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亿人口的非洲，一年超过2亿支手机需求，这台湾人视而不见的商机，在国内传音的经营下卓然有成。没有人真正探索过前因后果，以及台湾公司为何错过？2000年千禧年刚过，国内宁波出现了名为「波导」的手机品牌，这个在地企业拿到第一桶金之后分裂成两个系统，一个做房地产去了，另一个系统在竺万亿江的带领下，把技术、管销的核心干部带到深圳，并在2007年创立传音，开始了十几年的非洲长征。2008年以后的国内，在北京奥运、一带一路的加持下，华为、中兴开始了新兴国家的基础建设工程，这对希望在新兴市场打下根基的传音而言，是个千载难逢的契机。有了不可或缺的网络电信基础建设，甚至是全套移植自国内的营运模式，这一批国内商人相信，只要找到立足点就可以在荒芜的市场中找到落脚契机。是的，他们成功在不穿鞋的非洲人当中，寻找销售各类鞋子的契机。过去大众媒体报导的非洲，可能是难民外流，危害南欧社会安定的源头，很少人花心思去理解非洲真实的面貌，乡下、边界或许还是待垦荒的处女市场，但在首都等都会区，其实与北非、南亚相去不远。基本上，非洲应该区分为与南欧高度互动的北非，以及自认为不是真正非洲，荷兰人、英国人仍有一定势力的南非。过去传统「Sub-Saharan Africa」的概念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荒芜大地，但真正细分的话，还得分为英属东非、法属西非，以及邻近南非的几个国家。传音初唱传音从东非5,000万人口的肯尼亚起步，据说第一年就卖掉400万支的手机，之后从肯尼亚慢慢向尼日利亚、衣索比亚、乌干达扩张。传音采取的策略是与在地代理商合作，联合华强北山寨机的生态系各自发挥优势，也各取所需。来自国内的商人担任大盘商，在地代理、资金、销售，都是由当地熟悉风俗民情的合作夥伴经营。赚到钱之后，这些商人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据说苏丹与索马里亚地方势力的不法所得很多进了肯尼亚等地的房地产，如此自己建构一个生态系。这种草莽的商机，台湾人、韩国人做不到，而苹果（Apple）、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也不愿意降格以求，拉低自己的品牌层次。根据IDC数据显示，2022年第4季，以Tecno、Itel、Infinix等不同品牌销售手机的传音，在非洲市占率已经超过4成，并将事业版图扩张到情况类似的巴基斯坦、孟加拉。手机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主打单价200美元以下的手机，买卖方式必然超越西方正规系统的想像，当然也硬挤出一块铁板商机。我想到一句台湾俚语：「鸡卵密密也有缝」，路是人走出来的，国内人在非洲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卖零件的台湾人，至少也得知道来龙去脉！ 

2020年后，IC设计业同业购并案例大幅减少，反倒从IC设计业购并软件业的案例大幅增加。根据统计，IC设计业购并同业的案例从2009年的67件，减少到2021年的21件，但IC设计业购并软件业的案例却出现了17个案例。超微（AMD）在2022年宣布购并数据中心软件平台商Pensando，希望能提高数据中心市场的影响力，并强化与英特尔（Intel）对抗的强度。高通（Qualcomm）在2022年购并车用软件公司Veoneer与Arriver，NVIDIA则购并了Excelero。而前十大IC设计公司的购并范例，以博通（Broadcom）购并VMware与赛门铁克（Symantec）最为知名。我们试着深度理解博通在AIoT时代的重心转移与未来的经营策略，提供还挣扎于要与国内IC设计在成熟制程上短兵相接的台湾IC设计业者。过去的半导体业是个技术挂帅的产业，上下游之间是种线性关系，上游设计产品，委托代工厂商交给组装大厂，基本上就完成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流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成为横向应用的显学之后，两者之间的力量相互拉扯，企业也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出适当的平衡点，做为新时代产品的市场定位。但更高明的厂商在布局跨业、跨区、跨领域的商机之前，先行思考软硬整合、体制改造的工作。以博通为例，2021年以610亿美元购并云端虚拟架构公司VMware，以利协助客户建立虚拟化服务时，各种投资的机器设备可以被运用到最佳化的状态。另外，在串连服务体系的过程中，网安成为关键议题，博通在2019年以107亿美元购并赛门铁克，但这些动作都是斧凿的痕迹，也给台湾专注量产制造，或者成熟制程的IC设计厂商些许参考。事实上，2018年博通买下CA Technologies时，最初被视为难有综效，但在2023年第2季时，博通营收中软件比例已达22%，如果考量VMware在2022年132亿美元的营收，我们要重新定位博通到底是一家IC设计公司，还是软件服务商。其次，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吸纳进来的业务，但很少人注意到斜杠之后，两大部门业务之间的整合与相互支持，是一种最高价的综效，也是台湾厂商最难突破的高墙。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管理大规模的美系软件厂商，但台湾内部的小循环不可行吗？透过新购并的软件平台，能深化价值与服务吗？经营者如果只是1+1=2，那是简单的算数，如何1+1=3或4才是高难度的管理挑战。这种事情，台系厂商经营干部很少谈，是老板不买单，还是老板根本不想谈？ 

IC设计业是半导体业，这毋庸置疑，只是IC设计业是制造业吗？这个行业分明没有工厂，所以也被称为「Fabless」，难道他们不是服务业吗？2022年台湾IC设计业的年产值大约400亿美元，由于这是个脑力、技术密集的产业，多数的附加价值来自台湾本地，如以台湾GDP总量8,000亿美元计算，IC设计业对台湾GDP贡献值可能在4%上下。DIGITIMES也是依附于电子业的专业服务业，与IC设计业一样，我们都是介于二级、三级产业之间的服务业，那麽我们可以自称2.5级产业吗？这种产业型态能否成为台湾产业发展的契机，甚至是平衡社会发展的力量呢？其次，想从事2.5级产业发展的企业，必须深度理解目标产业的特质，否则对客户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当然就定义不出好的价钱，甚至在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过程中被市场消灭了！如果从1970年代英特尔（Intel）推出微处理器、台湾推动RCA计划开始算起，大致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我的认知，1985年微软（Microsoft）推出视窗软件、英特尔的386微处理器带来康柏（Compaq）、宏碁领先推出兼容电脑以前，都是产业萌芽期，之后才是真正形成新时代产业的时代。1985~2007年iPhone上市之前，都是个人电脑主导产业的时代，而iPhone的双向互动功能，改变了世界电子业的生态，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为「移动通信的时代」。最近ChatGPT上市之后，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显学，黄仁勳说，这是人工智能的iPhone时代，意思是人工智能即将进入爆发性成长的阶段。先不论这样的评论可以被落实到什麽样的境界，我们可以先期探索在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相互激荡的AIoT时代，我们如何定义我们的事业，并为自己的企业找到新的定位，重新因为目标客户、服务方式的不同，重新订定新的价格方针？在个人电脑时代，台湾以「蚂蚁雄兵」的产业营运模式应战，一开始百花齐放，1992年时光是生产NB的公司就将近50家，彼此探询规格、杀价竞争，但内部的竞争创造出了产业竞争力。所以我们常说：「台湾人关起门来打得你死我活，但躺在地上的是日本人、韩国人」。韩国营运成本较高的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ornics）、乐金电子（LG Electornics）不敢撄其锋，选择以品牌、关键零件应战，经营成果较台湾毫不逊色，也形成今日台韩产业结构的差异。到了以手机为主力的移动通信时代，谁抢到苹果（Apple）、惠普（HP）、戴尔（Dell）的代工订单，谁就可能是赢家，强调ODM的设计能力、经济规模与资本运作都是成败的关键，企业拼命争取上市的机会，透过公开市场的资金进行扩张、对抗。这些故事离我们并不远，只是故事的剧本正在改变中。人工智能、服务器、绘图芯片引导的新时代，领先的NVIDIA与超微（AMD）意图巩固生态系，而现在跟他们购买芯片的亚马逊（Amazon）、微软、Google、Meta都在自研芯片。亚马逊、Google与高通（Qualcomm）、Marvell之间的合作，也可能是深化NVIDIA与联发科合作的触媒。产业之间的竞合关系不仅改变，也出现敌友难分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帮自己定位呢？

我常说：「网络世界里一定会有答案，但关键在是否问对了问题！」台湾的问题我们自己最了解，别以为找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国际顾问公司就可以药到病除，这真的是「门都没有」！台湾的优势在于制造业，也在于制造业中的「隐形冠军」，他们通常没有自己的品牌，专注在特定技术、市场区隔，《隐形冠军2.0》一书作者说，德语系以外的国家，就属台湾隐形冠军的比例最高。又说隐形冠军很多是家族传承，因此CEO的任职寿命通常是在20年以上，远高于一般企业的6年。由于台湾的隐形冠军与德语系国家相近，我们可以推演「制造业新增的产值、附加价值将集中于特定公司」，这种情况的后果可能与硅谷、旧金山的情况相近。富裕的产业、家庭继续买房、消费，但一般人却难以承受普遍性的生活成本上扬，年轻人不想买房、生小孩。我出生那一年（1958年）的新生儿是41.6万人，当时台湾仅有1,009万人；到1980年时，台湾有1,800万人，新生儿是40万人上下；到了2022年，台湾有2,326万人，但新生儿仅有13.8万人。政府已经发出警讯，2023年台湾的新生儿总数可能不到13万人，用每下愈况还不容易形容陡降的大趋势。如果问题在于产业不均衡，而台湾又不能弃守电子业，那麽往服务业挺进的发展路径存在吗？我们称制造业为二级产业，服务业是三级产业，现在制造业比重提升到已开发国家中难得一见的37.7%，而服务业仅剩60.7%。因为低端服务业吸纳大量人口，台湾研发投资将近一半来自电子业，传统服务业几乎没有研发、新创成功案例。我们都明白，未来世界所有的公司都要以数码资产相互竞争。举例而言，航空公司的会员体系就是个很好的平台，连结了飞航的航线、旅行社、机场、交通连结，我想像得到的是「元宇宙」的应用。有人告诉我，飞机是在最小的空间内，定义出「人的价值」的服务模式。我们不可能改变现在的服务模式，但却可以创造这些模式新的价值。很多产业案例都有一些定义与定位的问题，我常说亚马逊（Amazon）是假装成零售代理商的网络服务公司；DIGITIMES是假装成报社的专业服务公司，那麽华航、长荣能结合上下游，甚至旅客，跳脱传统航空载具的概念发展另类服务业吗？常有电子业的资深朋友说，台湾过去的成就都是因为理工人才的关系，这样的说法失之偏颇，也因为这样我们太专注技术、效率、成本，而缺乏「人」的味道。我们能重新理解产业经营模式的变革，为自己的产业找到新的定位，并跳脱「将本求利」，只做OEM订单的代工模式吗？

一趟硅谷之行，深刻的体验贫富落差、时代落差与产业落差的问题。旧金山与硅谷成为两个世界，在硅谷的史丹佛购物中心，穿梭着富裕的消费者，餐厅吃顿饭得支付22%小费，年薪20万美元以上的软件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但他们也担心，有一天自己被科技取代。ChatGPT一出现，英国电信、Vodafone立即宣布大量裁员，打败软件工程师不是另一家公司的软件工程师，而是软件或其他的新兴科技。我们都知道，真正成功的公司对手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一个是无法掌握的新科技。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说，人工智能技术进程提前了10年，企业经营者得站在第一线观察改变、因应改变。这个水太深了，一般凡夫俗子很难一窥虚实，赢家全拿的剧本不断上演，这几年不再有那麽多新创公司创造惊奇，比较受到瞩目的是生态系的呼朋引伴。打败一家公司容易，打败整个生态系困难或者旷日废时。在台湾，服务器上下游产业，从上游的IC设计、晶圆代工、封测、零件都有商机，下游的服务器生产、工控应用也都水涨船高。台湾的压力不在有没有商机，而是商机也集中在特定的产业领域，AI概念股被大家吹捧，只要能围绕在以NVIDIA与超微（AMD）的生态圈里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最近黄仁勳、苏姿丰分别到台湾停留了10天、5天，他们不是来享受家乡味、吃麻花卷的，是在网络巨擘动手之前先来绑桩。被绑的企业都可以分一杯羹，那麽分不到这杯羹的其他企业、产业，就要面对资源往赢家流动的现实。台湾不是没有荷兰病，而是变形的荷兰病而已。西元2000年时，台湾制造业占比跌到19.8%，产业空洞化的说法每天见诸于媒体。但在2018年起的G2大战，去全球化的新浪潮席卷全球之后，台商大举回流，累积投资资金为2.5万亿台币（约800亿美元），可以想像的是，回流的资金大多集中于制造业。根据政府统计，2022年的GDP中，有37.7%来自制造业的贡献，与2000年的19.8%相比，相去将近1倍。我们可以说过去20年台湾从「去工业化」，走向「再工业化」之路。从正面角度观察，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所得水准都是可喜可贺的大趋势，也都知道一级产业（农业）是弱势产业，服务业比重虽然高达6成，但薪资只占5成左右。亦即台湾的服务业是低薪的服务业，那麽「再工业化」的大潮无法扭转的情况下，我们有机会以制造业所需的知识服务业，为台湾的服务业带来新的面貌吗？

随着网络巨擘往自研芯片发展，与 NVIDIA、超微（AMD）的关系也必然会出现新的变量。而这些新变量很多会出现在台湾，台湾是观察全球科技产业变迁的制高点之一。首先，Google与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这些公司针对物联网、人工智能（AIoT）所研发的芯片是不是仍然需要最先进的制程，这会牵涉到台积电、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甚至联电这些公司的布局。其次，台湾掌握了ICT产业的供应链，从上游的数据中心，到前端（Edge）的芯片需求，无论是制程技术，还是供应链的整合，基于供应链的效率考量，不找台湾，也没有太多的其他选择。过去Amazon、Google这些公司都是从建立网络服务平台，吸纳大量的社群用户起家的。在拥有大量用户之后，开始建构自己的数据中心，采购服务器，提供企业等级的云端服务，藉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在整个过程中，网络巨擘在传统的惠普（HP）、戴尔（Dell）、美超微（Superｍicro）等服务器品牌之外，成为主要的采购商。DIGITIMES Research最新服务器产销调查报告显示，Amazon超越Meta成为台湾服务器产业的第一大采购商，排名第二的Meta也是网络公司，传统的戴尔排名第三，第四名又被Google拿走，显示整个产业生态有很大的改变。再者，惠普、戴尔从软硬整合、系统服务着手，而不是将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商机当成最高顺位。至于在COMPUTEX与黄仁勳同台的美超微董事长梁见后，也是台湾嘉义出身的科技创业家。他自然知道台湾供应链的优势，美超微早就将服务器的工厂直接设在桃园，直接融入台湾供应链。对电子产品制造业而言，「大水冲倒龙王庙」是必然，迟早而已。这是个多元交错的新商机，如果友达要做数码看板，怎麽可能不与佳世达、纬创出现利益冲突。我相信冲突一定会有，但大部分业务仍会持续，如果友达成为三星面板最主要的供应商，佳世达、纬创也绝不会因为友达发展数码看板业务，而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友达、群创握手言和，平常心看待即可；而NVIDIA直接向Amazon、Meta叫阵时，也不用太惊讶。 

企业为了维持竞争力，垂直整合不仅仅是口号，而是一直都在发生的事。台积电做先进封装，日月光怎麽想？1995年时，英特尔（Intel）在波多黎各生产主机板，台湾刚刚进入青少年期的主机板工业惶惶不可终日，我受命研究这个主题，研拟对应方案。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原来英特尔怕台湾主机板产业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产品上，跟不上不断更新的微处理器，因此创造了一个假想敌（或是诱饵），让台商绷紧神经。这样的策略在微软（MIcrosoft）的Surface Pro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谁敢说英特尔主机板计划一旦成功，会只是个阶段性的任务吗？现在类似的戏码正在硅谷上演，具有领先优势的NVIDIA，为了让自家的AI芯片有更大的空间，必然会抓紧制造合作夥伴布局服务器生产，长期来看，经营品牌或者针对商用客户提供更多云端的服务，也不令人意外。在网络巨擘之中，苹果（Apple）是市值3万亿美元的大腕，排在NVIDIA前面的微软、Google、亚马逊（Amazon）等市值都超过1万亿美元，而紧追在后的Tesla也没闲着。每家公司都有自研芯片的计划，他们与NVIDIA之间不会是永远的朋友，不仅在芯片上短兵相接的机率提高，在数据中心的营运上也都可能出现新的格局。Google、亚马逊等对手，必然会找高通（Qualcomm）、博通（Broadcom）、Marvell这些公司助拳，那麽联发科、瑞昱、群联这些台厂要扮演什麽角色呢？大家在新闻报导中，看到群联潘健成促成苏姿丰领取阳明交大的荣誉博士，而我看到的是超微（AMD）与群联背后可能的结盟关系。产业有变动都是好事，但得跟上脚步、有观察能力，不能只看花边新闻！对上游的晶圆代工厂而言，客户正出现结构性的改变。过去以CPU、应用处理器（AP）为主要客户的时代，那是为了电脑、手机竞争的高端运算之需，往尖端制程发展天经地义。一旦进入多元的商机，高端运算依然重要，但也可能出现更多差异化功能或软硬整合、网安等不同方面的考量。过去世界级的科技领袖到台湾，都是有适当的场合。半世纪来，微软总裁只来过两趟，一次是2000年的世界科技大会，另一次是2009年Steve Ballmer到国内时，顺道绕行台湾。当时Ballmer很满意台湾之行，临行前还落下一句话：「如果以后到亚洲来有三天的话，会留一天给台湾」。这次黄仁勳待了10天，苏姿丰待了5天，苏姿丰仅有一天公开行程，那麽其他时间都在做什麽？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台湾现在是「战略要地」，他们不会只是为了吃家乡菜而留在台湾的。基本上，这个产业没有永远的敌人，也不会有永远的朋友，但只要是台湾实力够的话，大家都会在台湾多停留几天！

这句话是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说的。表面黏着技术（SMT）是电子产品生产线最主要的设备，各国或主要企业拥有的SMT生产线，往往也反映该国或该企业的量产制造能力。DIGITIMES副总经理黄逸平查找过去10年全球主要国家进口的SMT设备，根据这些数据，我汇整出几个看法给大家参考。A. 2018年以前，国内是世界工厂，但在2018年川普总统揭开美中贸易大战的序幕之后，新兴国家争抢G2大战背后的商机，国内进口金额的变化就值得大家参考了。根据调查，国内的进口金额从2018年的92.74亿美元，减少到2022年的84.28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也从2018年的20.9%，减少到2022年的17.7%。国内进口的SMT设备会不会继续减少，相当值得注意。B. 美国、德国是工业大国，进口的金额仍然高居二、三，倒是墨西哥以25.65亿美元，超过越南的16.85亿美元，分别列名四、五进口大国，而在2021年之后进口增幅明显扩大，显示两国量产制造实力更上层楼。亚洲的制造大厂对墨西哥的生产状态相对陌生，未来也应有适当的追踪机制，了解墨西哥在美中贸易摩擦之后的角色变化。C. 台湾在2018年的进口金额为6.95亿美元，占全球3.8%，排名第十，但2022年的进口增加到10.55亿美元，全球占比提高到5.7%，这应与2018年以后台商回流，带回超过700亿美元的投资资金有关。2000年时，台湾因为产业外移，制造业占GDP比重跌到剩下19.8%，但根据台湾官方统计，2022年台湾制造业贡献GDP的比重陡增到37.7%，这是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从「去工业化」走入「再工业化」的过程，与地缘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D. 最后是印度，印度希望透过PLI等招商机制，加速印度制造业的进化，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印度已经是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第二大手机市场、第一大的两轮摩托车市场。过去印度在PC时代，因为没有具实力的本土品牌，因此很难吸引制造厂到此设厂，但不少业者看好印度市场的潜力，积极提升印度在地生产的比重。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早已布局印度，三年多前便在诺伊达（Noida）设置年产1.2亿支的手机生产线。而基于苹果（Apple）等相关业者的要求，台湾的富士康、纬创、和硕都在印度设置生产线，过去几年印度进口的SMT生产设备稳定成长，但在2022年却出现走跌的现象。是大家认为「水太深」，一时半刻难以掌握前进印度的运作模式吗？《印度之旅》书里有一句话：「英国人管理印度一、两百年，但印度还是印度人的印度！」，没有足够的想像力与长期耕耘的决心，印度就像是可口的蛋糕，但咬下去却是满口的沙子，这是一位韩国大公司印度主管对印度的评论。

半导体是菁英汇聚的产业，也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加上经营智能长期堆叠的策略性产业，谁拥有半导体业，谁就有产业制高点。我以棒球八强经典赛（Quarterfinal Classic）来形容这个赛局。美国是世界八强的种子团队，他们拥有最尖端的技术、设备，也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台韩各自拥有晶圆代工与存储器产业，也都是世界半导体业领导地位有力的角逐者。欧盟与日本工业基础雄厚，也有设备、材料工业，不会被遗忘在赛程中。倒是国内如何延续半导体业的计划，而印度如何善用大量的IC设计人才，以及未来的元宇宙商机，都是值得大家注目的。八强赛的最后一席，应是由参与会外赛的国家取得外卡。可能角逐的潜力国家，可能是近年来成为电子产品生产基地的墨西哥、印度，拥有丰沛自然资源的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以行政效率取胜的新加坡。1994年我派驻硅谷，我的堂姊夫40岁，他是当时在英特尔（Intel）逻辑IC设计团队，专攻486 CPU的成员，团队的负责人就是1961年生，现任英特尔CEOPat Gelsinger。当时Gelsinger以34岁的「幼龄」担纲，成为硅谷半导体产业的佳话。美国是个尊重创意，愿意承担风险，不论资排辈的传统工业体系，也因为这样，美国至今还能引领风骚。美国市调公司指出，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规模是5,75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从市场端，结合IC设计与系统整合元件制造厂（IDM）两种产业的总和。从这个角度观察，美国IC设计业贡献全球63%，IDM业者的贡献率也有42%，两者合计的总营收是全球市场的49.7%。也就是说，全球半导体产品有一半的机会是挂着美国的品牌在市场上销售的。美国之外，韩国的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SK海力士（SK Hynix）因为拥有DRAM与NAND Flash两大产业，靠着上述两大品牌，在全球市场就有17.5%市占率。再其次是以IC设计业取胜的台湾、日本与国内。至于晶圆代工、封测属于制造服务，EDA是设计工具，与材料、设备都是供给面支撑半导体产业发展，如果把之前需求面的IC设计与IDM业者统括在内，美国厂商依旧贡献全球的39.8%，其次才是台湾的18.3%、韩国的13.9%，以及日本、国内的9.8%与8%。以上五个国家，是目前全球半导体业的主要角逐者，欧洲虽有英飞凌（Infineon）、意法（STM）、恩智浦（NXP）以及设备厂ASML，但分散于不同的国家，欧盟如能整合，并在车用半导体上相互支持，未来仍是非常关键的力量。随着电子工业的重心从NB、手机走AIoT的新时代，半导体产业的营运重心正在改变，甚至所谓的「尖端芯片」也从过去的微处理器、应用处理器主导的架构，走向AI专用芯片等更多元的结构。不仅如此，顶级的晶圆制造正从前端延伸到后端的封测，而过去总是说量产不易的砷化镓（GaAs）、碳化矽（SiC）等功率半导体，也会有新的进展。在AI芯片进展的同时，三星存储器也开始强调HBM-PIM的功能，Edge端商机也不再是空中楼阁。

2008年的次贷危机、金融海啸，不仅让全球金融业重新洗牌，在半导体业的世界里也是天翻地覆的一年。在金融危机之后，台韩两国，特别是台积电与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都采取逐年加码投资重装备，扩大领先差距的积极战略。2008年主办北京奥运而获得举世赞赏的国内，不仅自信爆棚，在2009年的GDP总量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在超级电脑、国防军工产业的需求下，也开始试图加速发展本土的半导体产业。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因此水涨船高，如果把过去15年的半导体设备市场分成2008~2012、2013~2017、2018~2022三个阶段，第一个五年全球累积的半导体设备市场是1,658亿美元，第二阶段是2,037亿美元，第三阶段甚至暴增为4,058亿美元。苹果（Apple）iPhone在2007年上市，从此手机进入智能应用的新时代，双向传输数据的手机，需要更强大运算功能的应用处理器。这15年间，台积电、三星为争取晶圆代工主导权而竞争。谁抢到苹果、高通（Qualcomm）、联发科应用处理器的订单，谁就是赢家。台积电脱颖而出，也对比出台湾比其他国家更积极的半导体设备投资企图。在2008~2012的第一个五年中，台湾购买的设备占全球市场的23.3%，台韩日中等东亚以外的国家，也贡献了35%。但在2013~2017的第二个五年中，台湾贡献了26.2%，而东亚以外的国家也贡献26.4%。到第三个五年（2018~2022），台湾贡献了23.7%，而非东亚四强的国家仅有18.9%。这样的态势，导致2021~2022年间车用零件缺货的问题，且将责任推到台湾、韩国厂商身上，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做法。就像19世纪的淘金热卖圆橇、锄头的商人一样，起步较早的欧美日设备大厂都能取得先机，东亚的制造厂投资，最后赚钱的可能是欧美的设备原厂。在现代的竞争社会中，谁更努力就更有竞争优势，这是我们的普世价值。最后，国内采购的半导体设备金额在2018年后大幅成长，关键是「大基金」激励民间投资的结果吗？在国内进口的设备中，有多少是三星、SK海力士（SK Hynix）、台积电、联电、美光（Micron）在国内投资的设备呢？在「国内制造2025」的背后，容易出现「过多资金在追逐有限人才」的问题，国内如何导引资源的正确流动，以及国内在美国单方面的技术制裁背后，如何说服国内外的菁英一如既往的继续努力，这将是国内产业政策主事者需要克服的障碍。对设备原厂而言，如何在分散型生产体系的背后，如何创造另外新的主流需求，也将是欧美设备原厂的重要挑战。韩国或是台湾半导体厂的成功经验，能复制到新兴国家吗？有为者，亦若是，也许设备原厂邀请韩国、台湾专家到新兴国家分享产业发展经验，更容易激起新兴国家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兴趣，而与韩国、台湾厂商合作，也可能是各国发展半导体产业最快的终南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