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谈ChatGPT，但没有常识的人，基本上就跟问道于盲差不多。您知道吗？为什麽抵达印度飞机都是半夜到？除了印度是欧亚航线的中间点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3~7月间，印度白天的温度高达摄氏40度，天气、高度会影响飞机燃料效能，就算是半夜起降，通常也是35度上下，对航空公司而言，这会影响起降、运载能力。除了太热之外，空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跑道也必须比较长，这是常识。做为一个台湾人，要觉得我们很幸福，完全没有这类的困扰，甚至因为位处西太平洋中段，所以往哪儿飞，都占尽了便宜。别小看这件事，2022年航空用油比2021年贵了55%，而油料成本超过航空运输成本的3分之1，哪种飞机适合飞长程、飞短程，会高度影响获利结构。台湾就在西太平洋中段，从事运筹服务有很大的优势，现在不懂的可以问ChatGPT，但如果您能比较有深度地问问题，我想ChatGPT可以给您比较好的答案！前一段时间，媒体都在报导国内疫情严重，死亡人数会以百万人计，现在大家都不吭气了！今天听一位经济学家说，下一波经济成长动能会是内需驱动，但内需驱动的品质、内涵不如出口、制造业带来的价值，国内会不会成为2023年下半全球经济的成长推力，查阅国内的出口数据就知道了吗？当然不是，因为国内、香港出口（转口）的半导体与零件，很多是台商、韩商的贡献，如果您不知道产业结构，不能一眼看穿里面虚假的「眉角」，您可能跟ChatGPT问错问题，也可能找错答案！我给自己出了一个假想题，如果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问我，如何在印度布局手机的生产基地？这个问题向ChatGPT询问时，它给我的答案是只有2021年以前的数据，您的反应又会是什麽？其次，如果我拥有一个完整的数据库，我会从「苹果的主力产品线」、「100个主力供应商」、「电子业的供应链分类」与「时间构面」来探索信息的价值。我是做产业分析的老鸟，我知道客户要什麽，所以我有能力定义问题，定义我们经营的市场，而客户也信赖我。所以现阶段我完全不担心ChatGPT可能带来的影响，反倒想利用新的应用科技超前部署。就一般人而言，确实从ChatGPT可以得到补充性的答案，但对于动辄百亿元营收的事业体，您真的靠这样判读数据吗？所以，李开复说「记者与产业分析师」将是艰困行业，对别人而言可能是对的，对DIGITIMES而言，却不能一概而论。好的分析师要知道怎麽定义问题，而不是解答所有的问题！

在国内改革开放刺激下，印度也选择了更开放的经济政策。1992年4月底，我应印度电子工业部（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常务次长（Secretary）Vittle邀请，在酷暑的季节到访德里。40度的高温下，一周内我遍访了当时印度最大的科技公司，并在印度的电子工业部畅谈「台印产业合作之道」，那应该是台湾科技业第一次与印度的互动。30年后，我在印度驻台代表戴国澜（Gourangalal Das）与印度外交部的邀请下，到浦那参加「亚洲经济论坛」（Asia Economic Dialogue），并主讲「The Resilience of Semiconductors and ICT Supply Chain」。2022年印度从东亚国家进口的电子产品，表面上超过8成来自国内与香港，但其中有一大半是来自台商的贡献。由于台湾在半导体与电子产品供应链上具有高度的影响力，印度电子供应链的韧性，当然与台湾关系密切。若IMF的估计成真，203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那毫无疑问是个A级大国，但也因为这样的潜力，印度官员有严重的「大头病」，总认为自己的国家市场这麽大，请你们来投资是来分杯羹，这是敬酒还是罚酒，外国人分不清，印度人也讲不清楚。从1991年印度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吸引了12.7万亿美元的外资，而印度仅有4,680亿美元。国内透过外资建立的生产体系，已经让国内成为世界工厂，国内的制造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光是印度对国内的贸易逆差便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中印基于历史的因素加上边界争端，导致1962年的中印战争，如今再怎麽努力，中印之间的矛盾得等待特殊的时机才能化解。印度面对的国内，已经不是1962年时经济规模相近的国内。2022年国内经济总量已达到18万亿美元，几乎是印度的6倍之多。面对这样量体的国家，印度的艰难可想而知。从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开始，国内贷款的国家也包括国家信用欠佳的马尔代夫，与面对环保、疫情冲击的不丹。表面上，印度外交部长贾桑卡说，印度提供邻近国家的援助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但国内一带一路早已经布局妥当，加上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争议，这些都可能在两岸出现关键变化的时候，成为国内与印度交易的筹码，台湾不可能对这样的可能性毫无防范。印度还有一个心腹之患是巴基斯坦，国内以「中巴经济走廊」之名开辟一条铁路，直通新疆的喀什，而其中有一段路将会经过中印未定界，这些争议的领土，未来在台湾问题上，都会成为中印两国伸缩国家主权的筹码。在浦亚洲经济论坛，我见证印度外交部长贾桑卡跟不丹、马尔代夫财政部长讲台上与讲台下的互动。台湾做为国际社会上一个特殊，且前所未有的存在，很多国家都在摸索利用台湾，平衡与国内关系的筹码。全世界以国内为第一大贸易夥伴的国家已超过100个，偏偏大家最关心的半导体与供应链都掌握在台湾手上。台湾人是要叹息「怀璧其罪」，还是要赞叹「生逢其时」，因为只有台湾人真正在第一线观察世界的改变！

台湾驻印度代表葛葆萱说，印度经贸部门积极与台湾接触，希望能引介台湾厂商到印度设厂。也许很多人会说印度有市场吗？印度的基础建设欠佳，而印度政府会真心实意地帮台商抬轿吗？印度政府高端官员有一个隐藏的意图「Hidden Agenda」，就是摆脱国内的依赖。在2020年以前，印度希望国内来投资，所以说印度「Less China」，印度对国内贸易逆差已在2022年突破1,000亿美元，「China Less」成为新的政治诉求。过去印度人总是跟台湾人说「台印之间谈经贸便可」，但现在却是印度官员出面要台湾官方游说晶圆制造厂到印度设厂。在美中贸易大战的大格局下，半导体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已经不是想像，而是正在演化的新趋势。我拜访印度零件公会时，公会理事长与秘书长异口同声地说：「该是台印携手合作的时刻了」。DIGITIMES在邦加罗尔有个特约记者，此行特别邀他在德里同行，让他更理解DIGITIMES的运作模式与新闻操作重点，并将印度的人脉传承给他。DIGITIMES怎麽界定采访的范围，并在正确的问题上追踪提问呢？我依据台湾产业界关切的五大领域「四大电信公司、印度EMS制造大厂、印度新创独角兽、印度软件外包大厂、积极运作的跨国IC设计服务公司，从产业界的角度，长期追踪并建立数据库，那麽对于印度高科技产业的理解，就可以进入新的层次了！至于政策要不要关心呢？政府重要的招商政策唯恐天下不知，而企业需要的信息因为所处的产业不同，前进印度的进程也可能有差异。DIGITIMES的优势不在于帮印度政府宣传，满足台商基本的政策信息需求，而是以「媒体＋顾问公司」的角色，透过专业活动促成更多台印公司的合作。台湾电子业越强，DIGITIMES伸展的空间越大。随行的总编辑乌凌翔问我，为什麽总是可以主导全场对话的主轴。我说：「台湾产业够强大，而我们总是基于利他的立场」思考双边合作之道，您以产业高度帮对手绸缪互动之道，对手怎不会喜欢您呢？

从前，台湾报关行多数只是以代理商的方式经营印度市场，直到COVID-19之前，中菲行开始经营印度市场，目前已经有40多名员工。随着印度经济成长的步伐，业务也稳定成长。来自台湾的报关行，当然熟悉台湾电子业的影响力与作业流程。如同海关统计数据显现的结构，目前整个出口到印度的供应链，海空运都有，进印度主要是在孟买附近的深水港，如果是空运，就以德里机场附近的运筹中心当枢纽，转运到清奈、邦加罗尔、孟买等印度大城。加尔各达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首都，优雅、松散的遗风仍在，加上长期是反对党执政，似乎比较少得到关爱的眼神，韩厂乐金（LG）、现代（Hyundai）则将重心放在穆迪总理的故乡古吉拉。印度朋友说，即将于2024年进行大选的印度，穆迪带领的印度人民党应该可以继续当政，但部分州的执政党可能换人，以印度「中央集权的联邦制」而言，仍然会有很多变量。过去印度最被诟病的是基础建设，但最近几年在稳定的经济成长力道支持下，穆迪政府大力推进各种基础建设，上任之初曾强调要建设「100个智能城市」，我不知道达成多少目标，但在德里与浦那的新区，都看到了高品质的新社区，这对有意经营印度市场的跨国企业是非常好的进步象徵。根据观察与朋友经验分享，目前不止主要城市与机场之间的连接道路已经完备，穆迪政府正在兴建一个「S型」的全国高速道路网，透过这个交通网络打通印度的任督二脉。这条交通大动脉将从东部的大港清奈起步，途经邦加罗尔、浦那、孟买，再分头前往亚美达巴德与德里。过去孟买与德里是两个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超级大都会，孟买到德里的1,500公里是印度最重要的经贸路线，也让人视为畏途，但平均时速只有25公里的铁路交通动线，成为国际社会的笑话。现在时速130公里的「印度新干线」已经完工，清奈到邦加罗尔路段也在施工当中。民主社会的印度需要考量多元价值，无法像国内一样剑及履及，但给他们一点时间，也可以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成长动能。从1991年改革开放至今，印度年均经济成长率也有7%，生活于贫穷线以下的人口，从45%降低到20%以下。德里与浦那街头几乎看不见无家可归的游民，沿街拦路要钱的人也少了许多，我在印度的微光中，看到了成长的希望。

最近ChatGPT火红，我尝试其不同应用。当中最有趣的是「测谎」。多次实验后，如果在问答互动过程能提出明确问题，这个工具的确有用，就如同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的「真言套索」（Lasso of Truth）。创作神力女超人的William Marston（1893～1947）给她一件很奇怪的武器，是一条很长的套索。任何人被套上，都会说实话。这件武器是在为Marston的发明做广告。Marston在1921年首创心脏收缩压测技术－量度血压和皮肤导电率，并研发出审问德国战犯的仪器，宣称有Marston的发明，「成功的说谎将成为失传的艺术」。Marston最后放弃计划，但其发明成为现代测谎仪机制的一部分。人类一直对测谎的想法着迷，甚至有一个欺骗检测的传言说：「如果有人在说话时抬头和向左看，他会对你撒谎。」所谓测谎是针对口头的陈述进行评估，检测是否有故意不诚实的行为。评估的项目包括沟通内容和非语言线索。换言之，测谎除了提问策略外，往往再加上捕获生理过程的技术一起使用。当我们撒谎或因疏忽而撒谎时，我们的身体往往会暴露我们的意图。测谎专家通过受测者瞳孔扩张、脸红以及一系列微表情和身体动作的变化，直观地感知虚假。有些人在检测欺骗方面非常熟练。例如扑克玩家似乎总是知道什麽时候有人在虚张声势。早在西元前1000年国内人就知道恐惧和担忧会伴随着唾液分泌减少和口乾的生理原理。其说法是，恐惧使人们瘫痪。几个世纪后，伊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通过监视神经来观察说谎行为。然而有些人的谎言非常容易测出，有些则非常困难。人都有说谎的艺术，欲准确判断某人是否在撒谎，可利用认知（cognitive）技术。认知技术正确扫描人们的所有表情。这种认知测谎范式有2类：第一种是心理技巧在面试时，故意造成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受测者必须在高压下回答问题；第二种是战略调查技术，着眼于几种提问方法，以确定真相讲述者和说谎者最不同的回答。我的国小老师最会应用认知技术，每当我很诚恳地为旷课说明理由时，她总是能抓到我的破绽。Marston之后有许多测谎机的发明。无论是人类还是测谎机，都使用启发式方法来确定某人是否在撒谎。当涉及到个人时，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用来过滤信息以确定撒谎，因此测谎机改用更可靠的量化数据，包括心率和血压。例如大脑中有一些血管会发生血液循环（circulation of blood vessels）。血管的循环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情绪。如果我们心情愉快，血液流动是正常的；如果我们处于亢进状态，大脑中的血流量会增加。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可检查出大脑中血管循环现象，判定是否说谎。机器的能力愈来愈强大，虽然并不保证是正确的，但足够可靠，可以在司法调查使用。AI出现后，检测谎言有更先进的方法。AI可以研究人类的行为、心理思维、身体手势。搭配声音和许多其他积极和消极的手势，凡举抬眼、身体颤抖、哭泣等，AI都可用来预测出愤怒、幸福、恐惧等不同状态。AI的答案非常简单、简洁、（希望是）准确。尽管人们担心AI技术能否正确识说谎行为，但测试显示，人工智能测谎机的效能优于人类审讯者。人类容易产生偏见，而机器则不会疲倦或分心，更少偏见。当AI技术再精进后，或许「成功的说谎真正会成为失传的艺术」。 

科学家们追求真理是亘久不变的道理，因此主宰整个宇宙的上帝，便成为他们心目中真理的极致。然而，追求真理的路途是坎坷及艰辛的，这又让科学家们深深觉得上帝的不可捉摸，而深受挫折。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大概是最有名以上帝之名，发表评论的科学家。他以「上帝不会掷骰子」，表达对于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所主张机率性假说的不认同。「我打赌上帝不会是个左撇子」，出此言的是知名物理学家Wolfgang Pauli，他以提出量子力学中「不兼容原理」（exclusive principle），而获颁诺贝尔奖。这时间点发生在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准备以Beta衰变实验，验证也是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在1956年所提出的宇称（parity）不守恒定律。宇称的意义在于，物质的世界中，经过所谓镜面反射，其所遵循的物理定律是一样的，也就是物理定律存在着空间上的对称性。杨李2位先生的理论说明在弱作用中，也就是粒子的衰变过程中，可以不遵守此守恒定律。吴健雄女士以钴60的衰变实验，证实只有左旋的粒子，参与此衰变反应，也证明此不守恒定律的确存在，也就是Pauli赌输了。可惜的是，当时有好几个实验小组同时间进行此实验，否则吴女士就有机会与杨李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说到上帝，最令人乐道的莫过于俗称「上帝的粒子」的希格斯（Higgs）粒子。在1960年代，任教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Peter Higgs，在研究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时，提出一个机制可以赋予基本粒子的质量；后人就以希格斯场（Higgs Field）称之，而这个场的量子化所衍生的就是希格斯粒子。从80年代开始，实验物理学家纷纷提出建造更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找寻希格斯粒子。然而事与愿违，寻找希格斯粒子的路途是一波三折，包括加速器的建造。因此实验物理学家Leo Lederman，也是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写了本科普书，而书名是Goddamn Particle「被上帝诅咒的粒子」，用以说明寻找希格斯粒子的挫折及挑战。然而出版商觉得此名不妥，书名也随后更改为「上帝的粒子」。事实上物质无所不在，而构成粒子质量的希格斯场及粒子，也就无所不在，所以被称为上帝的粒子也不为过。到底，上帝的粒子是如何被诅咒的?首先在美国雷根政府（Presidency of Ronald Reagan）时代，通过超导磁铁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or Super-collider；SSC），利用质子对撞产生的巨大能量，寻找希格斯粒子踪迹。这个计划始于1987年，在美国德州70米的地下，开挖圆周长87公里的通道，预期经费是110亿美元。很不幸到了柯林顿政府（Presidency of Bill Clinton）时期，国会否决继续开发此案所需的经费，而将资金挪到建造国际太空站。至今在德州的草原下，仍留下长度超过22公里的地下隧道。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在1989年就已经运作大型电子及正子（Large Electron and Positron；LEP）对撞机，正子就是电子的反粒子。这是个横跨法国及瑞士边界，地底下175米，圆周长27公里的庞然大物。LEP在初期并不是为发现希格斯粒子所设计，在其所规划的实验中，均获得不错的结果。实验物理学家则尝试增加对撞电子及正子的能量，企图一举找到上帝的粒子。就在LEP几乎达到该粒子的理论能量值时，发现几个惊鸿一瞥的零星个案，但却不具有完整的说服力，一步之遥令科学家们扼腕不已。CERN痛定思痛，在2000年时决心拆除LEP，在原址改建为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rdon Collider；LHC），这次是针对寻找希格斯粒子而设计，改采质子对撞。这一改就是10年光阴，以及80亿美元的经费。最后终于在2012年7月，经过2组独立的团队，分析相关的数据，分别得到足以采信证据，宣布找到希格斯粒子。历经超过50年努力，无数人力及资金的投入，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为浩大的科学实验。诺贝尔委员会也随即将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颁给理论提出者Higgs及Francois Englert等2位教授。当时希格斯教授已经84岁了。爱因斯坦曾说「上帝难以捉摸，但并不心怀恶意」（Subtle is the Lord, but malicious He is not），这说明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因斯坦晚年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周末时间仍到研究室工作，同仁见到他劝说不必如此地辛劳，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上帝礼拜天也没有休息」。

浦那大都会区大约有600多万人，市区有160万人，在旧城区里甚至有波斯人、拜火教的足迹。在孟买，波斯人叫帕西人，这里离孟买不远，也有波斯人选择在浦那落脚，旧城区看得到戴小帽的穆斯林，也看到波斯人的理发厅、寺庙。就像印度很多城市一样，跟着新的科技投资客，浦那在核心区外围建立新的城区，居民很多是来自印度各地的科技移民，至少在外观上我们看不出种姓或社会地位的差异。浦那具有气候的优势，相较于现在进入酷暑，气温已经超过35度的孟买，浦那低了5度的气温，让浦那有了吸引科技菁英与莘莘学子的机会。这里有知名的医科大学，更是科技公司聚集之处。德国企业很早就在这里布局，汽车相关领域的企业四处可见，德国人在浦那备受欢迎，台湾人也可以。哪些事是「普世价值」呢？说得出能对这个世界带来什麽样的贡献，就是可以被大家赞美的普世价值。离市区大约40分钟车程的新区，一大片挂着西门子（Siemens）的研发基地，附近是博世（Bosch），而印度在地的Infosys与Wipro、LTiMindtree，都有大批进驻的工业厂办建筑。跟随着这些菁英的进驻，大型卖场、星巴克、麦当劳等挂着现代标记的现代商业行为，也已经悄悄出现在这个中型城市。来自台湾，在浦那大学教书的刘奇峰教授说，德国企业抱团的竞争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厂商，根据DIGITIMES副总黄逸平的研究，在浦那地区共有32家麦当劳，也有三一冰淇淋，价格与欧洲相去不远。从西式餐厅的密度，意味着印度正走出旧世界，迎接新的时代到来！出门万事难，就算我们都坐在家里等印度客人上门，也不能只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还得知道印度是联邦制，有29个州，第一大州是恒河下游的北方邦，第二大州就是浦那这一州（MH）。北方邦2亿人，浦那这一州1.2亿人，跟河南差不多，但这里恐怕盖不起郑州规模30万人的iPhone工厂，为什麽？印度是个多种族、多元宗教并存的社会，但印度政治体系Inward-looking情况十分严重，相较于在国内一个工厂可以超过10万人的规模，在印度最好不要超过2万人，关键就在于要调和宗教、种姓、地域的差异。

印度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家族企业，亚洲经济论坛邀请印度本土的TATA与TVS，加上瑞士与芬兰的家族企业，以及一位日裔美籍的IBATA芝加哥大学教授，讨论在新兴经济体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家族企业应具备的企业社会责任。瑞士籍的全球家族企业联合会共同主席Farhad Forbes说，大家都在谈ESG，但所有的企业经营要从公司治理（Governance）起步，没有好的公司治理，就谈不上社会责任与环保价值，他强调利润与企业经营目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只强调这一代的利润，下一代必然会面对庞大的成本。来自日本，研究各国疫苗政策的IBATA教授也特别强调，生态平衡的城市经营理念，而日本在创意与政府规范之间的平衡，也值得新兴国家学习。芬兰家族企业TT Gaskets集团CEOAleksi Arpiainen是第三代少东，芬兰是在1940年代开始飞跃成长，由于地理、天候条件的限制，芬兰各地都有与自然共存的度假小屋。芬兰从建国起就非常重视环保，也知道与自然共生之道。相较于其他国家，芬兰更重视绿能，现在针对地热等新能源的开发，并将能源连结到工业的需求，芬兰也都是世界的翘楚。Arpiainen被问到企业是否还会传到下一代时，特别强调该传承的不是挂在屋顶上的招牌，而是企业价值与核心精神。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代能都具备企业经营能力，但家族企业可以稳定股权结构，以经营权来传递价值。Arpiainen与瑞士籍的Forbes都强调「Family Inside」的概念，掌握核心价值才是经营者的第一要务，而且强调不管走到哪里，都要用整个地球是一体的观念来理解环保的普世价值。在印度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家族企业，代表TVS集团的是集团董事，也是曾担任过财政部常务次长（Secretary）的高柏蓝（R. Gopalan）。TVS是印度最重要的摩托车供应商，在印度街头随处可见的嘟嘟车，很多都挂着TVS的招牌。高柏蓝说，商业的本质来自价值与信赖（Business goes for value and belief），这家来自泰米尔那度省的家族企业也已经传承超过百年，至今仍是印度的招牌企业之一。社会菁英能引导社会的进化，家族企业动见观瞻，且可以扮演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这也是家族企业的重责大任。印度是个多元、复杂的社会，如同高柏蓝说的，印度的问题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解决的。

就像ChatGPT一样，元宇宙也充满了想像力与潜在的市场商机。根据麦肯锡（McKinsey）新加坡技术专家Chau Nguyen指出，2022年全球元宇宙商机大约在2,000亿~3,000亿美元，目前80%是消费性市场，20%则是企业应用的商机，估计到2030年将达4万亿美元，企业用比重将提高到30%。一般而言，消费性质的元宇宙应用集中在游戏领域，但未来从教育、体育、医疗、零售都可能融入能与生活串连的元宇宙商机。例如，走入球场可以知道每个球员的背景数据，透过镜头追踪球员动态，甚至连结各购物平台。也可能透过Google地图服务，进入3D、4D的情境，在超商、购物中心与商品、供应商进行更多的连结。如同ChatGPT一样，它们都可能成为驱动下一代商机的核心力量。对晶圆制造厂而言，用掉最多运算能力的应用就是好的商机，那对印度而言，元宇宙意味着什麽样的产业发展契机呢？元宇宙应用具有多元变化的特性，简单说就是人性行为的再深化，应用光谱就像地球上80亿人行为光谱一样的复杂，参与角逐者要重视的不是销售机器的Push，而是入口与应用界面能让使用者、消费者觉得亲近、好用，这时本土市场的规模与精致程度，就会影响厂商参与。Chau Nguyen指出，亚洲年轻一代对电子设备的运用比美欧毫不逊色，而亚洲新兴国家，特别是印度拥有庞大人口，市场商机毋庸置疑。我认为这是印度的第一大优势。其次，印度拥有最庞大的软件人才，各种需要标注或庞大人力的软件基础工作，印度也是很好的选择。第三是不在台面上的优势，硅谷的科技领袖终究有一天会与印度进行更多的连结，而这个时机已经近在眼前。一旦这三者高度串连，印度将成为元宇宙最重要的国度。但印度的科技产业有没有短板，或者短期内无法突破的障碍呢？有的，就是硬件的设计与以半导体为核心的制造能力。无论是数据中心服务器的微处理器，还是NB、显示设备与各种AR/VR设备的生产，没有台商很难成局。印度心知肚明，已经针对半导体与ICT供应链的发展进行整个生态系的规划，国内崛起、国内模式，都是印度取材学习的典范，但最成功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模式在台湾与韩国。可以想见，半导体招商的对象不是韩国，就是台湾，但英特尔（Intel）会是程咬金吗？台湾如何理解前进印度的时机呢？

台湾的半导体与ICT供应链，经历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如今已经成长茁壮。只做代工的台湾，重要性被低估了，如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是「Inside-out」。新加坡的半导体工业也有9座半导体工厂，产业实力也不容小觑，只是新加坡的半导体工业，仰赖的是跨国企业的投资，缺乏由内而外、逐步成局的过程中，按部就班学习的经验。新加坡谈起半导体工业，多数的议题只是在水电人才，很难建构自己的产业论述，也没有完整的产业统计与信息发布系统，因此最需要的是「Outside-in」的功夫。门里、门外的差异，在台湾与新加坡产业的内涵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我在前往印度浦那的路上，路过新加坡拜访新加坡半导体产业协会（SSIA），这个协会有200家会员，理监事成员来自各大外资企业的经理人，协会负责人是来自GlobalFoundries的Ann Wee Seng。同样来自半导体业，我们讲的都是「行话」，对话的内容非常容易对焦，他们也都明白「去全球化」对产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新加坡利用官僚系统的效率、灵活的奖励措施，创造出与邻近国家非常不同的形象，进而成为跨国企业经营东协南亚的枢纽。大联大的南亚东协总部就在新加坡，他们将核心客户区分为TBM、CBM与MBM，MBM指的是「Multinational Based Manufacturers」的缩写。相较于台湾与国内谨守「Taiwanese」与「Chinese Based」的概念，小小的新加坡，以国际市场当成思考产业的格局，推演出来的政策也是以此为基础。在「去全球化」的新时代，新加坡面对的挑战很多，他们不过度期待国内的投资，国内的企业习惯于跟政府「要政策」，出国比赛，大家面对一样的情境时，国内公司出国的意愿就不像在家里那样强大了！洗钱、大基金的背景，都有正、负面不同的意涵，国内采取外汇管制措施，资金无法自由流动，进了国内的钱，从国内生产基地赚到的钱不一定出得来。加上「国内梦」的想像，外资是「Outside-in」，国内本土业者想的是「Inside-out」，把钱「润」出来，反倒是产业界热门的话题。对新加坡而言，真正该做的是扶持邻近的东协国家，发展由内而外，能结合人口优势的在地应用。PC与手机产业都是Top-down决定大订单的流向，但电动车、车联网都有「Bottom-up」的机会。区域型的生产体系很重要，在地的论述与产业基础更是关键，但东协国家如果还在期待外资，那麽这些外资大厂会将核心的价值留在自己本国，无论是Taiwanese或是Chinese Based的经营逻辑，对东协南亚国家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看起来这一波「去全球化」的过程，似乎给东协南亚国家带来很大的商机，但回顾过去半世纪的发展过程，真正把「高附加价值」电子产业发展出来的国家，其实仅有中美日韩台等少数几个。拥有9座半导体厂的新加坡其实还在门外，在水电都会面对很大压力的国家，产业的发展战略也不会一成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