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机场航空客运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54%，可以看到华航在捷克布拉格与意大利罗马的航线陆续复航，现在就看两岸的航线，何时可以让南京、武汉这些二线城市也复航。然而，所有国家都面对空服、地勤人员不足的问题。以国内为例，2019年还有10.8万名的航空从业人员，到2021年时仅剩下9.7万人，短期间之内要恢复正常，这不是需求端的问题，而供给端还没解决人力调度的问题。货运方面，相较于海运比疫情前的运价贵18%，航空运价还要比疫情前高出40%以上，基本上货运仍有厚利，但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国际经济景气的变动，以及台商因为需求不振出现的库存问题忧心忡忡。更令人忧心的是，两岸关系并没有舒缓的迹象。每个豪气干云的人都说要「以战止战」，但我们也都明白「战争从未解决过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让大家明白，战争的成本太高，不是可以用数量来衡量的！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Avril Haines说，至少会有1万亿美元的损失。这是一位大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但拥有乔治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律师的理解。但坦白讲，不是生活在亚洲的人，很难精确理解台湾在当中的角色与地位。全球贸易总额至少有26%靠空运，而台湾是海岛，加上半导体等轻薄短小、高单价的零件居多，台湾外贸总额有47%靠的是空运。不仅如此，桃园机场在全球前十大航空货运机场排名四名，排名前六的机场依序是香港、仁川、上海浦东、台湾桃园、日本成田、美国安克拉治。这六个机场都在西太平洋地区，如果再把排名第十的新加坡算进去，台湾海峡战云密布时，全球经济还能正常运作吗？损失恐怕远比1万亿美元更严重。台湾位在西太平洋的中段，又拥有半导体、ICT产业供应链这些战略性武器，所以台湾对于桃园机场的角色，在考量产业移转、台湾国安等多元因素之后，是不是该有新的认识？据悉，香港机场是由机场公司营运、投资各种智能运筹体系，提供给使用机场的航空公司、报关行、运筹服务业者使用，台湾民航主管机构也可以参考这些机场的做法，把基础建设做好，让桃园机场真正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简单的说，桃园机场是台湾真正的国门，我们是想用桃园机场来赚钱，还是利用独一无二的地位，创造无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小生意，还是大买卖，只需要人工，不需要智能也算得出来！

前述这些大趋势，会在国内生产线外移之后陆续出现脱钩现象，目前由制造原厂自行采购供应的半导体等元件，依旧会由广东直接供应北越的需要。但随着韩国总统尹锡悦表态站队西方阵营之后，东西对峙的情况将更为严重，跟着出口地区比重的变化，相信由韩国、台湾、日本直接供应的比重也会跟着调整。对航空货运、零件代理商而言，先期掌握供应链变化不仅是未雨绸缪，也可能掌握竞争先机。本次至越南访问行程是应Becamex主席所邀请，这是平阳当地最大的企业，甚至经营胡志明市到平阳省40公里的收费快速道路，财力与地方的影响力可想而知。从平阳人民政府到胡志明市市中心大约40分钟，两旁的土地几乎已经完全由街道连结，情况就如同台北市中心到新北市中和远东ABC工业区的状况一样，很难期待在胡志明市近郊找到适当的工业区用地，往平阳省与同奈省移动，几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最后一天的行程，在与主席确认合作方案之后，搭车前往「独立宫」（Independence Palace），中午在独立宫前的一家法式装潢餐厅享用越南最顶级的「牛尾河粉」。接待我们的丁陈芳渊在台湾的成大念书，她看着满盘的佐料，说越南人吃饭时很忙的，得先把放在一旁的九层塔、柠檬、豆芽菜、牛骨髓，放在已经装了一大碗河粉的汤碗里。这一碗大约600元台币的越南牛尾河粉，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河粉，而位于市中心，被大教堂等一些法式老建筑包围的餐厅，风情万种摇曳生姿。饭后走到附近的独立宫参观，门口附近的草皮上，树立几个纪念南越独立的大招牌。1975年4月30日，一辆坦克冲进原本是阮文绍政府的总统府，从此改变了越南人的命运，而总统府从此也改名为独立宫。「独立宫」这个名字挺敏感的，在台湾算是反共的名词，越南则是庆祝脱离美国人掌握而使用的名词。不论是何种意义，都是统治者说了算。放在独立宫屋顶上的直昇机，让我想起1975年美国人撤离越南的那一幕。独立宫兴建于1962年，是阮文绍政府的总统府。五层的建筑中，一、二楼接待访客，三、四楼是家庭生活的空间，除了有个30人座位的电影院之外，还有麻将桌、钢琴等摆设，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地下室的几间通信室，高频电信设备是与外界联系的管道。越南已经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产经夥伴，相较于印度可以有很多可以参考的书籍，但台湾对越南的理解却非常有限，「南越、北越大不同」，您想过这个问题吗？

尽管台商是受邀到越南投资的一方，但台湾也得面对台湾人力短缺、土地资源昂贵等问题，生产基地的移动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只是过去二、三十年，台湾前往国内投资时，藉着语言、文化上的优势，加上国内地方政府以房地产做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台商惯于被奉为上宾的习性，到了越南还能依样画葫芦吗？其次，对企业而言，考察投资环境的成本是小钱，但确认投资环境是影响企业生存的关键要素，台商不能「因小失大」，反倒应该思考逆向行销的必要性。要让越南当地政府知道，找到台商才是「捡到宝」，唯有台商能够真正协助当地建构整个工业的生态系。而政府或公共团体应组团考察，并主动向对方讲解台商的优势，争取更好的投资条件，而不是看对方接待好坏，来决定投资的顺位。DIGITIMES继2022年之后，将继续主办「亚洲ICT供应链高峰会」（Asia Supply Chain Summit），也将邀请印度、越南的重量级企业与会。越南的Vinfast已经投入电动车的发展，而Vingroup也瞄准半导体等关键零件产业。台商完全清楚发展半导体等关键零件产业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也有时代、机缘的因素，但没有人预期中美会脱钩，也应该以台韩都成功发展半导体的经验，永远不要轻忽越南、印度也会是未来半导体、面板生产国的可能性。在访越期间，我也向合作夥伴Becamex建议在他们经营的东方国际大学（EIU）设置人才培训推广教育与提供投资人专业顾问服务的小规模智库。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国内的牌手机发展过程与台湾的零件代理商关系密切，越南要发展电子工业，零件配套体系不可或缺，我们也相信在北越、南越都要兴建一套能与台湾桃园机场紧密对接的智能仓储系统。孙子兵法有云：「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如果台湾政府更主动积极，就应该善用过去的成功经验，为台商争取更好的地位。新竹科学园区、南港软件园区都是动见观瞻，透过与其他国家工业区授权经营的模式，不仅有投资聚焦、群聚的效益，科学园区的隐性影响力，更可以让当地政府不敢轻忽台商的力量。台湾向外投资，过去的经验与产业生态系就是台湾最好的筹码，但会不会用、能不能用才是关键。

从河内到胡志明市是1,638公里，开车要32小时，这个距离比首尔到台北的1,483公里还远，两个都会区的口音也不同。越南从北到南，几乎可以视为两个国家的距离，越南政府当然知道沟通南北的重要性，但限于财力、技术，目前规划中的南北高速公路预计2030年才能完成，而高铁的计划更是远眺2050。值得注意的是，环绕着胡志明市与河内的外环快速道路即将于2023年6月动工，以越南的国力、财政状况判断，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要掌握越南的供应链，可能得从河内与胡志明市两个都会区去理解，而南越、北越只能各自发展，也会形成不同的产业样貌。越南在2023年4月宣称人口超过1亿人，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湄公河三角洲有9个省，胡志明市约有1,000万人，人口最多的平阳省有300万人，也是基础建设最好的省分。对越南而言，这些优质地理条件与水电基础设施完备的都会圈邻近省分，想要的不仅仅是NB、手机，更希望能吸引高附加价值的半导体、工业电脑、网通设备厂。而具专业背景的技术专家，更希望在智能城市的建设上能让政府长官与市民有感。不但规划在地的应用需求，也跟台湾工业电脑大厂采购相关设备，在经济每年维持7~8%的高成长下，台商不应低估都会区的智能应用需求。此行一位参与座谈的新加坡专家说，「人才」是新加坡起步的基础，根据他的经验，只要供应投资原厂足够的科技人才，很少有投资人会说不！我们也建议Becamex以东方国际大学（EIU）为基地，先以大学教育推广建构培训基地，透过与台湾知名大学联手，培养IC设计人才、建构零件仓储与运筹中心。这些人才不仅半导体业需要，其他科技公司也会趋之若鹜。只是越南人在外资涌进，以及西方知名大学也在越南寻找战略夥伴，台湾如果想要争取更多的人才，不可能只以地利之便，就认为越南人才会近悦远来。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出海口的胡志明市，是越南第一大城，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与Panasonic在这里生产消费电子，2006年时英特尔（Intel）选择在胡志明市落脚，并带来最先进的半导体封测技术。夏普（Sharp）在这里生产镜头模块，Jabil与QSIC是以EMS为主，Microchip有IC设计与研发。在邻近胡志明市的平阳省与同奈省，还没有很多电子厂商落脚，但却深具潜力，很可能是下一波重点投资区域。DIGITIMES针对越南、泰国、印度这三个布建ICT产业供应链最为积极的国家，对比这三个国家与台湾、韩国、日本、国内、香港之间的电子产业进出口数据显示，2022年越南从这五个地区进口的半导体共336.9亿美元。其中，扣除出口的半导体，对韩国逆差157.88亿美元排名第一，其次为日本的25.15亿美元，对台湾也有11.29亿美元的逆差。越南对这三个国家的逆差是194.32亿美元，这些都是个合理的数字。但以贸易总额计算，越南与国内、香港的贸易金额最大，国内本土的半导体产业并无经营国际市场的能力，估计这个贸易金额与胡志明市的英特尔封测厂有关。英特尔微处理器从胡志明市出口到国内，而三星手机（北越）与消费电子（南越）生产基地所需要的存储器除了由国内、韩国供应之外，在香港运筹的比例应该也不低。

在G2大格局的驱动下，东西两个阵营并无休兵的迹象，连带影响供应链的移转。在供应链转移的过程中，台湾的半导体与ICT供应链占有非常关键的战略地位，台湾如同三家分晋时的雁门关一样，成为众所瞩目的「衢道」，而越南、印度、泰国则是重要的出海口。GoogleCEOSundar Pichai说，人类思维的演化速度远远不如软件、机器设备的进化，如今我们需要更多的哲学家、伦理学者在消费者运用人工智能时，能有更多的指引。对企业界而言，知道如何定义问题，善用机器设备与工具的人将成为天之骄子。更多人在论述「软件将生成更多的软件」，甚至直指这是个软件大灭绝的时代，能力强的软件开发商将主导核心应用。然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如何具象地生产各种与消费者接触的商品也成为另类考验，永远不能轻忽美国川普、拜登两任总统与幕僚，多次强调「有意义的重新掌握供应链」，美国人明白必须与国内供应链脱钩，否则西方世界将永无宁日。那麽西方阵营的科技业，在限制尖端科技、设备流入国内的同时，越南、印度与其他东协国家的角色，甚至往上游关键零件发展的步调与影响，都是值得深度探索的议题。继二月底的印度之旅后，我再度背上行囊前往南越胡志明市，探访正在酝酿新时代产业的南越脉动。相较于从国内直接移出的NB、手机生产线，南越似乎更适合将重心放在物联网的多元应用与关键零组件上。针对南越的观察，加上越南政府、企业的期待，我先预作功课，并以自问自答，加上到第一线验证正确性、可行性来分享DIGITIMES的观点。那麽，产业用什麽样的模式移转到越南呢？这几年越南外资直接投资（FDI）维持高档，日本、新加坡领衔投资，国内、香港、韩国的投资客也不少，但台商挤不进去前五名，这是事实，还是另有蹊跷？根据DIGITIMES汇整数据，2022年越南的外资投资总金额为124亿美元，投资金额的排名依序为日本、新加坡、国内、丹麦、香港与韩国，台湾根本不在前五大的排行榜中。但负责工业区开发的Becamex却说台商是主力，这与资金可能来自国内的台商有关，或者台商真正的投资动能是在2022年以后。富士康、广达、纬创的工厂都在河内附近，如今北越渐趋饱和，如果往南越移动的话，整个供应链将要面对不同的条件。

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期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引起了韩国已经站队西方阵营的说法。几个月前我已经说过「韩国没有选择」，但尹锡悦的表态，只是反映了美国主导东亚大局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韩国国内的反中氛围，更是促使尹锡悦明确表态的关键。近期电视还出现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与俄罗斯外长发表共同声明的画面，不久前我接受印度外交部之邀，到浦那（Pune）参加亚洲经济对话论坛。占着担任讲师之便，我与苏杰生有过短暂的对话，苏杰生在话语间总是流露着印度上流社会常有的精明与大国架势。苏杰生说，印度会以国家利益做为衡量外交关系的基础。是啊！印度是个大国，甚至是美中贸易大战中足以影响美国的国家，但印度也得找到平衡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法码，藉以获取最大的利益。为了帮庞大的年轻人口找到工作机会，印度利用G2对抗的机会，积极争取成为下一代的世界工厂。印度与国内的竞争，是与生俱来的DNA，在中印都缺乏的能源上，印度怎可能放任国内无上限的采购俄罗斯能源，我知道印度购买更多的俄罗斯石油，而过去印度的武器系统也有很大的比例来自俄罗斯。美国是一个以科技、金融、专利为基础，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让全世界都望而生畏的国家，不要随意挑战美国在专利技术与美元的霸权地位。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说：「过去400年英国的国家战略，是避免低地国家被欧陆大国所占领」。低地国家是指比利时、荷兰，而欧陆大国指的是德国、俄罗斯。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国家战略，国际关系与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有关，但国家利益仍是最根本的问题。电子业前辈郭台铭正为总统之路殚精竭虑，他说要在中美之间走出自己的道路，无论他能说出多少道理，有人愿意想总是件好事。只是复杂的国际关系，不能只靠想像力或坊间的媒体评论来构思，也很难类比商场上的买卖。我们不能期待政府官员、外交官，前天谈电池、昨天谈半导体，现在又要评论法国军舰靠着国内沿海北上代表的法国外交政策。这种整合性知识的政策人才最难被工具所取代。而台湾处境艰辛，靠着ChatGPT或TruthGPT是无法找到答案的，我最想知道谁能比照邱吉尔，讲出一套台湾可以遵循的国家战略。

日前到竹北去拜访科技界的前辈宣明智，我跟老宣说，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86年，他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麽记得？1986年时，MIC第一次主办「收费」的研讨会，包括老宣在内的很多业界资深前辈都自己来参加。我问老宣，为何愿意参加付费的研讨会？他说相较于一次200元的费用，我们的时间更昂贵，这是我从老宣身上学到的第一堂课，这也是我认为优质信息可以收费的源头，所以我们也认识37年了。老宣现在把重心放在车用电子与智能医材的事业上，他认为台湾拥有最好的电子与医疗人才，两者的整合将带来极佳的经营效率。前阵子与他在互贵兴业见面，这家公司发展内视镜与智能医材，相对于证照取得，甚至面对国内挟庞大的市场与资源竞争，台湾从电子业发展经验出发，仍可以取得极大的优势，但产业资源的整合仍是一大考验。针对产业资源整合的方案，宣明智提出「虚拟园区」的概念，我说虚拟园区必须有3D、4D甚至5D的概念，透过人工智能的信息汇整技术，就可以让潜在客户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相较于电子业至今仍是「Top-down」为主的产业信息流通架构，智能医材多元变化，「Bottom-up」由下而上，以拉力为主、推力为辅的应用商机，完整的数据库更为重要。每一家公司发展的医材都有适用的关键字，例如科别、供应商、技术类别、应用领域、目标客户等，根据标注的关键字，配合数据库的经营管理，就可以打造出一个虚拟园区。这个观念并不难，「知易行难」才是问题。多数自以为拥有关键技术的人，会以发展突破性的产品为职志，而具有IT专长的人，很少人拥有产业营运概念，甚至具有管理专长的人，也缺乏深度理解市场需求与技术变革的耐心。最后碰到的问题是，「到底谁出钱？」很多人期待有人「登高一呼」，根据麦肯锡（McKinsey）研究，能够串连利益关系人的专家，被工具取代的机率最低，我深以为然，这也是我的创业经验。台湾不缺钱，建构这种服务机制的产业环境也是绝无仅有，需要的是愿意蹲下，弯腰查找与建构数据库的专家而已。

亚马逊（Amazon）是一家假装成网络书局与零售代理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公司，现在主打云端服务；大椽（DIGITIMES）则是一家假装成报社的电子业专业信息服务与顾问公司，同时拥有「Data」与「Intelligence」两大优势，所以才能在媒体的黑暗时代存活。我的创业基础与专业知识，来自于1980年代中期台湾以资策会MIC建构科技专业智库的经验。当年行政院的科技顾问Bob Evans跟李国鼎资政建议，台湾中小企业多、政府官员对于科技大势所知有限，可以成立一个专责的任务团队，蒐集、分析全球产业信息，这是MIC的源头，创业能够侥幸存活，也与在MIC工作时累积的经验有关。我深知信息的影响力与价值，如果数据是21世纪竞争的关键，那麽对于产业的深度理解就更为重要了。台湾小，不可能以人口优势创造数据、掌握数据。将所有的信息转化为具有意义的「Data」，并透过模块化不断的连结，发挥专业数据的影响力，这便是台湾科技产业的共同价值。如果产业往东协、南亚移动，与这些国家建构亚太ICT产业供应链的专属智库与战情系统，将更具战略性的意义。就电子业而言，台日韩是亚太地区最先进的产业体系，这些地区主要的电子业都已经上市，不难从定期发布的新闻中掌握关键趋势。一般而言，产业信息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内容与取材范围。除了报导各国上市的主力企业之外，透过公开信息，水平对比亚太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也是DIGITIMES的任务与定位。例如，对比亚太30大EMS制造厂、东协与南亚20大电信公司、30大系统整合商、东协与南亚国家半导体进出口数据对比等，都是可以独创，但又具备国际视听影响力的关键信息。亚太国家中，堪称一线大国，且与台湾ICT供应链具有高度连动的国家包括印度、越南、印尼、泰国、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与菲律宾。抢占制高点，定义亚太供应链价值相较于「散弹型」的国际行销，以台湾电子业为核心的亚太ICT产业供应链信息，只要掌握原创性，既可以满足企业开拓市场、寻求夥伴的需要，也可以反向行销，让潜在客户自行上门。这些工作不见得是个别企业独立进行，掌握话语权的工作，DIGITIMES也有舍我其谁的企图心，能让台商的核心优势继续延续与扩张，锁定东协、南亚新商机，也是我们对台湾产业的承诺与共同价值。我曾为过一位电子五哥总经理：「给印度10年、20年，印度有机会超越台湾吗？」；答案是否定的，那麽为何要害怕呢？反倒应该从长期思考台湾的核心优势，并以「剥洋葱」的方式，分阶段取得战略性的价值。

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规模、效率是生产制造的关键要素，而地狭人稠的台湾，更是将产业群聚效益发挥到极致。2000年前后，台商大举前往国内发展，生产基地也从珠三角延伸到长三角，甚至成都、重庆、郑州落脚，国内的经验是垂直分工的极度发展。加上iPhone出现、国内本土经济蓬勃发展，在国内制造2025的概念下，给了国内建构本土电子工业供应链的契机。在地政府支持的电子大厂遍地开花，开始与台商争抢苹果（Apple）供应链，而国内本土业者除了垂直整合的条件之外，更可以利用本土市场往水平整合的创新需求推进，很多人都预判台商的好日子已经到了尽头！如同前述，1979年新竹科学园区创立之初可以用乏人问津来形容，但台湾的产业政策跟企业经营一样充满了弹性。不像是日本的竺波或韩国的大德科学园区，过度偏重研发，导致科技类的生产制造活动难以落实。台湾的科学园区也欢迎量产制造，更与几公里外竹东工研院高度连动，两者之间相互支持，但不相互统属，也保持了该有的独立性与弹性，这些都是新竹科学园区的成功要素。1980年代的中期，台湾个人电脑与周边设备制造业开始起步，从汐止一路往南延伸的科技工业带，正因为新竹科学园区有了很好的中继力量。本土的电脑制造业、海归的半导体菁英，都在竹科的大旗下形成新的产业聚落，如今更因为半导体制造能力而名闻遐迩。竹科有限的土地已经充分利用，政府在台南、台中复制了产业聚落，也得到很好的成效。但我们相信「竹科」的大名不仅可以是台湾的护国神山，更是台湾产业新南向的尖兵。诚心建议竹科以授权或合作的模式在南向国家插旗，有了竹科之名，台商更容易形成产业聚落，而在地政府「忌讳」竹科之名，也不至于过河拆桥，将竹科经验传承、复制、善用到海外，可以让竹科的无形价值再创新局。

我们可以从印度、越南、泰国进出口的半导体与电子产品结构，虚拟研判未来的供应体系。东协南亚主要国家进口的半导体，多数是从国内、香港运筹，但国内、香港并未具有国际销售实力的半导体零件，反倒是台商业者举足轻重。一般而言，零件代理商将客户区分为TBM、CBM、MBM（详见上一篇）。根据DIGITIMES在第一线访谈数据得知，现在东协、南亚进口的半导体零件，主要是以台商体系的需求为主，国内业者次之，反倒MBM的成长有限。以印度进口的半导体为例，将近80%来自国内与香港，显然就是台商在当地运筹体系调度的，而不是原产于国内的半导体。这个大趋势对照地缘政治上的演化，显示、模拟了零件代理商未来可能的布局。一方面在地业者将会崛起，印度的TATA、Vedanta在与台商结盟之后，在地业者的比重将会增加，加上台系的富士康、和硕、纬创三家公司在印度生产的手机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甚至已经开始出口海外市场。加上台达电与服务器、网通业者都虎视眈眈，尝试满足当地的需求，台系业者的需求将大幅提升，也提供台湾重新思考以桃园机场、新竹园区为核心的「亚太运筹中心」计划。1990年代中期，台湾尝试推动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并不成功，关键在于台商往国内移动，且都以国内为外销的第一选择，导致过去20多年，两岸贸易的失衡，台湾也出现过度仰赖国内市场与产业的现实。前进国内的产业界以效率为尚，经营上各自为政，但未来的物联网、区域生产需求，都需要更完整的解决方案，例如系统制造大厂与电源业者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变。过去以国内为核心时，大家各怀鬼胎，都会担心口称合作，但私下备战的心态。现在市场延伸到东协南亚，就算大集团也认为「量产」不是唯一选择，「分工」可能是最佳的事业模式，愿意思考战略合作的企业正在大幅增加。1980年代初期，台湾的零件代理业以代理商、贸易商的身份起家，之后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国内生产基地的需求，开始建立技术支持与智能仓储的能力，而透过上市柜的程序，社会资本也给予适当的支持，如今的零件代理业也成为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2005年开始，世平兴业透过整并，与品佳、友尚、铨鼎合组大联大控股集团，成为全球顶尖的零件代理商，近几年推广LaaS（Logistics as a Services）的概念，希望透过共同建构的智能仓储系统，提供多样化的仓储服务，甚至透过流通数据的掌握，深化仓储服务业的价值，将主力业务延伸到医药、红酒等高单价的运筹服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