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假在家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的新作《艰难的抉择》，卜睿哲是台湾通，旁徵博引的数据颇有参考价值，他从台湾困境出发，论述两党的政治人物在年金改革与核能政策时，常常都是政党利益大于社会效益。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议题，但台湾专家写的没有人看，因为我们总是怀疑写文章的人别有所图。此外，卜睿哲对于台湾所得分配与人才困境，也有些独到的观察。不久前，DIGITIMES帮台湾半导体协会完成「2022年IC设计产业白皮书」，在报告中指出，如果到2030年为止，台湾IC设计产业维持年均6%的成长，估计台湾还需要3.4万名IC设计人才。然而IC设计人才多数来自电机、资工、数学背景，台湾每年STEM背景的研究所毕业生不过1万人上下，联发科、瑞昱、联咏相互竞争之外，还得面对半导体厂、IT公司抢人才的压力。其次，从整个台湾的角度看，到底需要什麽样的人才？从需求而言，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工程人才供不应求，但根据麦肯锡（McKinsey）研究，「人员管理、企划决策、创意，能与利益关系人沟通的人，被自动化工具取代的可能性最低」。另一份研究指出，台湾的人力资源欠缺非重复性，分析型、互动型，包括创新、创意性的工作，以及积极在国际市场上与他人竞争的能力。这些人一定要是理工背景吗？我们公司的研究员，念理工与社会科学的人大约各半，表现好坏与长期的价值不是因为大学之前念什麽，其他媒体高层说：「愿意，比能力重要」，我也深以为然。如果「忠诚」意味着极度忍受大材小用的工作，那人生是灰色的；如果年轻人得放弃赚够钱去结婚的念头，才能去寻找自己最喜欢的工作，那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双重困境。从很多条件思考，依附在台湾科技主流产业的高端服务业，可能是我们共同的机会，在大型服务业的员工薪资比家族企业为主的小型服务业多出54%的薪水。支持本土大型、专业的服务业，就可以多聘用念社会科学的人，这些都是可能的路径，但您得确定自己是不是顶尖的社会科学人才，也要禁得起在科学领域里的考验。当然，跨域的人才得有伯乐，也得有发挥的平台。台湾200名员工以上的本土大型服务业，除了代理、电信、金融之外，还有多少机会呢？在量产制造领域上发光发热的台湾科技公司，愿意给本土非理工科系的毕业生多少机会？

DIGITIMES 25周年庆，回头观看已经半个世纪的新时代电子业，我们必须谦虚面对前辈的成就。我常说：「亚马逊（Amazon）是一家伪装成零售代理商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公司，正尝试从Computing Cloud，进化到AI Cloud」；同理，DIGITIMES是一家表面是报社，以电子业为基础的专业信息提供机构，这些面貌都是跟着时代需求与新技术冲击逐渐演化的。过去半个世纪，到底谁是开创事业的英雄？1974年带领RCA计划的胡定华过世了，我想到曹兴诚、史钦泰。我也想到1974年创业的郭台铭，1975年接手神通集团的苗丰强，1975年创办光宝集团的宋恭源，以及1976年创办宏碁集团的施振荣。我是创业家，深知在荒芜大地上开疆拓土之苦。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都是国家的英雄，不再需要大家吹捧丰功伟业，但面对问题的智能与勇气，仍应被忠实的传承与理解。这一系列的纪录片，我并未参与事前的企划，或者代邀哪些人应该接受访问。我相信亲身参与，主导纪录片拍摄过程的同仁，自然可以体会事情的优先顺位，学习前辈的创业精神。在受邀的前辈中，光宝集团的宋恭源传话希望与我见个面，前辈召唤，我当然立即回应，前往瑞光路的光宝大楼探访宋恭源。1995年，我写处女作《电脑王国R.O.C》时，与宋先生促膝长谈，仍然记得他跟我说：「我只是在失业与创业之间找一条生存的路而已」。1960年代末，宋恭源在高雄的封测厂工作，之后到德州仪器（TI）中和厂效力。几年之后，德仪有意关闭中和厂，面临失业压力的宋恭源选择跟德仪商谈接手工厂的可能性。也因此光宝集团诞生了，之后并从Discrete扩展到电源与显示器等新兴领域。现在的光宝集团有6万多名员工，成为台湾科技业的顶尖企业之一。DIGITIMES同仁以《礼记》中的五个节令，串连第一代创业家，并分别探索每个不同阶段的时代意义。但毕竟不是那个时代成长的年轻人，同仁们深怕挂一漏万，而宋恭源亲自指导画了台湾半导体产业演化图，为我们定锚、解惑。宋恭源说，台湾的半导体业启蒙于施敏自美返国作育英才，第一个本土博士是张俊彦。之后在英特尔（Intel）、超微（AMD）成立的那两年，施敏与邱再兴在1969年兴创办寰宇电子，也成了施振荣的第一个东家。1970年，张俊彦创办万邦电子，而工研院与经济部的集成电路发展计划，都与这一批人息息相关。问宋恭源为何成为第一家上市的电子公司？宋恭源说1970年代的台湾，是「两分利」的时代，不从社会募集资金，很难活下来。光宝走向资本市场，也成为后继者的典范。半世纪功业的创业家，人生已然淡泊，但做为专业媒体，我们应该给下一代留下什麽样的纪录呢？

日前去新竹拜访前工研院史钦泰院长，院长说他在1973年加入工研院，次年参加半导体的RCA计划，至今正好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前面30年在工研院，从基层做起，做到院长。史钦泰从院长退休之后，到清华大学任教，至今也有20年了，半个世纪专注在半导体业，用两个工作涵盖一生，看到蓬勃发展的半导体业，一定非常欣慰。对他自己而言，这也是最好的选择吗？史院长说，人生有很多种选择，他选择Top-down的研究工作。在企业工作很难由上而下，综观全局，这是工研院最大的优势，而他也乐在其中，但工研院鼓励人才流动，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天性、专长，只要乐在其中，自然没有后悔的念头。史钦泰是个学霸，台大电机毕业后，到史丹佛念完硕士，博士在普林斯顿完成，这种背景的人在美国找个工作一点都不难。问他问什麽要回台湾，他说：「回家需要理由吗」？我比史院长小一轮，这辈子也只做过两个工作，我在资策会MIC从基层做起，12年半的经历。之后出来创业，这个月创业满25周年，说穿了我这辈子只跟「产业研究」的工作打交道，我明白史院长的「自在」，有些人生的经验得用青春去换。最近我读完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新作《艰难的抉择》，内容提到台湾的传统服务业落伍，而先进的服务业比传统服务业薪资高出54%，台湾超过200人以上的服务业，除了金融业、大型代理业之外非常少见，而知名的会计师或法律事务所，几乎都被外商一网打尽，如何创造台湾本土服务业成功的典范呢？IBM从硬件发展出软件，再转型成服务业，是很好的典范。有鉴于此，史院长到了清大科管院任教后，也将服务业的概念落实在教学理念中。专业服务业需要时间的灌溉，也要承担初期建构建构企业文化，厚实事业发展基础的风险，这对台湾的社会环境与氛围而言是个挑战。台湾浅碟式的经济体质，强调快速回应市场的能力，发展专业知识型的服务业要面对很大的挑战。电子业者早期去国内盖厂扩产，投入大量资源满足客户订单需求，背后承担的是极大的风险，为了对股东交待，于是在资源挤压分配的情况下，创新就成了空中楼阁，经营企业是必须在某个时空环境下做出适当的决定，有时候不是本事，而是眼界与胆识的问题。史院长说人生像一本书，从「Chapter 1」出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做得很好，就是种享受。完成基本任务的初心不变，人生终究还是回归到第一章时，挫折也就算不上挫折，个人如此，企业和政府也是如此。越复杂的社会环境，越要定义自身的基本任务。我当产业分析师已经38年了，做自己最熟悉、最喜欢的工作最自在，也最得心应手。就像史院长一样，我知道「Chapter 1」是什麽意思！

今天是大椽（DIGITIMES）创业25周年纪念日，年轻一代的编辑建议以《矽岛．春秋》为题，拍摄一部纪录片，并以《礼记．月令》中的节令「启蛰、见虹、秀生、始收、雁乡」，分别记录台湾科技产业发展的历史。1970是「启蛰」的年代，台湾退出联合国、与日美断交，加上两次的石油危机，台湾人惶惶不可终日。但没有人可以预知那个困顿的时代，竟然是个细雨轻雷惊蛰前的时代。1973年胡定华、史钦泰开始在工研院工作，1974年启动到美国取经的RCA计划，同年富士康、神通创业。1975年光宝的宋恭源在失业与创业中做出选择，1976年宏碁创业，那是台湾新时代电子业萌芽的时代，我们以「启蛰」定义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赞美特定的英雄，因为这些英雄是成群结队而来。RCA计划里的胡定华、曹兴诚、杨丁元、史钦泰、曾繁城、蔡明介等人都是英雄，创办富士康与光宝的郭台铭、宋恭源是英雄，而在1980年代以个人电脑为主轴百花齐放的「见虹」时代，苗丰强与施振荣也是英雄。1980年代是个人电脑产业蓬勃发展的年代，宏碁与神通的小教授、小神通互别苗头，也走出从仿造的个人电脑，走向IBM兼容电脑的时代。与此同时，从生产计算器事业衍生出来的仁宝、英业达、广达成为NB产业的核心，许胜雄、叶国一、林百里各自走出一条路。而华硕、微星、技嘉、精英，不仅帮台湾建构一个横扫全球的主机板产业，衍生的和硕是电子五哥中脱颖而出的新兴业者，而微星、技嘉也在电竞、服务器等新兴领域超凡入圣。至于显示设备的产业，除了显示器之外，更延伸到面板、工业控制、车用电子等新兴商机。2000年前后，刚刚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台湾，天空上看不见乌云，在WTO架构下，透过国内的廉价劳力与社会成本，建构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最具竞争力的ICT产业供应链，从NB、手机、服务器到半导体，台商无役不与，也都成果辉煌，我们以「秀生」来定义这个伟大的时代。2007年iPhone上市，双向的数据流通，加上2008年国内成功的举办奥运，红色供应链崛起，台商瞻前顾后地进入「始收」阶段，纬创、可成等公司出售国内生产基地给在地业者，并开始布局产销双轨的新时代。2018年川普挑起中美贸易大战后，归属于西方阵营的台湾开始调整产业战略，更多的台商回流，开启了「雁乡」的时代。现在台湾人打群架，最不需要的就是特定的英雄偶像，我们也深信「大军未到，信息先行」的道理。DIGITIMES的中文名称是「大椽」，椽是屋顶上的横梁，「大笔如椽」是信念，而《春秋》是褒贬时事的史书，以《矽岛．春秋》为名，背后的意义是为产业喉舌，我们希望能跟卡塔尔王国的「半岛电视台」一样，为台湾的电子业提供专业信息，也在国际社会上为台湾发声！

奇景光电CEO吴炳昌在台湾IC设计产业白皮书论坛中指出，从财务回报而言，台湾很多IC设计公司都有获利，既然获利为何还要跟政府争取资源，或者甚至影响政府政策？吴炳昌强调，IC设计业是脑力密集，且是全球关注的产业，相关产业政策不是与国内其他产业对比，而是应从国际竞合的角度思考政策的有效性与必要性。DIGITIMES也认同，IC设计业是真正与终端设备客户对话的窗口，在未来应用驱动的时代，台湾拥有强大的IC设计产业是幸运，也是资产，怎可没有国家级的产业战略或布局。一般社会舆论要求的产业公平性，恰恰成为今天台湾面对国际竞争不公平的环境。以两岸前三大IC设计业者的租税负担率为例，国内前三大业者是7.1%，而台湾是13.1%。在国内，重点栽培的IC设计业者，前五年免税，第六年前租税费率是10%，都比台湾优惠甚多。其次，台湾的晶圆制造业蓬勃发展，且拥有结构性的优势，台湾政府预算与台积电营收相近，就算补贴也是杯水车薪，我们认为晶圆制造业对政府的期待是水电、人力等基础建设的需要，更需要或值得政府政策支持的反倒是IC设计业。企业的附加价值率包括营业净利、租税负担、员工薪资、折旧与资金成本。尤其是员工平均年薪，台湾IC设计业的龙头企业已经有几家超过新台币500万元，甚至高于台积电的300多万元，以联发科在台员工1.2万人估算，光是薪资就超过600亿元，对经济成长与社会公平的贡献度显而易见。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也以晶心科技为例，成立于2005年的晶心科技源自于政府的矽导计划，政府与企业同心协力，晶心科技才能在连亏10年之后反败为胜。其实这种脑力型、软件型的投资，无论胜负盈亏，产业生态系与人才、经验都会成为本土产业重要的资产。特别是现在主力大国亟欲建立本土半导体制造业，将奖励措施放在补贴生产制造，以掌握半导体稳定的供需体系。检视台湾过去的政府支持措施，可以知道政府不可能大规模补助半导体业，但将重心放在IC设计业，可能效益更高，也可以间接支持晶圆制造业，两者并无冲突。租税优惠不是在国内与其他产业相比，半导体是个高度国际化的产业，当然要对比其他竞争国家对半导体业的重视、方法来决定台湾的资源分配策略，台湾过去雨露均沾的政策与奖励措施，更可能是伤害高度仰赖优质人力，高附加价值的台湾IC设计产业。

半导体产业能在台湾开花结果，其实是个美丽的偶然。1970年代的台湾风雨飘摇，退出联合国，与美日断交，产业仰赖的是加工出口区的廉价与优质人力。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在参加RCA计划之前，就是在加工出口区工作。第一个做二极管，且在台湾成为第一家上市电子公司光宝创始人宋恭源也是，他们都是在那个困难的时代，成为产业发展的英雄与见证人。第一代参与RCA计划的前辈都成了英雄，1980年代，日本在广场协议的压抑下，给了台湾与韩国半导体产业上的发展契机。基本上，台湾的半导体业是本土型产业，所有的战略思考可以专注于台湾的竞争力。新加坡则不然，新加坡一方面把制造业维持GDP在25%以上当成国家目标，小国寡民的新加坡，要发展科技产业必定要仰赖外力，基本上台湾是因为成果丰硕，各国争相礼聘、邀约，是「Inside-out」的产业议题。新加坡没有本土工业，却有9座晶圆代工厂，这些来自海外的企业设厂，基本上是「Outside-in」，但不能说新加坡半导体业是「无根」的产业，新加坡的贡献在于「把公务当成商务在运作」，政府的公共服务就是贡献，也创造非常杰出的产业价值。李显龙说：「新加坡将在中美两强中找到最恰当的平衡」，一旦政治上取得平衡，就可以取得在商业、经济上最大的利益；而经济上的连结，也可以促使新加坡以小国周旋G2两强之间。但新加坡行，台湾为何不行？限制在哪里，不如新加坡的内涵是什麽？台湾受到国内制衡，导致政治上的分歧与不安定，外籍学生、人才流入的意愿、数量都受到影响，特别是东协的华人，在2000年以前并不喜欢刚从动乱中脱胎不久的国内。2000年之后，两岸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同时，国内采取更开放的外资政策，但台湾却开始「Inward-looking」的政策，争执台湾是不是华人的政府，让华侨不再视台湾为母国。在大环境的现实下，台湾只会愈来愈小，连召募海外工程师、学生都受到影响。相较于新加坡的务实，台湾似乎很不识相的与国际大潮背道而驰。台湾能找到与国际结盟的可能方案吗？全球念电机、资工的科技人才是有限的，而台湾是最成功的典范，只是缺人、少地的台湾，真的能够再创奇蹟，更开放、具前瞻视野的产业政策将会是成败的关键。

相较于其他产业，IC设计业对于少子化与本土科技人才不足的感受显然更为深刻。根据DIGITIMES调查，印度当地雇用的IC设计人员是5.6万人，美国是8.6万人，国内是12.1万人，台湾是4.7万人。事实上，印度没有IC设计产业，所有的IC设计人才是帮各国大厂打工的专家、工程师。包括高通（Qualcomm）、英特尔（Intel）、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联发科都在印度当地有庞大的研发团队。类似MindTree这些当地的业者，也不是真正设计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半导体公司，而是为外籍业者打工的外包服务商。缺乏资本市场的支撑，印度人才楚材晋用，但这个大趋势正出现松动。在美中贸易大战的氛围中，国家结构与国内相近的印度显然成为最主要的制衡者、受益者。1980年国内改革开放之初，中印GDP的经济总量相去不远，但现在国内GDP总量超过印度6倍以上。研究国内崛起、以国内为假想敌的印度论述，成为印度菁英社会的显学，过去7年印度所得倍增，主要城市的交通等基础建设已经大幅改善，加上美国在制衡国内崛起的过程中，偏好印度、善用印度也是必然的作为。印度政府以培养IC设计人才为基础的C2S（Chips to Startup）计划，将在2022~2026年间培养8.5万名IC设计工程师。近几年，印度积极以PLI计划引领外资到印度设厂生产，印度手机的进出口，已首度在2022年出现顺差。而台系的富士康、和硕、纬创生产的手机贡献过半的数据，显示从国内往外移动的生产轨迹，正从东协的越南、泰国往印度延伸。印度的ICT产业供应链会从手机、NB延伸到半导体吗？过去几年，大家谈到印度建立半导体工厂的计划都嗤之以鼻，但预期在2030年时，GDP总量将超越日本、德国的印度，国家战略不会是单纯仰赖外资的消极作为。台湾的富士康、力积电都表达了兴趣，而印度方面也放话，将在近期宣布更具体的半导体产业战略，甚至传言台积电也有印度计划。产业信息真真假假，但三年疫情肆虐期间，印度的软件代工业与台湾NB制造业都是「Work from Home」的受益者，印度机场、高速公路、现代卖场，甚至整片的智能城市在郊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与5年前、1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加上穆迪政府的积极态度，10年之内，印度必须被视为全球半导体业重要的角逐者，甚至可能是继国内之后，真正有实力角逐国际市场的要角。

负责执笔台湾IC设计产业白皮书的DIGITIMES副总经理黄逸平指出，国内营收达1亿美元以上的IC设计业者比台湾更多，两岸在2020年前ISSCC论文数量差距不大，但现在国内业者遥遥领先，这些都是国内崛起的例证。两岸的IC设计业者中，龙头企业是联发科，2022年前三季的营收，也只有台系的联发科、瑞昱、联咏超过30亿美元，在两岸IC设计前20大公司中，台湾的三大业者维持领先。但台湾业者当中，挑战比28纳米更先进制程的公司很少，相较于国内全力发展半导体业，且从成熟制程到先进制程全面出击的产业发展战略，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台湾厂商。美国施压，进行多重管制，一方面让台商有了喘息空间，但另一方面国内业者必然在成熟制程上积极发展，实行进口替代，加上国内政府的补贴政策与蓬勃发展的手机与EMS制造业，国内的威胁显而易见。例如，用于智能电视、Android平板、真蓝牙无线耳机（TWS）、机顶盒等消费电子SoC，及显示驱动IC、电源管理IC、类比信号处理元件等，国内新兴设计业者都虎视眈眈。加上台系业者大多规模较小，如何汇整资源，成为台湾IC设计业者严厉的挑战。如果大趋势没有改变的话，到2026年时，台湾IC设计产业全球市占率，将从目前的18%下跌到17%，而国内将从现在的15%提高到18%，成为全球IC设计业的第二大国。以上的假设是基于目前的产业环境来预测的，但国内挑战并不小于台湾。超过12万名的从业人员，却只有315亿美元的设计业产值，显示国内的人力效率与单位产值不高。而太多缺乏实绩的业者分享产业资源，加上政府优渥的补贴，当然会形成过多资源追逐有限人才的弊端。与台湾最大的差异是，在美中贸易大战的氛围下，国内必须更仰赖本土市场，台湾过去以国内当地市场与来自欧美客户的OEM商机并行，红色供应链能否维持过去几年的成长动能，也将影响国内IC设计产业的发展。其次，汽车与工控用途的商机也是业者关注的新焦点。过去20年是国内基础建设的黄金机遇期，加上一带一路的需求，给了工控业者极大的商机，但基础建设已经接近饱和，以国内商机挹注产业发展的时机已过，这是国内业者的挑战。再者，2022年全球电动车的总产量接近1,000万辆，其中，国内业者贡献高达59%，如果大趋势不变的话，国内必然成为全球电动车生产大国，也可以顺势带动相关半导体的需求。从2023年初以来，国内生产与出口的电动车出现多起品质的疑虑，加上国内市场无止境的杀价竞争，国内的车用半导体产业显然出现裂缝，这是国内IC设计产业发展上的隐忧。简而言之，国内不再拥有「外卡」，未来参与国际市场的角逐时将面对真刀真枪，甚至反向的制衡，在没有国家保护、失去国内市场优势的国内业者还能出线吗？这些都是产业发展的未知数。

不久前，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总裁马诺查（Ajit Manocha）在印度举办的「亚洲经济对话论坛」（Asia Economic Dialogue）中说，未来50年仍是半导体的时代，我深以为然。半导体动见观瞻，而IC设计业更是未来应用驱动时代，引领跨产业连动的关键产业，这个产业美如天边的彩虹，除了美国之外，仅台湾占有一席之地。韩国半导体业的营收是1,008亿美元，占全球比重高达18%，关键在于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SK海力士（SK Hynix）在存储器市场与IDM型态的高额市占率。但韩国的IC设计业，2022年总营收仅有28亿美元，相较于台湾有400多家IC设计业者，398亿美元的营收，其中近百家已是上市柜的公司，甚至有3家名列全球前十大厂，台湾遥遥领先，堪称硕果累累。韩国的人口是台湾的2.15倍，但台湾IC设计业的营收却是韩国的14倍，关键在于韩国电子制造业过度集中于少数几家业者，韩国在地IC设计业者的商机无法与国内产业共创、共荣，而台湾却拥有庞大的电子制造业。光是2022年，包括富士康、和硕、纬创、广达、仁宝等500家上市柜的电子产品量产制造业者，背后5,000亿美元的产值，创造将近4,000亿美元的零件需求，这些本土业者的需求，是台湾IC设计业者发展的温床。台湾电子制造业本身规模庞大，在全世界前30大EMS制造厂的营业额中，台商贡献率超过7成。NB、手机这类产品的BOM零件材料成本接近8成，台湾产业拥有先天优势，但也因为过度集中于电脑与手机，在产业往电动车等多元应用发展时，也面对新的压力。台湾IC设计业的隐忧，可以从IC设计走跌的全球市占率看出来。台湾市占率从2012年的20%，跌到2017年的19%与2022年的18%。如果缺乏有效、具体的措施，DIGITIMES估计到2026年时，市占率还会进一步跌到17%，甚至可能会被国内的18%所超越。全球半导体市场5,751亿美元的规模中，有33%进入电脑运算产品，台湾擅长NB、服务器，加上35%归属于手机为主的通讯产业，台湾也是全球主要的代工厂，因此台湾IC设计业在NB、服务器、手机的数码IC项目上也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但在物联网大趋势下，应用驱动的新格局，将给台湾IC设计业带来新的压力。汽车、工控应用、军用的商机，都是台湾IC设计业者相对陌生的领域。在繁荣的背后，台湾IC设计业有很大的隐忧。

ChatGPT横空出世，推动人工智能（AI）更大的浪潮，也革命性地改变旧有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在麦克风增强应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结合自然语言处理和AI技术，麦克风可进行多种创新应用，包括语音识别、情感检测、声音分析、噪音消除和多语言翻译等。麦克风是Emile Berliner发明的语音输入装置。早期麦克风主要用于录制黑胶唱片。贝里纳成立留声机公司Gramophone，并以画家Francis Barraud的作品《His Master’s Voice》作为商标。商标中的小白狗名叫Nipper。Nipper有一次发现一部留声机，充满疑惑地歪着头打量，这个情景被Barraud捕捉下来，成为Gramophone的商标灵感。1901年，Berliner在美国成立胜利唱机公司（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后来被收购并更名为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图一：Emile Berliner（1851~1929）。林一平 麦克风技术的后续精进归功于David Hughes。Hughes在1878年对爱迪生麦克风的音量做出重大改进，并申请专利。这项发明在1920年代仍在不断改良，最终演变成大众今天使用的碳粉式麦克风。作为一名音乐家，Hughes的麦克风发明还挽救长笛在爵士乐中的地位。长笛的音量较小，当与其他乐器如小喇叭或萨克斯风一起演奏时，往往会被掩盖。因此，长笛通常只能在音高较高的部分做些装饰性演奏，让听众勉强察觉它的存在。有了麦克风的帮助，长笛的可用音域得到显着扩大，终于能在爵士乐演奏中大显身手。笔者的研究团队正发展麦克风的AIoT技术，称为MusicTalk，希望利用AI技术改善麦克风产出的声音，其关键在于运用音律的原理。音律的原理是谁发明？应该是十六世纪朱载堉。朱载堉是明宗室郑恭王朱厚烷嫡子，发明演算法将八度音切割为十二等分，并制造出新法密率律管及新法密率弦乐器，是世界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乐器。理论很难，做法却简单。在调整琴弦时，将第一音弦的长度除以密率（亦即2的十二次方根），就可得到第二音弦的长度。以此类推，到达第十三次时，就会得到一个完全的八度音。远传饶仲华博士与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设计手机音乐语言，可以调整手机麦克风收音后的优化，其音律校正，源自于朱载堉的理论。图二：朱载堉（1536～1610）。林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