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LCD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又受制于国内面板厂的扩张压力，台厂积极往车用商机布局，根据DIGITIMES Research调查，2022年全球车用面板的总量已达1.89亿片，需求仍会稳定成长。但厂商所见略同，没有人想啃硬骨头，那麽如何在车用商机中找到立足点，甚至布建健康的产业生态系，避免价格上的过度竞争呢？根据DIGITIMES Research分析师杨仁杰报告，车用面板大致区分为中控台、仪表板、后照镜、抬头显示器与（HUD）其他五大类。中控台几乎应用在每一辆汽车上，2022年因为欧洲车厂出货不顺，全球出货量从2021年的9,680万片，略减为9,530万片。中高端汽车都几乎以面板取代传统的仪表板，因此2022全年也有6,570万片。这两个车用面板的主力市场，比较需要关注的是新的面板解决方案，例如仪表板、中控板是否会三合一，整合成为一片大尺寸的面板，亲民车款的主流需求是否会从7寸面板扩大到9寸规格，而Micro LED面板何时开始量产，并逐渐替代传统的LCD面板呢？日厂丰田（Toyota）与日产（Nissan）的主流车种，都将中控面板升级到9寸，仪表板也会逐步电子化。但更劲爆的是各种规格在车厂走出传统供应链，供应商推荐的新规格不断出现，以3片12.3寸面板并列在前座，甚至30.4寸的长型仪表板，搭配副驾驶座22寸仪表板的解决方案也被推上台面。2022年HUD仅有650万片的商机，但预期2023年将会有显着的成长，全球市场将扩张到929万片，从2022~2027年间的年均成长率可达17.5%。在诸多车厂中，大众汽车（Volkswagen）已经在2020年推出AR HUD概念车，亮度虽然不如DLP的技术，但虚像距离、视野都获得明显的改善。LCD面板成为HUD的选项，也有助于台湾面板厂扩张新商机。至于后照镜面板的需求，目前仍以大型车辆为主，一年仅有260万片的商机，DIGITIMES估计，在Level 3全面普及之前，后照镜仍不会被取代。整体而言，中控面板的全球需求将在2023年突破1亿片，其中9寸以上的面板渗透率将过半。至于仪表板面板的需求，将在智能式座舱普及后慢慢走进大尺寸的时代。至于HUD与后照镜的面板需求，目前仍属于缓慢成长的利基型需求。到2027年为止，TFT LCD面板仍是主流面板，AMOLED与Micro LED虽然慢慢看到商机，但数量有限，台厂应关注如何在传统面板上，附加新的价值，系统整合的能力将会是下一个重要的挑战。展望未来，国内面板厂商在车用商机上紧守国内市场，而在国内从清零到大解封的过程中，国际知名车厂陆续调整汽车供应链过于仰赖国内的结构，台厂在新的时代会有新的商机，如何挑战高端商机是一大课题，只是台湾在AMOLED等新技术上过于保守，专攻、深化LCD面板商机之外，并无太多的选择。

2022年平板电脑使用OLED面板的比重是6.2%，2023年比例会增加，还是减少呢？DIGITIMES Research研究员许纯嘉简报告知，2023年的比重将会略降为5.2%，而使用传统LCD面板的比重将是94.5%。这是市场需求导致，还是供应链的影响呢？根据DIGITIMES Research调查，全球平板电脑的销售量，从2020年的1.54亿台，减少到2021年的1.4亿台，以及2022年、2023年的1.37亿台。市场需求平缓，导致厂商在控制成本上更为谨慎，当高单价商品不易突破时，降低成本反倒成为关键性的考量。所以新技术投资如何最佳化，是经营者最大的挑战，台湾并未真正投资OLED面板，走的是系统加值的路线，在车用商机浮现时，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还记得半导体业的前辈杨丁元曾说，太早的创新会是种惩罚！其次，在平板电脑的品牌商中，除苹果（Apple）之外，其余的主力大厂集中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与华为、联想。为了拉抬平板买气、创造附加价值，苹果从2021年起试着带动Mini LED产品商业化，最显着案例导入是12.9寸的平板电脑（iPad Pro）与MacBook Pro。台湾显示驱动IC（DDI）设计业者也积极投入，并已陆续于2022年量产各种方案，希望能把MBLU（Mini LED backlight module）效能更加提升，让Mini LED在IT产品（包含Tablet/NB/Monitor）的渗透率大幅提高。2022年三星、联想、华为都尝试提高OLED面板的比重，其中三星平板OLED面板比重是20.5%，华为是15.7%，而联想则是11.1%，显示品牌上并不迷信新规格、新产品的效益，这在IT终端产品中，是极少数的例子。表面上，品牌业者并非台商大厂，但背后零件供应链都是台商的生产体系。长期而言，如果OLED渗透率提高， 表示背光模块需求降低，供应链相关厂商会有负面的影响。因此Mini LED的商转/落地与渗透率，甚至不久的将来，Micro LED的商转都会是平板供应链关心的话题。

2007年iPhone出现以前，个人电脑是创造数据的主力，之后的智能手机将市场延伸到庶民百姓，而现在大家想像的是电动车与车联网可能带来的商机，这将会是第三台的移动电脑。那麽驱动第四台移动电脑的关键应用从何而来？有人告诉我「卫星通信」会是10年、20年后的关键力量，那时6G无所不在，山巅水涯也不是障碍，无线基站不再是唯一的依赖，那麽由半导体驱动的新商机，应用到高频、高功率的技术需求，无论是应用面或产业面，既是商机也是危机。此外，我们必须用「时程」的观念来因应产业的变迁，长期而言，氮化镓（GaN）必然影响卫星通信与手机的应用。未来5年内，GaN元件运用仍以基站与军事用途为主，中低轨道卫星应用则在5~10年内慢慢看到雏形。台湾就算无法参与基本规格的订定，但这些未来商机，可能出现高度差异化的应用结构，台商从晶圆制造、IC设计，到终端设备的生产制造都有尚待发掘的商机。从大趋势看，无论电动车、人工智能或轨道卫星等新兴领域，国内知道这是国家生存的命脉，必然会善用各种资源，不计成本地打通任督二脉。加上国内市场的多元结构，地方政府「嚐鲜」的习性，都有助于新兴科技在国内落脚生根。以电动车为例，国内电动车之所以能在全球占有一半的比重，与国内领先推动电动车产业息息相关，而国内市场中，除与物联网产业连结的商机之外，又推演出城市用的低端电动车与长程、国际规格的电动车。各种价位区间，甚至连结到电动巴士的产业链，让全球仰赖国内供应链的同时，也有很多疑虑。新商机形成的模式可以出现在电动车，当然也会出现在轨道卫星、元宇宙、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各种新兴领域。特别是国内具有优势的维稳、监控、网安领域，国内在国家政策与战略指导之下领先全球，我也一点都不意外。对台湾厂商而言，正面思考的人认为商机无所不在；负面思考的人，认为红色供应链崛起，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在美国高喊重新掌握供应链时，制衡国内的力量也给了台厂转圜空间，商机与危机，存乎一心而已。

媒体如何订定新闻方针，有争议的新闻到底谁说了算？传统的新闻教育告诉记者要有正义感，要充分发挥监督社会的第四权，至于报社管理团队如何订定编辑与新闻方针，似乎不曾听过，甚至感受到经营管理阶层可能更在意「政治风向」与「网络流量」。在具争议的新闻方针下，加上网络平台、自媒体的干扰，生存已经是媒体老板在新闻取材与编辑方针背后说不出口的难题。类似电子时报这种产经媒体，只要坚持专业，就可以在政治风向上可以相对容易因应。至于网络流量，由于电子时报属于封闭、收费型网站，网络流量固然重要，但不必譁众取宠，有时流量不高的专业新闻，反倒在数据库查询时有更高的价值。例如，低轨道卫星、车用半导体的技术规格与市场趋势分析，对现在多数的读者而言价值不高，但对于企划、管理人员掌握未来趋势，却可能是重点工作。除此之外，针对国内外大企业，我们有无喜恶，或者应该给记者一个适当的指引。年底之前，我召集了报社内的记者，重申电子时报的新闻方针，也对新闻取材的优先顺位有一定的承诺。不涉入股市，是电子时报最重要的新闻方针之一，我认为股市新闻容易有争议，加上股市新闻多数只有一天，甚至因为网络而寿命更短。电子时报以数据库取胜，股市新闻非我们所长，与其可有可无，不如专注自己擅长的领域，这也是电子时报拥有庞大研究团队的源头。有了严谨判读的数据支撑，新闻的速度与深度在电子时报深化交融，成为这几年快速成长，并与其他媒体不同之处。展望2023年，我们还会持续投资，并且深信分散型生产体系，以及电动车、物联网都将给产业带来新的面貌，专业信息的需求，不会在景气走跌时就停滞不动。针对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是友，还是敌？我们是专业媒体，公平对待是原则；吵得不可开交的半导体「去台化」，我以专业的角度说这是假议题，相信半导体业界会在地缘政治的多重考量下做出适当回应，我们是提供数据的「刑警」，不是判定是非的「法官」。至于富士康的「MIH」，祝福富士康善用台湾的生产优势，取得更好的制高点，富士康在全世界的成功，将会是台湾其他制造厂的参考范例。台湾ICT产业的新布局、战略能否产生实效，有很多的变量，我们不断地追踪、提供差异化的数据，善尽新媒体的职责。专业的新闻细节，记者说了算，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必须尊重记者的判断。但经营原则应由经营团队负责，我们公平对待每一家公司、正面思考产业的价值，不打空包弹，不无病呻吟，不会光写赞美企业的故事，不滥发奖牌，不做难以量化分析的调查。现在很多专访除了受访者自嗨之外，已经没人相信了，这是媒体的黑暗时代，我们也不该在土石流上，倒进更多的垃圾！

《勇叙时光》节目我邀好友丁菱娟，分享她的人生经验。丁菱娟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掘自己独特的优势，第二个阶段创业，现在进入第三个人生，她想做什麽呢？1980年代中期，台湾电脑业刚刚起飞时，丁菱娟投入宏碁门下，从产品展示、行销企划样样都做，学会在科技业生存的基本技巧，也感恩上市的宏碁给了她第一桶金。之后加入精英电脑，做的也是企划工作。1992年时，拿着仅有的积蓄去念书，不为别的，就为了圆一个梦。返台之后，决定以自己的专长创业。她是台湾第一家科技公关顾问公司的创始人，她知道跨国公司的需求，而传统的公关公司对于科技业的理解不足，这是她的机会，也符合她的专长。之后，奥美公关基于扩张台湾科技领域市场影响力，购并丁菱娟创办的「二十一世纪公关顾问公司」，改名「世纪奥美公关顾问公司」，她在担任几年董事长后功成身退。已经拥有丰富人脉与经验的丁菱娟，选择AAMA等公益服务事业之外，又创办了「影响力品牌学院」，专门针对台湾的中小企业传递公关专业知识，并分享创业心得。录影之前，我传了个短讯给他，我说我们两人有30年的交情，如果唇枪舌战，容易针锋相对，不如正面思考，谈谈对方的优点。我说，「气度」、「美丽」、「装笨」是丁菱娟的三个优点。好友们都叫丁菱娟是「丁丁」，丁丁从不与人计较，是朋友圈子里的开心果，怎麽嘲弄她都可以，只要在最后说：「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她就会尽释前嫌，不会记仇。好人缘是公关事业最重要的成功关键因素，她做到了，而且是在大家都没注意的时候，成为第一家横跨科技与公关领域的成功创业家。事后观察，丁菱娟「装笨」的本事，也是她成功的关键之一。犀利，聪明外露容易招嫉，这是公关事业的大忌。对于未来，我们都明白，时代的幸运儿就像中了乐透的人一样，面对社会要正面思考，商机来自多变的时代与技术背景，每一次都是挑战，但每一次变革也都是机会。年轻人不用自怨自艾，时代不同，机会也不同，各自善用自己的专长，自然可以找到生存的空间。

人类透过理性的辩证，建构一个相互约束的国际秩序与公平交易法则来避免低层次的斗殴，甚至战争，但这个功效时好时坏。知识、信息要有用，总是要在文化与历史的框架中取得论证过的理解。数码世界的人们缺乏耐心，智能的价值来自认同，而不是内省。理性是最重要的元素，过去历史、语文、距离都会限制我们的想像空间，但现在有了网络与人工智能，人与智能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我们必须对未来世界抱持乐观的态度。图灵之后专业用途的人工智能在学习人类经验的过程中更有效。例如，将人工智能用在自驾车、智能工厂的机器手臂或者无人机上，成为无人机的副驾驶或正驾驶，在高速公路并不复杂的车况中，替我们CEO途驾驶的工作，可能比人类更安全。然而人文素养越高的人，对文化的敏感度越高，因此自动翻译的经验，可能是美好的效率与文化交流，但也可能是模仿政府、刻意导引风向的网军，真假虚实之间出现很多争议。民主国家可能要面对极权国家集合全国之力发展监控系统、国防战力的威胁。至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到底是伙伴，还是可以全权处理、判断、分配资源的代理人？人类要的是效率，还是自己的尊严？从工业时代以后，「效率」一直是我们生活上的诱惑，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诱惑，人的「尊严」则生存在隐讳幽暗的角落。直到近代我们才有福利保险的观念，藉以保障弱势，建构人类社会最恰当的互动关系。但这些关系显然因为人工智能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从个人的体验，大到国家安全、竞争力的对比，我们确实面对一个从文艺复兴以来，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好的作者总是可以启迪心灵，改善思考的方法，而不是钜细靡遗的告诉你每件事的细节，又缺乏说服力的论述。理解人工智能与每平方毫米有几个晶体管一样的困难，但我们却必须找到解读这些尖端科技的奥妙之处，并提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国内的半导体能否弯道超车呢，也许能与美国竞争的人工智能是解决方案，那麽台湾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是要专注「专业领域」的人工智能，还是「通用型人工智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通用」好像比较没用，要追逐特定领域专家的能力，其实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反倒比较容易，「通用」的困难在于过去学习经验有限。其次，如何发展出便宜有效的运算能力，也是另一瓶颈，如果十年之内，数据运算用掉我们20%的能源电力时，在能源有限、温室效应的压力下，我们将会面对很大的困难。防守型　vs. 攻击型人工智能无所不在，也跳脱传统的框架，我完全赞同台湾应该有个数码发展部，但这属于「防守型」的系统，与经济部外向发展「攻击型」的产业结构截然不同。当人工智能出现军民两用时，越先进的数码社会，就可能出现更多的漏洞，管理这些漏洞的人需要有更宏观的眼界，在制订管理规范时不会有太大的失误。至于「攻击型」的科技产业发展目标，更是台湾生存与差异化的命脉，看起来很笨，但实际上却无可替代。 

人类尝试以电脑取代人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直到最近几年，在网络平台的支撑下，大数据、机器学习、专用/泛用人工智能（AI）概念趋于成熟，AI不再遥不可及，甚至是很多国家战略型的发展计划。但成功的人工智能新创案例，多数来自美中两国，对于台湾这样的国家及使用者观念下，如何正确地认识AI，反倒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如果把人工智能当成查找数据的工具，那就太偏颇、狭隘了，《AI时代与我们的未来》这本书，从神学、文艺复兴、现代科学一脉相承积累的哲学思考能力做出最恰当的解释，并引领我们面对未来的世界。从神学到文艺复兴走向AI之路在一神教的教义之下，大家都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不该脱离神的教诲。但经过文艺复兴的阶段，大航海时代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知道东方的国内、拉丁美洲各自存在不同的宗教、价值观。过去以神学为核心的思考体系受到挑战，但那也只是历史上人类进化、演化的过程而已。新教徒从科学的论证鼓励独立思考，但世间万物仍然受到本身条件的限制，例如检测设备在不同的温度、精确度底下，仍会有偏离或使用者本身知识的极限，让我们在追求真理时，仍会面临很大的局限。这本书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经过学习之后，可以跳脱时间、历史经验，提供最好的验证，这也让我想到元宇宙等更多相关技术的进化，将带给人类的冲击。在伯拉图的《理想国》中，将知识视为核心，但也把人类当成关在山洞里的囚犯，看到一点点岩璧上投射出的阳光，以为那就是真理。人类不了解的，都是神的领域，先认识上帝，再认识世界，人类必须透过神才能理解世界。但在中古时期，人们透过神职人员才能解读神的旨意，违背神职人员就是违背神，甚至会遭遇被惩罚或迫害的下场。但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这件事，神的旨意不再需要经过神职人员，很多人在自己专精的领域都具备挑战神职人员的能力。从此独立思考、专业知识变成很多人追求的目标，而透过诗歌、美术、建筑等不同的媒介，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成为显学，人文主义成为这个时代新的指导原则。培养社会大众的阅读、学习的精神，都是这个时代背景的产物，地理、生物的探索，也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这个阶段，人类在科学、数学等很多领域都有惊人的发现，但也面对「哲学」思考能力的极限，所有的灵魂面对问题要有识别、思考的能力，一个想法连结下一个想法，相互印证才能找到接近真理的事实，这就是学习。真相不是来自物质的堆积，而是心灵的感知，理性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认识自我。我们无法精确地掌握每件事的真伪，也难以在变动性的环境中掌握最佳时机。在最短的时间，繁多的信息中，找出思考的脉络与捷径，而这可能是人工智能最大的价值。透过人工智能取得最大的感知能力，新的时代、新的工具上场了，我们不可对人工智能一无所知！

听说近30年台湾最赚钱的媒体，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2008年金融海啸以前的周刊杂志。但我认为金融海啸不见得是分水岭，而是智能手机的问世才是改变媒体生态的关键。听说当时最赚钱的周刊一年可以赚到新台币3亿~4亿元，发行量动辄10万~12万份的杂志，续订率超过8成，加上企业忙着上市、募资，会写故事的媒体，抢得到发行量就是获利的保证，印周刊跟印钞票差不多，这是一位媒体业前辈告诉我的故事！但经过十几年的演化，智能手机出现以后，双向的数据流通模式改变了我们的阅读、视听行为，媒体开始必须付费给社群代理，否则极少读者会到媒体网站阅读数据，更多网红、企业经营的自媒体也分流很多读者。如果内容大同小异，如何期待读者、观众把关注度放在传统纸媒上呢？此外，传统纸本面对的挑战不仅是网络的威胁，纸张、人事、发行费用暴涨，印一本赔一本，反倒成为媒体业极大的挑战。创业之初，正好是周刊的黄金时代，我知道玩不过媒体业的前辈，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数码转型的过程中找到独特的商机。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就将所有的数据数据化，结合新闻的速度与研究报告的深度，打造一个不同的数据库，并且透过会员服务机制，长期服务电子业的客户。深度、长期的耕耘，DIGITIMES的客户已经扩张到金融与校园、研究机构，我们比一般会员客户更了解产业信息的服务模式，在电子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现在就算不用印钞机也能印出「少许」的钞票。很多人问我，电子时报发行量多少？我说这个重要吗？如果传统的发行收入不到整个公司营收的3%，您觉得DIGITIMES还算是媒体业吗？我常说电子时报是「产业讲义」，我追求的不是发行量，而是专业。高所得、高教育水平读者每天5~10分钟浏览一下，大致知道产业变化便可，需要专业信息时，到我们的网站找。我们的工作是让大家很容易自己找，提供可以下载的研究报告。我们是封闭型、收费网站，网页流量都是独有的，这是Google与Facebook之外的网络净土，不仅可以创造网络行销收入，甚至可以细腻分辨读者比较专注半导体，还是在探索车用电子的商机？这些学有专长的读者，同时也对特定的科技保持关心。例如，关注低轨道卫星、东协南亚的工厂、服务器长短料，或者车用半导体商机的读者，也会成为我们这类型专业研讨会最稳定的听众来源。DIGITIMES一年能举办很多场专业研讨会，关键在于我们的读者是「兼具专业与多元」的双重特性。他们关注整个电子业的发展，但也对于未来专业技术的演化非常关切。公司赚钱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这样才能以优渥的薪资，找到最好的员工。我们的营收占电子业比重微不足道，也没有人在意，但台湾电子业是我们成长的基础，所以我也说，「台湾电子业的繁荣是DIGITIMES员工的共同责任」。

在MOD上经常可以看到两部国内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影集，一部是《日出之食》，另一部是《航拍国内》。《日出之食》介绍的是国内各地的早餐美食，而《航拍国内》是以国内各省为单位，透过空拍机抓取最美丽的鸟瞰景色。黄河出海口是个泥滩地，寻常人难以接近，而辽河出海口的芦苇荡，人迹罕至，也是许多候鸟的栖息地，更因为土地酸硷值不同而形成红沼泽。红色的沼泽将大地染了个绦红，这里属于辽宁营口，而营口也是我国中历史老师的故乡，他老了，是落叶归根，还是以台湾这个异乡为家乡呢？《日出之食》从北京人炒肝、豆汁，山东人的油条、包子，谈到云南人的米线、河北人的驴肉火烧。国内人爱吃，吃过早餐后浑身舒畅的感觉大致一样，但这个节目的制作，从用词遣字就已经感觉到不是随兴粗制滥造的作品。至于《航拍国内》从大兴安岭拍到黑龙江出海口，这里是大米的产地，也让我们从湖南的张家界、凤凰古城之外，一览八百里洞庭。我曾从长沙往北到岳阳看洞庭湖，然后往西到张家界、凤凰古城，再搭车前往永州、桂林，回程路过衡阳，知道那儿有座落雁峰，听说北方来的雁鸦到这里就不往南飞了。这是我从刘万亿玄的武侠小说《王道剑》中看到的，而这里也是龙应台父亲的故乡，离毛泽东出生的韶山冲不远。我走过国内上百个城市，也读过很多描述新旧国内的书，但从书里领略内容，自己走过，再利用空拍机回顾一次，确实是个不错的经验。湖南称为潇湘大地，60%的湖南人就活在潇水、湘江流域上，台湾人对于这里发生过的战争，或者影响近代国内深远的湘军又有多少理解呢？如果落脚北京，我会穿越燕山，往坝上草原的方向去看看内蒙的草原，然后在大同看看1,500多年的云岗石窟，想像2,000多年前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的故事场景。沿着黄土高原边上再往来南是雁门关、太原、平遥古城、祁县的乔家大院。没去过北方，没看过黄土高原，不会知道陕北为何养出了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旅行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藏区的稻城亚丁。那儿海拔超过4,000米，最高点的卡子拉山高达4,716米，那是我最接近上帝的一次高山经验。这两部影集，没有太多统战的语汇，倒是制作单位游戏于国内文字之美，在带领观众穿梭美景时也多了不少乐趣。市场不够大，台湾的制作单位出不了好价钱、高成本，让人尝试更高难度、更精美的影片。如果台湾要拍出这样的影片，能找到好题材吗？不难；也许是水果、蔬菜，山巅水涯的精品农作，也许是各地市场里的隐藏版美食，但好的题材不可能用将就的成本，要求制作单位做出好节目。台湾不缺钱，缺的是花钱的智能，我们愿意花点钱，还是存起来，或者发给老百姓更多的消费券呢？

大家都在谈PR的时候，新闻作业深受企业运作的干扰，组织化的网军、自媒体，改变了媒体的生态，各种似是而非，被人工智能调校过的新闻，或者来自民主国家与极权政府的内容、属性也有很大的差异。人文素养成为分辨是非的基础，但我们怎能期待社会上每个人都能格物致知，明辨是非呢？新闻很多是假的，刻意操作的，传统上我们基于新闻自由的原则不能干涉，但我深信长期经营品牌、品质的媒体，终究有一天会成为独立于网络平台之外的强大力量。欧美顶尖的媒体机构已经能以全球市场为基础，布局长期收费的机制，但中小型的国家该如何因应呢？一旦媒体市场被网络平台控制，缺衣少粮的媒体还能存活吗？愿意以媒体为志业的年轻人，还有机会挑战第四权的制高点，成为影响社会的关键力量吗？一旦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麽没有自主能力的媒体，将会是另一个国安问题。我曾经读过一本小说，场景描述的是1920年代的湖南乡下，民不聊生的社会底层群众，组织了一个攻打县城的队伍。从人数规模、使用的武器、官方应对的方案，可以想像100年前的国内是如何不堪，这只是民众在面对旱涝时，为了求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场景，让我想到官逼民反的现实。《花园口》这本小说与《1942》这部电影，描述的都是河南人在中日战争时的困境。《花园口》讲述日军侵华时，国军部队为了延缓日军抢攻武汉（国内工业中心）的时机，决定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堤，让黄河水成为阻挠日军机械化部队进袭的时机。这个举措确实有效，但却是上百万河南百姓用性命换来的。在《1942》电影中，老牌演员陈宝国饰演的地主，好不容易用独轮车推着积攒的粮食要到陕西避难，但一路上他与觊觎粮食的饥民如何尔虞我诈，也成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忆。我还记得有一幕是为了抢粮食，有人被倒栽葱送进了热锅里。人如蝼蚁是战争中常见的影像，我们想尽办法希望用各种规范规避战争，但显然成效时好时坏！最近国内还有部《县委大院》的连续剧正在热播中，我没有追剧的习惯，但这部连续剧前几集，描述国内基层政府如何面对动迁、地方政府如何开会、书记与县长的相对地位等都有明确的影像，所以我说这些都是真的。至于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们如何领导群众，《县委大院》里的故事真真假假，在国内，共产党说了算，那就请大家各自评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