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兹曾说，如果抽走20名顶尖高手，微软（Microsoft）只是个庸俗普通的公司而已。如果要发展半导体制造业，哪些国家具有实力可以整合20名顶尖高手呢？除了起步较早的美日两国之外，台韩发展半导体产业都有历史的机遇，接下来谁有机会挑战半导体产业的顶级殿堂呢？从硅谷半导体设备业的朋友口中得知，英特尔（Intel）负责晶圆代工事业（IFS）的印度裔总裁塔克（Dr. Randhir Thakur）已经辞职，并在CEOPat Gelsinger的祝福声中回到印度。原本负责掌舵与台积电、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一较高下的高手，之前也担任过应材（Applied Materials）高层的塔克如今回到印度，而且极可能是帮印度突破半导体制造业的领衔人物。每个人提到印度，都告诉我水电等基础建设不足、种姓制度影响，但我总是会反问，您多久没去印度了呢？如果您看到疫情期间，拥有庞大软件代工产业的印度是获利的国家，会如何理解印度的产业竞争力呢？一个多月以前，我受邀到印度浦那参与亚洲经济论坛，在几个重要的城市，看到的是不再堵车的街道与消失不见的「街友」。同台讲师中有不少是科技业领袖人物或高端政府官员，当然有谈到印度投资、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可能性。我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分享印度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时程，但以我在现场感受到的氛围，印度发展半导体制造业的计划「箭在弦上」，而且应该会在近期内，就有明确的计划与宣示。毫无疑问，从人才与国家资源的角度而言，国内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半导体的发展大国，而另一个国家必然是印度。2023年4月，印度人口正式超过国内，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国内暗讽「质与量」的问题更重要，但在IC设计领域，我想国内也不敢托大。根据DIGITIMES调查，台湾IC设计业全球市占率18%，本地雇用IC设计工程师是4.7万人。印度没有本土IC设计产业，但高通（Qualcomm）、东芝（Toshiba）、三星、联发科在印度都有很大的研发团队。光是外商聘雇的IC设计工程师就多达5.6万人，一旦印度本土的IC设计业站稳脚根，没有人敢说国内的IC设计业是超前印度的。能够决战光明顶的，都不是泛泛之辈，继美日韩台之后，当原先被看好可以扮演制衡国内角色的印度，怎能不动如山呢？纬创、富士康都与印度在地大厂联手，一旦电子、半导体在地化，IC设计业也能连结到制造业与零件需求时，台湾的零件代理大厂会错过这次的机会吗？印度已经不是10年前的印度，而10年后的印度商机，我们有机会分一杯羹吗？

最近有人问我，在ChatGPT时代下的创意如何养成？经我询问ChatGPT后，我过去的想法和ChatGPT的答案是一致的（虽然ChatGPT的措辞变来变去）。在「鸡尾酒」（Cocktail）这部1988年的电影，Tom Cruise饰演一位在职进修的酒保，到一家商学院学习如何创业，最后放弃进修，并向一位资深酒保说明放弃进修的原因：「教授上课都在胡扯（Bullshit）」这位资深酒保笑着回应：「你知道教授只会胡扯，就有资格毕业啦。」这位老酒保意思是说，教授没有实战成功经验，却在课堂上教学生如何创新创业，只不过是误人子弟，浪费学生时间罢了。我看了不禁莞尔，写剧本的老兄显然吃过教授的亏。依我的浅见，创意可经由2种方式培养。第一种方式是在观察有创意的人的过程中学习其创意。换言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所谓的米开朗基罗效应（Michelangelo Effect）。这个效应是心理学家观察到的现象—相互依存的个人会影响和 「塑造」对方—如果你有决心学习创意，在观察有创意的人的行为过程，渐渐能雕塑出自己的创意风格。一般大学进行系统式的授课，没有创意涵养的教授仍然可以照本宣科，但产生的米开朗基罗效应，却教出没有创意的学生。难怪「鸡尾酒」尖酸的下结论：「教授上课讲的都是胡扯。」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是真正有创意的大师，一块顽石在他手中能化腐朽为神奇，雕塑出艺术品。心理学家因此以他命名米开朗基罗效应。第二种方式是鲶鱼效应（Catfish Effect）。原意是指透过引入强者，激发弱者变强的一种效应。渔夫捕捉沙丁鱼食，返航后沙丁鱼都已奄奄一息，卖相甚差。有一位挪威船长将鲶鱼和捕获的沙丁鱼放在一起，沙丁鱼为了闪避东游西窜的鲶鱼，不停游动保命，终可在渔船靠岸时存活下来，是为鲶鱼效应。此效应亦可引伸为棋逢敌手，能互相砥砺成长的意思。米开朗基罗和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两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有鲶鱼效应的故事，彼此良性竞争，激荡出艺术创作的火花。话说意大利翡冷翠打算为维奇奥宫绘制大厅内的巨幅画作，同时邀请米开朗基罗和达文西来「投标」争取创作。两个人竞争，最后都因故放弃，没有分出高下。后来两个人又较劲制作大卫雕像。结果米开朗基罗胜出，获选为制作大卫雕像的艺术家，完成永垂不朽的雕像。落败的达文西专注投入解剖学研究及绘画创作，在科学与绘画上缔造出伟大创新。说了半天，如何利用ChatGPT来帮您利用米开朗基罗效应（鲶鱼效应）养成创意？您不妨就单刀直入，直接问它：How to use ChatGPT to create Michelangelo Effect (Catfish Effect) for innovation？比对米开朗基罗和达文西的例子及ChatGPT给您的答案，或许您更清楚如何进行。 

印度政府的生产连结激励计划（PLI），鼓励在地大厂结合台韩业者的积极作为，促成了纬创、和硕、富士康与在地厂商的合作。被美系大厂压制30年的亚洲ICT产业供应链，因为亚洲新兴市场崛起，与产品供需结构变化而出现新的转机，为企业的经营战略与生命周期带来新的面貌。人口众多的印度，白领人口比例较低，对电脑的需求一直都无法挤入全球前五名，也很难挤进台资企业顶尖大厂领导人的行程中。但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后，印度超越美国，已经是仅次于国内的第二大手机市场、第三大汽车市场。印度超过80家的独角兽公司，也是美中之后的翘楚。可以想像年轻人口众多的印度，未来在电竞市场与元宇宙潜力背后，将是数据中心、服务器、电源供应器、网安等无限连结与延续的商机，台商不可能无动于衷。当然，东协南亚国家不像是美欧日这种先进国家有稳定的代理体系，如何找到适当的市场区隔，切入当地的供应链，连结在地的价值，都是台商在策略上正在深思的课题。像台达电、广达在泰国，电子五哥在印度，只要找对方向都能获利丰厚，甚至有厂商用「肥到流油」来形容。但大家都明白，打群架才符合未来的产业格局。量产业者以承接大型OEM订单存续，过去是「零和游戏」，未来则是竞合并存的矩阵型关系，谁能突破传统的藩篱，跨业、跨界进行合作，谁就可能是赢家。「岁月是把毫不留情的杀猪刀」，用在人的年龄上是个好的说法，用在产业竞合上也是很恰当的。谁能比竞争对手更早取得先机，谁就可能是市场上的领导者。最近一、两年，我们发现印度客户的价格松动了，过去以低价着称的印度，客户开始抢货，加上印度政府的PLI计划，两者加乘之下，利润结构改变了，怎麽能错过这次的机会呢？我们必须清楚「印度不是个穷国家，只是个穷人比较多的国家」而已，瞄准高端、蓬勃发展中的市场区隔，您就不会错过这次的商机，而且相对于以往，印度不再是以价格取胜的市场机会。除了印度之外，越南、泰国也都如此，它们也都将台湾视为晋升国际一级战区的跳板。

在国内劳动成本骤增与国际关系变化的过程中，经由陆路，从深圳、东莞延伸到北越的供应链逐渐成形，加上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在北越布局两个大型手机生产基地，一时之间，越南风起云涌，年年两位数成长的电子产品出口值，印证越南可能是下一波电子产品供应链的焦点。我们一边观察台韩在电子业生产基地的移动，也看到越南加速布局，甚至成为东协中第一个启动电动车制造业的国家。在CES大展中，来自VinFast的电动车，展现了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锐气，甚至挑明将发展半导体等上游关键零件产业。根据DIGITIMES汇整越南与台湾、韩国、日本、国内、香港的半导体、电子产品贸易数据显示，越南对台湾的半导体与电子产品贸易逆差分别为11.3亿美元与17.1亿美元，对日本则是25亿美元的逆差，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则是157.9亿美元与167亿美元。关键在于台日韩厂大举布局越南生产基地，尤其三星越南厂已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相关的零件大量从韩国调度，是可以理解的现况。至于越南对国内的电子产品贸易出现顺差，倒是令人意外，除了英特尔（Intel）在越南的封装厂之外，更多厂商将产品回销国内、香港，隐隐之间看到供应链转变的迹象，过去集中在国内的生产基地，正往不同国家分散中。越南之外，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也都蠢蠢欲动。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拜访印度总理、泰国总理、印尼总统，其实都是以量产制造能力交换当地电动车商机的盘算。至于新加坡的转口功能仍在，马来西亚是相对成熟稳定的供应结构，槟城是封测产业的中心，但也面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受瞩目的是泰国，从台达电泰国成功范例，更想知道台厂往东协移动的轨迹，与可能的运作模式。泰国也想发展半导体，但1997年Alpha Tech与德州仪器（TI）合作破局的案例之后，泰国再也没有晶圆厂的投资计划。而台积电之外，联电、华邦、旺宏呢？台湾其他半导体公司也可能是很好的选择，这些公司是主动出击，还是伺机而动呢？

根据DIGITIMES汇整的台湾上市柜电子公司数据显示，2022年949家电子公司总营收9,530亿美元，其中生产手机、NB这类量产制造的公司总营收大约5,000亿美元。而包括富士康、和硕、广达、纬创、仁宝与英业达六家电子制造大厂，贡献了大约4,000亿美元的营收。光是这六家制造厂每年采购的零件就高达3,000亿美元，如果这六家大厂同时停工，冲击不会小于晶圆代工厂，我们很难想像NB、手机无法准时供应的后果，当美国政府说要「重新有意义的掌握供应链」时，以这六家大厂为首的台湾电子业供应体系怎可无动于衷？「量产制造能力」几乎是台湾电子六哥与生俱来的DNA，全球前30大EMS制造厂的总产值，台商也贡献了72%，我们可以理解，台商在G2大战的大格局下，成为各方争取的焦点。而电子六哥可进可退的市场战略更是动见观瞻，只是这些台湾厂商应该如何回应各国的期待，又如何「战略清晰，战术模糊」先创造有利条件，再建构双赢的产业布局，也成为这些厂商在整体战略上的关键思维。我们试着以电子六哥的需要，越俎代庖想像台商顶级大厂如何布局东协、南亚，也提供给所有台湾的电子厂商参考。过去这些量产大厂都以承接苹果（Apple）、惠普（HP）、戴尔（Dell）这些国际大厂的订单为主，但经济规模的背后就是低毛利。2022年净利率的前三名依序是富士康、广达、纬创，但也都在2.5%以下，仁宝甚至不到1%。显示电子制造大厂虽然不可或缺，但也受制于原厂的技术规格，很难进行创新的研发，也很难在软硬整合、在地服务上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但这个情势正在改变，基于在地价值、新兴市场、国家安全等理由，很多新兴国家开始思考更具独立性的产业布局。他们想要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对于隐藏于后的电子产品组装需求等，都有不同于欧美品牌大厂的考虑。东协与南亚是流着奶与蜜的丰腴大地，在15~24岁之间的年轻人口，国内有2.1亿人，但印度却有3.8亿人，其余年轻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有很多在东协、南亚地区。孟加拉、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排名第20名的越南也超过2,000万人。连同东非这个潜在市场，面向印度洋的总人口超过22亿人，在手机与NB生产基地的转移上是首选，而在电源管理、绿能、电动车与车联网的应用上，将会以新兴市场的面貌出现。更遥远的元宇宙、人工智能驱动新商机的会是在地的应用，可以理解区域型生产基地的背后，除了「去全球化」的议题之外，还隐藏着庞大的应用商机。当股神巴菲特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出售对台积电的持股时，我们应无动于衷还是试着告诉资本市场，这个世界需要我们？

没有常识，可以常看电视。老婆常问我，怎麽那麽喜欢看电视，一方面是休息，另一方面是因为看电视增加了我的常识。在Discovery频道中，看到《大地之子》（The Sons of the Soil）节目，介绍印度的拉达克侦察兵团。这个兵团派驻在海拔3,505米的高地上，招募21岁以下的军人，要面对来自国内与巴基斯坦两国的威胁。军人多数来自邻近的列城地区，当地的姜巴人长相很像藏人，生活困苦，也有与生俱来在高地生活的优势。结训时，得跑完42公里的长跑，我很难想像在3,500米以上的高地跑马拉松要如何熬过来！听说拉达克会举办72公里长的超级马拉松，能排进前十名的，多数来自拉达克侦察兵团。看这部影片我超有感，因为读过不少印度的书，一看主题便知道「拉达克」是中印巴边界的山谷。当有了足够的常识，在看电视时，一旦看到好的节目，自然会联想到很多相关的常识。同一天的节目中，还有一小时介绍土耳其。谈土耳其东南部的马丁市，混居土耳其人、库德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原来这里是底格里斯河的上游。那里要盖水库，库德族人哭诉说，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经历1915年大屠杀的亚美尼亚人，也有不少住在这里，我去过亚美尼亚两次，了解那一带的风土民情。马丁市是个山城，地形起伏跟重庆很像，靠着马、驴载运，卖马鞍的土耳其人大发利市，赶驴的人说，除非遇到漂亮的驴子，否则驴子还是挺乖的！边界的争议，来自于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坚持，刚刚读完《全球新版图》一书，知道中东地图是一个英国人与法国人依自己的意愿画的，但当地的阿拉伯人期待的是个哈里发的世界，对于边界的理解与我们不同，而西方世界却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他们。沙特阿拉伯最大的优势也许不是石油，而是麦加在沙特阿拉伯！我很像个到处走唱的小歌星，随时接受听众点歌，很多企业邀我讲课，好像认为我的能耐「无上限」，任何一个题目都可以信手拈来，毫无障碍。我想大家都明白，科技产业的变化日新月异，光是准备讲稿就是个大工程，何况我还是个经营者，每天1,000字的专栏也都自己写，以免跟产业脱节，如果没有找到吸收知识的方法，我能这样过日子吗？

2022年台湾新生儿人口是13.9万人，很显然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台湾不可能以过去的经营模式继续发展科技产业。那麽谁会是未来真正的赢家呢？我在勤业与玉山科技协会合办的研讨会中与简立峰同台，简立峰现在是很多家的独立董事，而不再只是帮Google在文字生成上做出贡献的专家而已。如果机器学习将加速学习的能力，而利用软件创造软件的大时代已经波涛汹涌了，我们怎麽能相信企业的营运模式可以一成不变呢？许多人都说这是个软件公司大灭绝的时代，简立峰语出惊人的说，人口不足的台湾可以用人工智能（AI）接棒，类神经网络的进展，让我们从计算机真正进入电「脑」的新境界，Computer只用来计算是「机」，可以用来思考，那就是「脑」了，我喜欢这样的说文解字。很多人说，ChatGPT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做为一个AI领域的专家，简立峰说ChatGPT将会是键盘白领的恶梦，对台湾人而言更是挑战。网络世界的内容，有60%是英文创造出来的，其中1.5%是中文，但只有万分之1是繁体字，意思是要透过参数总量不足的中文数据库，建构最好的问答系统，恐怕是件高难度的工作。这段叙述「言者无心，但听者有意」，我也有自己的解读。如果我们相信ChatGPT提供符合逻辑的答案，就生成文字，回答一般性的问题而言，对普罗大众是个不错的工具，但ChatGPT不可能提供100%的正确答案。专业问题与牵涉人性价值的经营管理策略，我们B2B的专业服务在过多「廉价信息」，而使用者时间有限的前提下，专业服务业者与具有品牌信赖度的上游信息公司，会比以往有更好的机会。其次，能否从产业关键字的标注、演算，找到更好的问答模式，也值得大家深思。我们也许没办法给专业用户100%的答案，但可以有80%的文字、内容，透过演算法找到比较接近事实的答案之后，其余的20%用专家意见补足，这也是可能的模式。就中文而言，文字总量不足，可不可能反倒是专业服务公司的机会，至少5~10年之内，应该不会有致命的威胁，在我们的「专业知识服务业」工作领域里，短期内这些应用应该都不会成为具体的威胁，也更强化我在经营品牌价值与信息品质、信息定位上的信念。李开复说记者、分析师都是高风险的产业，这话讲给美国人、国内人听是对的，讲给台湾人听，也许可以有正好相反的解读。凡事都是一体两面，我相信能坚持品质的一定是赢家，而品牌甚至是可能熬到最后的关键。 

1990年前后，东欧市场自由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很多人在东欧市场赚到第一桶金。北投凤甲美术馆的创始人邱再兴，他是施振荣的老东家，跟我谈过如何在东欧市场浴火重生的故事。很多台商怀抱着的大梦，希望知道东欧市场的全貌。当时我在资策会MIC带领研究团队，我的顶头上司陈清文，也是当时MIC的主任，问我能不能做个研究，跟大家分析东欧市场的近况。「以客户的需求，提示该做的事」，陈清文是好老板，但我摇摇头说，没去过东欧，也知道当时研究全球PC市场的IDC与Dataquest并无东欧市场的报告。但从正面角度思考，台商的价格，对于东欧买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至少也得给厂商一点参考数据。其实，我一边摇头一边想，这个事情无解吗？厂商不过是要找到经营东欧市场的策略，及经营当时9个主要东欧国家的优先顺位而已，我回报陈清文，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然后开始汇整东欧PC市场的数据。我找到旧苏联的PC市场需求大约50万台，而东欧国家每400万美元的GDP，大约可以创造出1台PC销售量的数据，我用这个数据推算东欧9个国家市场的规模。也进一步汇整出东欧国家中，捷克精密机械业有一定的基础，要投资的话，捷克可能是首选。其次是生产消费电子，如冰箱、洗衣机的波兰，如果要前进东欧的话，最方便的入口是匈牙利。这些当然是粗放型的答案，但在那个没有Internet、手机，连PC都在拓荒的时代，有这些数据「聊胜于无」。最后陈清文要我筹办一场「东欧PC市场研讨会」，向产业界报告我们的研究心得，那场研讨会也受到大家的肯定。几年之后，我奉派到匈牙利参加世界科技大会，前往东欧之前，已经大略知道各国的条件，这些常识让在我看欧洲地图时，知道穿过乌克兰的俄罗斯油管代表什麽意义；知道长达1,200多公里、穿越波罗地海直达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又具有什麽样的战略意义。这些知识，也许我一辈子也用不着，但却让我在阅读新闻、书籍时，有更宽广的视野。我在布达佩斯的锁链桥上，看着潺潺流过的多瑙河，如果我当时对所有问题、挑战都说「No」的话，我不会有今天的机会。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从答案中也可以看到您用心与否？而所有的努力都是丰富我们人生的过程，而轻易错过的机会，都是您自己的问题！

连假在家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的新作《艰难的抉择》，卜睿哲是台湾通，旁徵博引的数据颇有参考价值，他从台湾困境出发，论述两党的政治人物在年金改革与核能政策时，常常都是政党利益大于社会效益。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议题，但台湾专家写的没有人看，因为我们总是怀疑写文章的人别有所图。此外，卜睿哲对于台湾所得分配与人才困境，也有些独到的观察。不久前，DIGITIMES帮台湾半导体协会完成「2022年IC设计产业白皮书」，在报告中指出，如果到2030年为止，台湾IC设计产业维持年均6%的成长，估计台湾还需要3.4万名IC设计人才。然而IC设计人才多数来自电机、资工、数学背景，台湾每年STEM背景的研究所毕业生不过1万人上下，联发科、瑞昱、联咏相互竞争之外，还得面对半导体厂、IT公司抢人才的压力。其次，从整个台湾的角度看，到底需要什麽样的人才？从需求而言，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工程人才供不应求，但根据麦肯锡（McKinsey）研究，「人员管理、企划决策、创意，能与利益关系人沟通的人，被自动化工具取代的可能性最低」。另一份研究指出，台湾的人力资源欠缺非重复性，分析型、互动型，包括创新、创意性的工作，以及积极在国际市场上与他人竞争的能力。这些人一定要是理工背景吗？我们公司的研究员，念理工与社会科学的人大约各半，表现好坏与长期的价值不是因为大学之前念什麽，其他媒体高层说：「愿意，比能力重要」，我也深以为然。如果「忠诚」意味着极度忍受大材小用的工作，那人生是灰色的；如果年轻人得放弃赚够钱去结婚的念头，才能去寻找自己最喜欢的工作，那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双重困境。从很多条件思考，依附在台湾科技主流产业的高端服务业，可能是我们共同的机会，在大型服务业的员工薪资比家族企业为主的小型服务业多出54%的薪水。支持本土大型、专业的服务业，就可以多聘用念社会科学的人，这些都是可能的路径，但您得确定自己是不是顶尖的社会科学人才，也要禁得起在科学领域里的考验。当然，跨域的人才得有伯乐，也得有发挥的平台。台湾200名员工以上的本土大型服务业，除了代理、电信、金融之外，还有多少机会呢？在量产制造领域上发光发热的台湾科技公司，愿意给本土非理工科系的毕业生多少机会？

DIGITIMES 25周年庆，回头观看已经半个世纪的新时代电子业，我们必须谦虚面对前辈的成就。我常说：「亚马逊（Amazon）是一家伪装成零售代理商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公司，正尝试从Computing Cloud，进化到AI Cloud」；同理，DIGITIMES是一家表面是报社，以电子业为基础的专业信息提供机构，这些面貌都是跟着时代需求与新技术冲击逐渐演化的。过去半个世纪，到底谁是开创事业的英雄？1974年带领RCA计划的胡定华过世了，我想到曹兴诚、史钦泰。我也想到1974年创业的郭台铭，1975年接手神通集团的苗丰强，1975年创办光宝集团的宋恭源，以及1976年创办宏碁集团的施振荣。我是创业家，深知在荒芜大地上开疆拓土之苦。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都是国家的英雄，不再需要大家吹捧丰功伟业，但面对问题的智能与勇气，仍应被忠实的传承与理解。这一系列的纪录片，我并未参与事前的企划，或者代邀哪些人应该接受访问。我相信亲身参与，主导纪录片拍摄过程的同仁，自然可以体会事情的优先顺位，学习前辈的创业精神。在受邀的前辈中，光宝集团的宋恭源传话希望与我见个面，前辈召唤，我当然立即回应，前往瑞光路的光宝大楼探访宋恭源。1995年，我写处女作《电脑王国R.O.C》时，与宋先生促膝长谈，仍然记得他跟我说：「我只是在失业与创业之间找一条生存的路而已」。1960年代末，宋恭源在高雄的封测厂工作，之后到德州仪器（TI）中和厂效力。几年之后，德仪有意关闭中和厂，面临失业压力的宋恭源选择跟德仪商谈接手工厂的可能性。也因此光宝集团诞生了，之后并从Discrete扩展到电源与显示器等新兴领域。现在的光宝集团有6万多名员工，成为台湾科技业的顶尖企业之一。DIGITIMES同仁以《礼记》中的五个节令，串连第一代创业家，并分别探索每个不同阶段的时代意义。但毕竟不是那个时代成长的年轻人，同仁们深怕挂一漏万，而宋恭源亲自指导画了台湾半导体产业演化图，为我们定锚、解惑。宋恭源说，台湾的半导体业启蒙于施敏自美返国作育英才，第一个本土博士是张俊彦。之后在英特尔（Intel）、超微（AMD）成立的那两年，施敏与邱再兴在1969年兴创办寰宇电子，也成了施振荣的第一个东家。1970年，张俊彦创办万邦电子，而工研院与经济部的集成电路发展计划，都与这一批人息息相关。问宋恭源为何成为第一家上市的电子公司？宋恭源说1970年代的台湾，是「两分利」的时代，不从社会募集资金，很难活下来。光宝走向资本市场，也成为后继者的典范。半世纪功业的创业家，人生已然淡泊，但做为专业媒体，我们应该给下一代留下什麽样的纪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