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叙时光》节目我邀好友丁菱娟，分享她的人生经验。丁菱娟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掘自己独特的优势，第二个阶段创业，现在进入第三个人生，她想做什麽呢？1980年代中期，台湾电脑业刚刚起飞时，丁菱娟投入宏碁门下，从产品展示、行销企划样样都做，学会在科技业生存的基本技巧，也感恩上市的宏碁给了她第一桶金。之后加入精英电脑，做的也是企划工作。1992年时，拿着仅有的积蓄去念书，不为别的，就为了圆一个梦。返台之后，决定以自己的专长创业。她是台湾第一家科技公关顾问公司的创始人，她知道跨国公司的需求，而传统的公关公司对于科技业的理解不足，这是她的机会，也符合她的专长。之后，奥美公关基于扩张台湾科技领域市场影响力，购并丁菱娟创办的「二十一世纪公关顾问公司」，改名「世纪奥美公关顾问公司」，她在担任几年董事长后功成身退。已经拥有丰富人脉与经验的丁菱娟，选择AAMA等公益服务事业之外，又创办了「影响力品牌学院」，专门针对台湾的中小企业传递公关专业知识，并分享创业心得。录影之前，我传了个短讯给他，我说我们两人有30年的交情，如果唇枪舌战，容易针锋相对，不如正面思考，谈谈对方的优点。我说，「气度」、「美丽」、「装笨」是丁菱娟的三个优点。好友们都叫丁菱娟是「丁丁」，丁丁从不与人计较，是朋友圈子里的开心果，怎麽嘲弄她都可以，只要在最后说：「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她就会尽释前嫌，不会记仇。好人缘是公关事业最重要的成功关键因素，她做到了，而且是在大家都没注意的时候，成为第一家横跨科技与公关领域的成功创业家。事后观察，丁菱娟「装笨」的本事，也是她成功的关键之一。犀利，聪明外露容易招嫉，这是公关事业的大忌。对于未来，我们都明白，时代的幸运儿就像中了乐透的人一样，面对社会要正面思考，商机来自多变的时代与技术背景，每一次都是挑战，但每一次变革也都是机会。年轻人不用自怨自艾，时代不同，机会也不同，各自善用自己的专长，自然可以找到生存的空间。

人类透过理性的辩证，建构一个相互约束的国际秩序与公平交易法则来避免低层次的斗殴，甚至战争，但这个功效时好时坏。知识、信息要有用，总是要在文化与历史的框架中取得论证过的理解。数码世界的人们缺乏耐心，智能的价值来自认同，而不是内省。理性是最重要的元素，过去历史、语文、距离都会限制我们的想像空间，但现在有了网络与人工智能，人与智能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我们必须对未来世界抱持乐观的态度。图灵之后专业用途的人工智能在学习人类经验的过程中更有效。例如，将人工智能用在自驾车、智能工厂的机器手臂或者无人机上，成为无人机的副驾驶或正驾驶，在高速公路并不复杂的车况中，替我们CEO途驾驶的工作，可能比人类更安全。然而人文素养越高的人，对文化的敏感度越高，因此自动翻译的经验，可能是美好的效率与文化交流，但也可能是模仿政府、刻意导引风向的网军，真假虚实之间出现很多争议。民主国家可能要面对极权国家集合全国之力发展监控系统、国防战力的威胁。至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到底是伙伴，还是可以全权处理、判断、分配资源的代理人？人类要的是效率，还是自己的尊严？从工业时代以后，「效率」一直是我们生活上的诱惑，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诱惑，人的「尊严」则生存在隐讳幽暗的角落。直到近代我们才有福利保险的观念，藉以保障弱势，建构人类社会最恰当的互动关系。但这些关系显然因为人工智能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从个人的体验，大到国家安全、竞争力的对比，我们确实面对一个从文艺复兴以来，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好的作者总是可以启迪心灵，改善思考的方法，而不是钜细靡遗的告诉你每件事的细节，又缺乏说服力的论述。理解人工智能与每平方毫米有几个晶体管一样的困难，但我们却必须找到解读这些尖端科技的奥妙之处，并提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国内的半导体能否弯道超车呢，也许能与美国竞争的人工智能是解决方案，那麽台湾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是要专注「专业领域」的人工智能，还是「通用型人工智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通用」好像比较没用，要追逐特定领域专家的能力，其实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反倒比较容易，「通用」的困难在于过去学习经验有限。其次，如何发展出便宜有效的运算能力，也是另一瓶颈，如果十年之内，数据运算用掉我们20%的能源电力时，在能源有限、温室效应的压力下，我们将会面对很大的困难。防守型　vs. 攻击型人工智能无所不在，也跳脱传统的框架，我完全赞同台湾应该有个数码发展部，但这属于「防守型」的系统，与经济部外向发展「攻击型」的产业结构截然不同。当人工智能出现军民两用时，越先进的数码社会，就可能出现更多的漏洞，管理这些漏洞的人需要有更宏观的眼界，在制订管理规范时不会有太大的失误。至于「攻击型」的科技产业发展目标，更是台湾生存与差异化的命脉，看起来很笨，但实际上却无可替代。 

人类尝试以电脑取代人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直到最近几年，在网络平台的支撑下，大数据、机器学习、专用/泛用人工智能（AI）概念趋于成熟，AI不再遥不可及，甚至是很多国家战略型的发展计划。但成功的人工智能新创案例，多数来自美中两国，对于台湾这样的国家及使用者观念下，如何正确地认识AI，反倒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如果把人工智能当成查找数据的工具，那就太偏颇、狭隘了，《AI时代与我们的未来》这本书，从神学、文艺复兴、现代科学一脉相承积累的哲学思考能力做出最恰当的解释，并引领我们面对未来的世界。从神学到文艺复兴走向AI之路在一神教的教义之下，大家都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不该脱离神的教诲。但经过文艺复兴的阶段，大航海时代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知道东方的国内、拉丁美洲各自存在不同的宗教、价值观。过去以神学为核心的思考体系受到挑战，但那也只是历史上人类进化、演化的过程而已。新教徒从科学的论证鼓励独立思考，但世间万物仍然受到本身条件的限制，例如检测设备在不同的温度、精确度底下，仍会有偏离或使用者本身知识的极限，让我们在追求真理时，仍会面临很大的局限。这本书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经过学习之后，可以跳脱时间、历史经验，提供最好的验证，这也让我想到元宇宙等更多相关技术的进化，将带给人类的冲击。在伯拉图的《理想国》中，将知识视为核心，但也把人类当成关在山洞里的囚犯，看到一点点岩璧上投射出的阳光，以为那就是真理。人类不了解的，都是神的领域，先认识上帝，再认识世界，人类必须透过神才能理解世界。但在中古时期，人们透过神职人员才能解读神的旨意，违背神职人员就是违背神，甚至会遭遇被惩罚或迫害的下场。但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这件事，神的旨意不再需要经过神职人员，很多人在自己专精的领域都具备挑战神职人员的能力。从此独立思考、专业知识变成很多人追求的目标，而透过诗歌、美术、建筑等不同的媒介，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成为显学，人文主义成为这个时代新的指导原则。培养社会大众的阅读、学习的精神，都是这个时代背景的产物，地理、生物的探索，也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这个阶段，人类在科学、数学等很多领域都有惊人的发现，但也面对「哲学」思考能力的极限，所有的灵魂面对问题要有识别、思考的能力，一个想法连结下一个想法，相互印证才能找到接近真理的事实，这就是学习。真相不是来自物质的堆积，而是心灵的感知，理性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认识自我。我们无法精确地掌握每件事的真伪，也难以在变动性的环境中掌握最佳时机。在最短的时间，繁多的信息中，找出思考的脉络与捷径，而这可能是人工智能最大的价值。透过人工智能取得最大的感知能力，新的时代、新的工具上场了，我们不可对人工智能一无所知！

听说近30年台湾最赚钱的媒体，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2008年金融海啸以前的周刊杂志。但我认为金融海啸不见得是分水岭，而是智能手机的问世才是改变媒体生态的关键。听说当时最赚钱的周刊一年可以赚到新台币3亿~4亿元，发行量动辄10万~12万份的杂志，续订率超过8成，加上企业忙着上市、募资，会写故事的媒体，抢得到发行量就是获利的保证，印周刊跟印钞票差不多，这是一位媒体业前辈告诉我的故事！但经过十几年的演化，智能手机出现以后，双向的数据流通模式改变了我们的阅读、视听行为，媒体开始必须付费给社群代理，否则极少读者会到媒体网站阅读数据，更多网红、企业经营的自媒体也分流很多读者。如果内容大同小异，如何期待读者、观众把关注度放在传统纸媒上呢？此外，传统纸本面对的挑战不仅是网络的威胁，纸张、人事、发行费用暴涨，印一本赔一本，反倒成为媒体业极大的挑战。创业之初，正好是周刊的黄金时代，我知道玩不过媒体业的前辈，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数码转型的过程中找到独特的商机。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就将所有的数据数据化，结合新闻的速度与研究报告的深度，打造一个不同的数据库，并且透过会员服务机制，长期服务电子业的客户。深度、长期的耕耘，DIGITIMES的客户已经扩张到金融与校园、研究机构，我们比一般会员客户更了解产业信息的服务模式，在电子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现在就算不用印钞机也能印出「少许」的钞票。很多人问我，电子时报发行量多少？我说这个重要吗？如果传统的发行收入不到整个公司营收的3%，您觉得DIGITIMES还算是媒体业吗？我常说电子时报是「产业讲义」，我追求的不是发行量，而是专业。高所得、高教育水平读者每天5~10分钟浏览一下，大致知道产业变化便可，需要专业信息时，到我们的网站找。我们的工作是让大家很容易自己找，提供可以下载的研究报告。我们是封闭型、收费网站，网页流量都是独有的，这是Google与Facebook之外的网络净土，不仅可以创造网络行销收入，甚至可以细腻分辨读者比较专注半导体，还是在探索车用电子的商机？这些学有专长的读者，同时也对特定的科技保持关心。例如，关注低轨道卫星、东协南亚的工厂、服务器长短料，或者车用半导体商机的读者，也会成为我们这类型专业研讨会最稳定的听众来源。DIGITIMES一年能举办很多场专业研讨会，关键在于我们的读者是「兼具专业与多元」的双重特性。他们关注整个电子业的发展，但也对于未来专业技术的演化非常关切。公司赚钱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这样才能以优渥的薪资，找到最好的员工。我们的营收占电子业比重微不足道，也没有人在意，但台湾电子业是我们成长的基础，所以我也说，「台湾电子业的繁荣是DIGITIMES员工的共同责任」。

在MOD上经常可以看到两部国内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影集，一部是《日出之食》，另一部是《航拍国内》。《日出之食》介绍的是国内各地的早餐美食，而《航拍国内》是以国内各省为单位，透过空拍机抓取最美丽的鸟瞰景色。黄河出海口是个泥滩地，寻常人难以接近，而辽河出海口的芦苇荡，人迹罕至，也是许多候鸟的栖息地，更因为土地酸硷值不同而形成红沼泽。红色的沼泽将大地染了个绦红，这里属于辽宁营口，而营口也是我国中历史老师的故乡，他老了，是落叶归根，还是以台湾这个异乡为家乡呢？《日出之食》从北京人炒肝、豆汁，山东人的油条、包子，谈到云南人的米线、河北人的驴肉火烧。国内人爱吃，吃过早餐后浑身舒畅的感觉大致一样，但这个节目的制作，从用词遣字就已经感觉到不是随兴粗制滥造的作品。至于《航拍国内》从大兴安岭拍到黑龙江出海口，这里是大米的产地，也让我们从湖南的张家界、凤凰古城之外，一览八百里洞庭。我曾从长沙往北到岳阳看洞庭湖，然后往西到张家界、凤凰古城，再搭车前往永州、桂林，回程路过衡阳，知道那儿有座落雁峰，听说北方来的雁鸦到这里就不往南飞了。这是我从刘万亿玄的武侠小说《王道剑》中看到的，而这里也是龙应台父亲的故乡，离毛泽东出生的韶山冲不远。我走过国内上百个城市，也读过很多描述新旧国内的书，但从书里领略内容，自己走过，再利用空拍机回顾一次，确实是个不错的经验。湖南称为潇湘大地，60%的湖南人就活在潇水、湘江流域上，台湾人对于这里发生过的战争，或者影响近代国内深远的湘军又有多少理解呢？如果落脚北京，我会穿越燕山，往坝上草原的方向去看看内蒙的草原，然后在大同看看1,500多年的云岗石窟，想像2,000多年前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的故事场景。沿着黄土高原边上再往来南是雁门关、太原、平遥古城、祁县的乔家大院。没去过北方，没看过黄土高原，不会知道陕北为何养出了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旅行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藏区的稻城亚丁。那儿海拔超过4,000米，最高点的卡子拉山高达4,716米，那是我最接近上帝的一次高山经验。这两部影集，没有太多统战的语汇，倒是制作单位游戏于国内文字之美，在带领观众穿梭美景时也多了不少乐趣。市场不够大，台湾的制作单位出不了好价钱、高成本，让人尝试更高难度、更精美的影片。如果台湾要拍出这样的影片，能找到好题材吗？不难；也许是水果、蔬菜，山巅水涯的精品农作，也许是各地市场里的隐藏版美食，但好的题材不可能用将就的成本，要求制作单位做出好节目。台湾不缺钱，缺的是花钱的智能，我们愿意花点钱，还是存起来，或者发给老百姓更多的消费券呢？

大家都在谈PR的时候，新闻作业深受企业运作的干扰，组织化的网军、自媒体，改变了媒体的生态，各种似是而非，被人工智能调校过的新闻，或者来自民主国家与极权政府的内容、属性也有很大的差异。人文素养成为分辨是非的基础，但我们怎能期待社会上每个人都能格物致知，明辨是非呢？新闻很多是假的，刻意操作的，传统上我们基于新闻自由的原则不能干涉，但我深信长期经营品牌、品质的媒体，终究有一天会成为独立于网络平台之外的强大力量。欧美顶尖的媒体机构已经能以全球市场为基础，布局长期收费的机制，但中小型的国家该如何因应呢？一旦媒体市场被网络平台控制，缺衣少粮的媒体还能存活吗？愿意以媒体为志业的年轻人，还有机会挑战第四权的制高点，成为影响社会的关键力量吗？一旦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麽没有自主能力的媒体，将会是另一个国安问题。我曾经读过一本小说，场景描述的是1920年代的湖南乡下，民不聊生的社会底层群众，组织了一个攻打县城的队伍。从人数规模、使用的武器、官方应对的方案，可以想像100年前的国内是如何不堪，这只是民众在面对旱涝时，为了求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场景，让我想到官逼民反的现实。《花园口》这本小说与《1942》这部电影，描述的都是河南人在中日战争时的困境。《花园口》讲述日军侵华时，国军部队为了延缓日军抢攻武汉（国内工业中心）的时机，决定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堤，让黄河水成为阻挠日军机械化部队进袭的时机。这个举措确实有效，但却是上百万河南百姓用性命换来的。在《1942》电影中，老牌演员陈宝国饰演的地主，好不容易用独轮车推着积攒的粮食要到陕西避难，但一路上他与觊觎粮食的饥民如何尔虞我诈，也成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忆。我还记得有一幕是为了抢粮食，有人被倒栽葱送进了热锅里。人如蝼蚁是战争中常见的影像，我们想尽办法希望用各种规范规避战争，但显然成效时好时坏！最近国内还有部《县委大院》的连续剧正在热播中，我没有追剧的习惯，但这部连续剧前几集，描述国内基层政府如何面对动迁、地方政府如何开会、书记与县长的相对地位等都有明确的影像，所以我说这些都是真的。至于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们如何领导群众，《县委大院》里的故事真真假假，在国内，共产党说了算，那就请大家各自评论吧！

半个世纪以来，台韩亦步亦趋，从制鞋、成衣、冰箱、电视，一路打到电脑、手机、半导体。1990年代，台湾在电脑为主的产业中取得领先，台湾人很骄傲地说：「台湾人打得你死我活，躺在地上的是韩国人」。到了手机时代，韩国以CDMA通讯的宗主国为定位，结合高通（Qualcomm），将国内市场打造成全球最先进的应用场域，顺势带动文创、网络产业的发展，韩国拥有的独角兽企业，让台湾人口水流了满地，但也无力回应。至于众所瞩目的半导体，台湾专注IC设计与晶圆代工，韩国在存储器上取得明显的优势，台韩各有一片天，但在设备、材料工业上也缺乏足够的自主能力。随着产业进化到物联网、电动车，台韩在竞争的同时，出现更多合作商机，而这些产业演化，在两国的进出口数据中，也可以推演出产业发展的口令。从2022年前11个月的贸易统计数据推估，台湾电子电机产品在2022全年贸易顺差大约1,300亿美元，韩国可能落在800亿美元左右。其中，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顺差会超过900亿美元，韩国则是600亿美元左右。对照电子电机产品的贸易数据，可以看出台湾非电子业的顺差贡献还有400亿美元，但韩国仅有200亿美元。台湾不仅在规模上超越韩国，贸易品质、多元性也优于韩国。韩国仰赖大企业的产经结构，在突破关键技术、进行长期投资上更有优势，但面对多元商机时，就经常捉襟见肘，一旦出现台积电这种重量级的大猩猩，又能获得高毛利，进行长期投资时，韩国企业就难以因应了。事实上，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inics）、台积电路数接近，就算一、两个客户被三星抢走，也不会改变产业的经营格局。供应链高峰已过，2023年景气不会在第1季回升的大环境下，韩国半导体获利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韩国半导体产业的顺差贡献，韩国一年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如果台海生波，以台系大厂为主的供应链无法稳定运作，动辄2,000亿~3,000亿美元营运资金怎可能安然无恙？台湾人可能有「破罐破摔」的打算，但就算韩国人高叹「池鱼之殃」，恐怕也难逃战火或经济崩盘的威胁，一旦国际秩序重组时，韩国会是赢家吗？韩国、台湾垮台，日本可以安然无恙，印度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吗？不可能，如果全球经济从东亚三国开始崩盘，南亚、非洲的穷人可能因为通膨、经济萧条连买粮食的钱都没有，那麽这个现代化的世界要如何运作？台湾是全球稳定的基础，就像「定锚」的效益一样，别以为这个世界与我们无关，台湾活着，世界安定；台湾成为国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麽这个世界也将走入另外一种运作型态。如果三星晶圆代工（Samsung Foundry）的获利超过存储器，而这个部门又被台积电压着打，那麽三星的风险，甚至韩国的风险就浮现了！

受邀到东南亚影响力联盟讲课，我谈到台美政府针对半导体业策略方针与学习曲线的不同。3年前，美中之间的勃谿初起，川普改变了双边关系，美方开始针对以半导体产业为主轴的科技产业，实施各种禁令与制裁措施。从2018年开始，我陆续出版了《巧借东风》、《科技岛链》、《断链之后》、《东方之盾》与《矽岛的危与机》等五本讨论科技产业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每写一本书，脱一层皮，但也更深入去思考美中台之间的科技产业关系。在业界朋友推荐下，除了原本熟识的政府官员之外，疫情期间美方也多次询问美台间的产业关系，甚至在2022年11月受邀到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讲解美台半导体产业的关系。在多次的对话中，慢慢感觉到美方对于半导体相关议题愈来愈深入，甚至在2022年间直指核心，除了限制最先进的科技输往国内，更限制美籍华人为国内工作，对向往美式生活，却又挑战美国国家战略的科技专家实施各项禁令。很多人「知难而退」，以华为、中芯、长江存储为核心的科技大厂面对很大的困难。面对美方的禁令，国内还没有退却的迹象，试图从新材料、第三类半导体、人工智能、电动车等多个有希望的科技领域找到突破口，国内的战略也是精雕细琢，而美国的国家战略与战术的铺陈，更是让我们「开了眼界」。3年前，初闻烟硝味时，台湾产业界领袖推荐美方「专家」来访，那时他们提的问题都是不着边际的大问题，我还嘲弄美国人是「没看过猪走路，也不知道猪怎麽杀的」。但美方的战略清晰，就是要知道如何回应国内的威胁，他们不断的询问、修正，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出招，这种战术模糊、战略清晰之间的拿捏，显示了美国政府与官员的成熟。相较之下，台湾是半导体业的重镇，半导体产业对GDP的贡献值约13%，政府当然关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专业的政府官员对于半导体并不陌生。只是产业技术，国际形势多变，不断的接触新科技、新信息，修正国家战略是政府的职责，17日台积电总裁魏哲家的演讲，50位与会人员中，没看到任何当朝大员参加。这些专业活动不仅仅是经济部、国科会、数码发展部的官员应该参加，国发会、财政部、央行，甚至外交部该置身事外吗？科技、经贸外交只能闭门造车吗？高层没有听课、学习的氛围，干部们会当一回事吗？日积月累，台湾战略上的优势，因为战术推进的付之阙如，战略优势逐步消失，我们能无感吗？讲完课时，有位在底下听课的前政府次长前来致意，并致歉。他说，我们辜负大家的期望。是的，我很不满意！

夜里出门散步运动，回程九点左右经过合江街夜市，看到一个年轻的师傅大刀一挥，鳕场蟹就四分五裂，鳕场蟹价格并不便宜，听说这一摊是名店，往里头看果真是高朋满座。隔几家店，写着「越南美食」，女主人已经收摊，但很仔细地擦拭摊位，这些人都是以简单的劳力、努力工作与最佳性价比来赢得自己的事业。传产业者中，认真的人到处都是，也确实有很多高手，《隐形冠军2.0》这本书谈到台湾是亚太地区隐形冠军最多的国家。也说德国、台湾最忌讳的就是来自国内的隐形冠军，只要国内人学会了，全世界很少厂商可以比他们做得更便宜。但国内的新创企业真的只是以成本取胜吗？不见得！我受邀参与阿里巴巴新创社群的活动，开始理解国内大型电商扮演的角色，他们帮国际化能力不足的厂商串连国际商机，甚至投资具有高潜力的新创公司，建立整个产业生态体系。台湾的新创圈也有类似的做法，但我还是相信不要学国内那一套，只要方法相近，台湾绝无成功的机会。台湾很多传统产业在专业领域上具有独到之处，家族传承的关键技术与资本仍然可以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但也有不少企业在传到二代、三代后出现很多问题，我们有能力解决吗？是用知识、商业模式解决问题，还是股权大的人说了算？读书，不一定有用；但不读书，一定难以触类旁通。我在「老谢看世界」节目里谈到，有位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家说，只要人民币与台币等值，他也可以接受两岸在经济上的统一。听起来很勇敢，很商业，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可行，一旦台湾失去经济的主体性，台湾与国内甘肃、宁夏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我看到大联大董事长黄伟祥推广「控股模式」，我们会认真去理解背后的价值吗？下个月我接受已接任台湾上市柜厂商联谊会理事长黄伟祥的邀请，帮所有老板上课，我谈的是「黄金十年与完美风暴」，听众当中也会有很多人是传统产业的经营者，我会认真、诚恳地提出我的看法。我想起二十几年前施振荣曾经讲过：「能用先进观念管理公司的企业，都是高科技公司」，在网络时代，还有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之别吗？真正竞争的关键可能是事业模式与数码资产。

我自己创业，看起来是传统报纸的电子时报，却有4分之3以上的收入，是数码化内容与网络行销贡献，我觉得DIGITIMES最强大的是事业经营模式与数码资产，但这些优势能与其他机构相互拉抬，共创新价值吗？最近在录制《勇叙时光》节目时，与几家新创公司有些接触，与几位创业家对谈的过程中，也激荡出许多以往不曾有过的念头。电竞选手出身的Santiago，23岁那一年因为「年纪太大」，从智利国家队中退伍，他不甘于专长被埋没，也看到赞助世界电竞大赛的厂商中有很多台商，但为什麽台湾人无法自己筹组一个生态系，在世界的电竞领域中插旗呢？Santiago跟我说，鼠标与选手的指幅、屏幕的反应速度关系密切，我也听宏碁总经理黄资婷说过，电竞选手用的椅子都可以量身定做，甚至标价上万美元。其实，专业能力不足，才是限制我们想像力的关键。我想像「电竞」是未来3D Internet与元宇宙（Metaverse）的前哨战，电竞选手要求的设备品质，是否就是未来元宇宙的雏形呢？台湾电竞大厂能不能善用Santiago的专长，建构一个以硬件为中心的生态系。台湾硬件制造大厂的老板很多是我多年好友，甚至是股东，我想像的是在台湾建立一个元宇宙的实验室。第二个案例是解决员工报帐痛点的「虚拟信用卡」服务机制。这家企业原来从事在线旅游服务，但创始人Jerry说，在处理帐务时发现，劳资双方对于报帐程序都很头痛，他们与VISA合作发行虚拟信用卡，让报帐的员工依据公司的规范、授权范围填写数据后，便可以立即获得公司拨款。如此一来，对公司而言没有闲置资金，员工对公司的满意度也会因为行政效率而提高。但这跟DIGITIMES有任何关系吗？是的，DIGITIMES有1,000多家会员，这些会员厂商都是台湾顶尖大厂，透过我们的会员服务机制，可以缩短Jeff的行销过程。对新创公司而言，最大的风险是「时间」，而利用DIGITIMES的代理，建立了团购与直销的代理，而DIGITIMES也可以透过这个管道，创造会员体系新的附加价值，客户、服务供应商与DIGITIMES三赢。第三家新创是跨国网络民宿登录业者AsiaYo，创始人郑万亿刚说，疫情三年，他强化防疫旅馆、露营登录事业，但只能勉强餬口，熬过疫情之后，AsiaYo成为最早返回岗位的网络民宿登录网页。DIGITIMES能与AsiaYo有更多合作吗？全球标准的旅游行程可能有200多种，台湾能克服语言障碍，自助旅游的产业非电子莫属，结合DIGITIMES的会员体系，也可以深度渗透电子业的社群。常有人说：「贫穷限制了人们的想像力」，但在新的时代，专业能力、数码资产才是局限我们想像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