎合组大联大控股集团，成为全球顶尖的零件代理商，近几年推广LaaS（Logistics as a Services）的概念，希望透过共同建构的智能仓储系统，提供多样化的仓储服务，甚至透过流通数据的掌握，深化仓储服务业的价值，将主力业务延伸到医药、红酒等高单价的运筹服务上。

一般而言，零件代理商将客户区分为台商（TBM）、中商（CBM）与在地多国客户（MBM），在生产基地往东协南亚移动时，零件调度工作很多仍然仰赖国内与香港，但台商仍是生产制造的主力。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来自国内、香港进口的半导体，但实际上却是台商的贡献，我们也可以理解「制造原厂」仍是决定零件流通动线的主力。在东协南亚主要国家中，真正能把本土制造业发展起来的仍是少数。相较于泰国、菲律宾有一、两家在地的电子制造大厂，印度、越南更展现出强大的企图心与潜力，他们未来更有机会成为调节核心客户的多元产能与商机。过去OEM原厂对台商的要求可以说是「予取予求」，这是台厂生产重心从深圳、东莞，一路往长三角与成都、重庆、郑州移动的关键原因。但那是以手机、NB生产为重心的Top-down时代，品牌大厂掌握关键订单，甚至是制造厂的兴衰荣辱。但随着物联网的兴起，面对未来电动车、元宇宙、ChatGPT、车联网与网安的商机，在地的业者扮演更关键的角色，不仅仅是区域型、分散型生产基地成形，在地的服务需求也会激励在地品牌与区域型的数据中心。如果台厂能结合在地的力量，不仅可以平衡供需关系，也能跳脱「规模越大，毛利越低」的困境。相较于惠普（HP）、戴尔（Dell）、苹果（Apple）这些传统的硬件品牌，在地的电信公司、独角兽企业、在地的EMS制造大厂、代理业者等，都是台系厂商可以争取的合作对象。越南的VinFast、FPT剑指汽车、半导体，印度正在筹组一个发展半导体的任务团队，印度的市场潜力与调节供需的功能在不久之后便可能成为事实。纬创携手Tata，富士康联合Vedanta布局印度供应链，苹果CEO Tim Cook亲访印度，都见证了印度市场的潜力，如果印度本土的IC设计产业能与新兴的半导体晶圆厂计划连动，产业结构将与以往高度倚赖外商的结构大不相同。大联大早就在1990年代就开始经营印度分公司，文晔、益登、威健、全科都是年营收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一旦主力业者都愿意共建、共享智能仓储时，台商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过去以大中华区为主力的台系代理商，在新时代来临时，也开始积极布局东协南亚的新兴市场，这个经验也来自2010年前后，台湾零件代理商为国内建构「山寨机」的经验。技术支持、金融调度与智能仓储是零件代理业者的三大功能，这些功能将会在东协南亚商机逐渐成形时，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在PC时代，印度并非主要市场，到了手机时代，印度也有Micromax、Lava、Karbonn等当地大厂，但在国内手机品牌的压抑下，影响力有限。但面对未来的物联网、车联网商机，印度快速成长的经济总量，已经预告本土产业崛起的机会，而智能仓储系统回流桃园，直接与印度、越南连动的情境已经可以预期。

从1985年起，我已经观察产业38年了，产业领袖说：「AI会吃掉软件，而软件将取代硬件」，但是大家也都明白，在ChatGPT兴起之后，AI新创正进入「大灭绝」的时代。因为软件是赢家全拿的产业，第一名的企业遥遥领先，拿走独占型的利润，其余业者嗷嗷待哺，多数在创业大潮中沦为波臣。反倒是硬件制造业历久弥新，客户也分散供源，因此独占利润少，甚至创造大量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从国际竞合、社会公义的角度看，硬件制造业的价值也被重新审视，美国政府「重新有意义的掌握供应链」的呼吁，让台湾的角色、重要性也被高度重视。 如今时空环境大变，企业悄悄的在东协南亚落脚，台湾从半导体、PCB、连接器，到NB、服务器、手机制造都是全球翘楚，少了台商不成军，而且难以速成，硬件制造、代理成为铺陈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环节。1985年，台湾开始推广IBM兼容电脑，在微软（Microsoft）Windows软件与英特尔（Intel）386微处理器的加持下，台湾开始了电脑王国的奇幻旅程。微电脑时代的台湾，宏碁、神通堪称台湾电脑业的少林寺、武当山，从这两家公司开枝散叶的业者，宏碁、华硕、纬创、神通、联强、神基、友达、佳世达、和硕都是当中的翘楚。而另外两大势力是从生产计算器起家的仁宝、英业达、广达，及郭台铭创办的富士康集团。这几个流派衍生的企业，在1990年代开始承接代工订单，从1992年美系电脑吹起降价潮之后，短短五年之内，台厂生产规模扩张10倍之多，并开始透过上市柜的手段，募集社会大众的资金。在资本公开化过程中，全球开始注意台商的角色，2000年之后，台商半推半就的往国内移动，有了国内的生产基地，单月产量数百万台NB的业者开始出现，背后就是蓬勃发展的IC设计业、相关零件工业与代理业者，而台商的主力也从NB扩张到手机与工业电脑。台商羽翼已成，面对从国内转移的生产基地，东协南亚期待的不仅仅是手机、NB，也包括半导体、面板与其他零件产业，甚至未来车。各国都需要台商之助，建构能与本土经济活动连结的量产制造业，聘雇更多劳工，也创造白领工程师与管理职的工作机会。对台商而言，在G2竞合与国内社会成本激增的大格局下，部分生产线往东协南亚移动是必然的趋势。只是过去单纯以劳动力、社会成本为考量的企业，在面对ESG的新时代，必须考量与当地社会共创、共荣、共享的普世价值。因此，从布局开始就要有更宏观的视野，过去的量产能力，不过是让台商有个起步基础的价值而已。

2000~2020这20年间，台商前进国内，各做各的。NB、手机订单是「由上而下」的经营格局，谁拿到订单，谁就可以成为市场赢家的零和游戏，苹概股、星空联盟的说法不胫而走。也因为这样，跨集团的合作提议充满了尔虞我诈的心思，但现在一方面台商都明白，自扫门前雪的时代已经过去，跨业整合、专业互补，甚至共建「海外聚落」都会是重要的选项。但进入「万物联网」的新时代，市场需求形成上下交错的新格局。不仅智能应用的商机具体成形，未来的电动车、车联网不会越过东协南亚的重要国家。加上G2竞争的大格局下，印度、东协主要国家除了与台湾直接接触之外，更会间接透过美国调整台湾过于依赖国内生产基地的现实。未来新兴市场，印度有结构性优势DIGITIMES一再强调印度在未来的ICT市场拥有结构性的优势。由于市场蓬勃发展，在地业者不再像以往一样的斤斤计较，价格导向的寻找产品供源。现在是谁拿得到优质产品、效率化的供应在地市场就可以得到丰硕成果。面对印度市场，表面上是生产连结激励（PLI），但实际上台商必须长期布局，14亿人口的印度有市场纵深，不可能手到擒来，台湾有产业纵深，不必只以短期效益为目标。印度期待立竿见影的短期成果，台湾就应该以双赢的布局，思考长期的效益。如何分阶段经营，逐步收割，长期可以共创、共享、共荣。简而言之，台湾要「战略清晰，战术模糊；软硬整合，虚实并进」。台湾的优势在于「产业纵深」与从无到有的产业经验。过去台厂躲在品牌背后专注量产，总是以「毛三到四」自嘲。虽然在国内的生产基地以量产傲人，但厂商都知道，规模愈大、毛利愈低，凭藉的是低廉的资金成本，与极少犯错的本事。台商干部自嘲卖肝，但也因为30、40年夙夜匪懈，产业的纵深无可比拟，也成为台湾牢不可破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