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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德国同事们 (一)
我曾经服务于一家台德合资公司,经历缔盟、合作、对簿公堂又握手言和的各个阶段。对于德国同事们,我有远较于刻板印象(stereotype)深刻的体验。平地起工厂,待到可以迁入时,几乎所有自己有办公室的德国同事们书架上都满布数据夹。数据夹有几种颜色,连空的文件夹上的标签都预先贴好,彷佛一上任就有一个缺省的工作框架,一切井然有序。在那个尚无云端硬盘的年代,对于文件和数据分类和储存的如此执着,令我惊异着迷,立马学了起来。后来,果然派上用途了:在诉讼的过程中,我找到一份他们没有储存的关键档案—这份文件双方用传真往来,而传真用的是感热纸,用三孔夹钉孔不太顺当,德国同事因而没存留;我却是一以贯之,硬是比他们多存了这一份!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说是德国团队,实际上派遣人员(assignees)是以德国人为主的多国籍人员团队,最多的时候合资公司有十几个国籍。这样的合资公司以英文为官方语言,乃理所当然的事,这自然包括公司的规章、数据、文件、档案以及会议语言,贯彻的程度可能超过现在很多正在全球布局的公司之努力。这家德国公司内部当然也使用英语。在它成立的170余年中,曾经设立超过1,000家子公司,并在全球超过190个国家营运,以英文为公司官方语言的政策早已行之有年。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连2个德国人之间的电子邮件也全使用英文。有一次,派遣团队的在地最高指挥官执行副总,在一件事情的协商中要争取我的同理心,拿了他的电脑显示他们公司营运长给他的指令:You must support xxx!一连串的电子邮件全都是英文的书信往来。这种严格贯彻到公司最顶层的全球化政策,铭刻到骨子里了。除了驻地执行副总之外,几乎每个派遣人员都聘请中文教师于公余闲暇时间学习,这似乎是公司鼓励的政策。除了全球化的措施外,驻外人员的在地化似乎也是公司的政策之一。进驻厂房之后不久就过年了,然后初五依例祭祀开工。这位执行副总神态自若的加入拜天公的高管行列中。基督徒不持香,却也礼敬如常。据我所知,这是他首次被外派到华人地区,举止却从容自若彷佛预演过似的。后来才知道,这家在全球营运的老牌德国公司,内部聘有几位文化人类学专长人士。除了平常参与各地市场行销、政府关系等与在地文化密切相关的事务外,另外就是为外派人员准备好融入驻地的教材,这已是德国公司行之有年的做法。事实上日本甲午之战后接收台湾时,已先后在1895、1896年派遣伊能嘉矩、鸟居龙藏2位文化人类学家来台湾打头阵,了解风俗民情,做为治理的基础,这比我们时至今日才开始想聘地缘政治专家早了足足一世纪有奇。德国公司先后派了3个女性技术副总来台,先是技术移转、后来共同研发。第二个女性主管的经历颇有启发性。她比另外两位年轻许多,技术根底紮实。除了有时候爱使小性子外,没什麽好唠叨的。大概是她在此地任职的绩效优异,任期满后转任德国公司座落于法国的另一个合资晶圆厂总裁,居然让这厂转亏为盈—在法国欸!值得一提的是她接受的是德国双轨技职系统(duale ausbildung)教育,一面在工厂任职、一面在学校接受课堂教育拿的博士学位。这就是这几年产业界热议的技职教育体系。要设计、执行如此的技职教育体系并不难,不容易的是产业怎麽对待技职体系教育出来的学生。社会及产业必须能公平对待各种教育体系出来的学生,技职体系才有可能生效。这是为什麽德国技职教育屡屡为人称道,而台湾技职教育濒于消失的原因。这家德国公司向我展示双轨技职系统如何奏效的精髓。 
阳关三叠,传音初唱:非洲的手机大商机
14亿人口的非洲,一年超过2亿支手机需求,这台湾人视而不见的商机,在国内传音的经营下卓然有成。没有人真正探索过前因后果,以及台湾公司为何错过?2000年千禧年刚过,国内宁波出现了名为「波导」的手机品牌,这个在地企业拿到第一桶金之后分裂成两个系统,一个做房地产去了,另一个系统在竺万亿江的带领下,把技术、管销的核心干部带到深圳,并在2007年创立传音,开始了十几年的非洲长征。2008年以后的国内,在北京奥运、一带一路的加持下,华为、中兴开始了新兴国家的基础建设工程,这对希望在新兴市场打下根基的传音而言,是个千载难逢的契机。有了不可或缺的网络电信基础建设,甚至是全套移植自国内的营运模式,这一批国内商人相信,只要找到立足点就可以在荒芜的市场中找到落脚契机。是的,他们成功在不穿鞋的非洲人当中,寻找销售各类鞋子的契机。过去大众媒体报导的非洲,可能是难民外流,危害南欧社会安定的源头,很少人花心思去理解非洲真实的面貌,乡下、边界或许还是待垦荒的处女市场,但在首都等都会区,其实与北非、南亚相去不远。基本上,非洲应该区分为与南欧高度互动的北非,以及自认为不是真正非洲,荷兰人、英国人仍有一定势力的南非。过去传统「Sub-Saharan Africa」的概念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荒芜大地,但真正细分的话,还得分为英属东非、法属西非,以及邻近南非的几个国家。传音初唱传音从东非5,000万人口的肯尼亚起步,据说第一年就卖掉400万支的手机,之后从肯尼亚慢慢向尼日利亚、衣索比亚、乌干达扩张。传音采取的策略是与在地代理商合作,联合华强北山寨机的生态系各自发挥优势,也各取所需。来自国内的商人担任大盘商,在地代理、资金、销售,都是由当地熟悉风俗民情的合作夥伴经营。赚到钱之后,这些商人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据说苏丹与索马里亚地方势力的不法所得很多进了肯尼亚等地的房地产,如此自己建构一个生态系。这种草莽的商机,台湾人、韩国人做不到,而苹果(Apple)、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也不愿意降格以求,拉低自己的品牌层次。根据IDC数据显示,2022年第4季,以Tecno、Itel、Infinix等不同品牌销售手机的传音,在非洲市占率已经超过4成,并将事业版图扩张到情况类似的巴基斯坦、孟加拉。手机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主打单价200美元以下的手机,买卖方式必然超越西方正规系统的想像,当然也硬挤出一块铁板商机。我想到一句台湾俚语:「鸡卵密密也有缝」,路是人走出来的,国内人在非洲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卖零件的台湾人,至少也得知道来龙去脉! 
终极显示技术Micro LED 智能手表市场成关键滩头堡
苹果日前发表2023年最新iPhone 15系列及Apple Watch系列等新品,就各项产品规格而言,大抵是渐进式的提升,但在占零组件单一成本比重最高的显示器方面,仍然是采用AMOLED,与2023年产品差异不大,比较特别的是第二代Apple Watch Ultra最大亮度提升50%,至于新兴的Micro LED何时能搭载在苹果的智能手表上? 短期内仍然没有迹象。Micro LED号称是终极显示器,因为它具备众多优异显示特性,不但在亮度、对比值、精细度、尺寸范围、反应速度、高效率/低功耗、可挠曲、透明性、内嵌其他传感器等方面的潜力,均优于目前占主流地位的TFT LCD及AMOLED技术,所以产业对发展Micro LED的热度相当高。Micro LED目前真正商品化的应用,是超大型显示器,TFT LCD玻璃基板难以切割出来的100寸以上显示应用,更适合能采拼接方式弹性组合的Micro LED。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在CES 2023展会中,推出50、63、76、89、101、114与140寸新机型,主打企业行销宣传及家庭电影院应用,价格虽与前几年相较有所下降,但仍是奢华等级,例如北美市场89寸Micro LED TV产品,售价约10万美元。由于电视机用的显示面板并不需要很高的精细度,加上Micro LED TV因量产性低导致单价偏高,对于目前在巨量移转/巨量修复技术仍在发展中的Micro LED业者练兵而言颇为适合。若Micro LED显示器要真正达到大量出货,第一个滩头堡市场应该就是在智能手表。全球智能手表1年的市场需求约1亿支上下,其中苹果的Apple Watch约占半数,苹果若能领先采用Micro LED显示技术,势必能带动小尺寸Micro LED在穿戴式应用市场的起飞。为何智能手表的量产优先顺序,会高于智能手机?一方面智能手表的市场规模仅智能手机的10分之1以下,此外,1支智能手表其显示器需要的Micro LED像素数,仅约智能手机用显示器的15分之1至20分之1,两项因素加乘考量后,明显可见Micro LED切入智能手表应用市场的门槛较低,包括LED芯片厂的投资额、初期量产所需要的Micro LED数量等,后者涉及到良率、量产性方面能否满足初期的市场需求。尽管苹果产品(包括手表、MR等)采用Micro LED的脚步不如原先预期的快,但是其他业者包括友达等,展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预计2023年内要出货给客户智能手表用的Micro LED。其实,友达在车用Micro LED显示器的脚步也相当快,不过,众所周知汽车产业链比较保守,要打入主力车厂的供应链往往需要3~5年的布局及认证,车厂需要先确定其所采用的电子零组件,在可靠度、货源稳定供应能力上没有问题,所以倾向希望友达等Micro LED业者先在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开创量产佳绩,之后再应用到汽车市场,毕竟汽车产品的使用周期长达10~20年,车厂会采取比较稳紮稳打的策略。目前市场规模1亿支上下的智能手表,随着个人健康监测需求提升,市场可望持续成长,一旦Micro LED成功切入智能手表之后,预期将成为2030年以前Micro LED显示器最大的出海口。
AI风潮引爆矽光子应用
2023年9月的SEMICON Taiwan会议中,矽光子(Si photonics)技术引起热烈讨论。在9月5日「矽光子国际论坛」中,笔者也受邀与台积电、日月光、工研院、美国Cisco及日本爱德万测试(Advantest)的专家同台,主持人是日月光CEO吴田玉,共同讨论矽光子技术在人工智能(AI)时代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以下是个人在这个议题中,所表达的看法。众所周知,矽光子技术已经发展超过20年,主要是利用CMOS成熟制程,将处理光信号所需的光导管、调变器、光栅、耦合器,甚至光侦测器等主被动元件整合在矽基板上。目前唯一无法整合进矽基板者,是半导体雷射,因为涉及到不同的材料系统,只能以封装的方法处理。矽光子基板负责将光的信号转换为电信号,此为接收端,发射端就是将电信号经由雷射转换为光信号。由于使用成熟半导体制程,在微小化、整合度、量产的良率,甚至成本都具有优势。再加上使用光信号,对比于电信号,又有着高带宽、低延迟(low latency)以及低功耗的优势。自从光纤通讯在1980年代被引进之后,一直担任信号传输的角色。初期在人类使用数据量还不大的时候,光通讯运用在长距离的传输,如海底光缆、大都会地区的网络。随着数据量的提升,光通讯开始进入区域网络。近来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兴起,最大的数据产生及传输量是发生在AI服务器之间,因为任何一个大型的模型,都包含数百亿个参数,而每次训练所要花费的算力是惊人的,这些都依赖芯片彼此间的平行运算以及数据交换。拜半导体先进制程之赐,目前处理或计算1个指令,只需要1~2 nsec的时间;但是数据传输速度的增幅,却永远跟不上算力的增加。光是在光纤内运行1米距离会产生5 nsec的延迟,因此AI服务器的算力有相当的时间在等待数据而停滞。若改用电信号来传输,等待的时间就更久了。解决之道当然就是将转换光信号的装置,愈靠近CPU/GPU/ASIC芯片愈好,以改善信号延迟,这中间最好避免掉电路板。因此,co-package optics(CPO)包含矽光子基板,便应运而生。CPO目前主力是放在交换器(switch)内,将矽光子基板与处理电信号IC芯片,以堆叠(stacking)的封装方式结合,再连接上光纤,比邻于各式IC处理器,这就是最靠近及最低延迟的选择方案了。在2000年代中期,IBM在其年度的技术展望(Technology Outlook),特别提出光连结(Optical interconnect)为未来技术的重点。IBM非常自豪于技术上的预测,也表示自己从来没有预测失败过,有的只是发生时间的早晚。彼时并不知道会有AI运算的蓬勃发展,也不清楚半导体的技术会进展到3纳米以下。但是很明确的是,人类在数据传输的使用量会持续地增加,而矽光子技术将在光连结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当时光连结的提出,也不清楚是会发生在芯片与芯片间(chip to chip)信号的连结,还是载板之间(board to board)信号的连结,或者是服务器架间(rack to rack)的信号连结。如今服务器架间的信号连结,甚至于架上的层与层之间(unit to unit),已经广泛地采用光连结技术。而芯片之间信号的连结,已经被台积电的先进封装技术3DIC/CoWoS/chiplet/fabric,使用电信号交换给解决了。接下来的重头戏会是载板之间的信号连结,目前的主力还是使用电信号的连接,至于光的连结就拭目以待。CPO结合矽光子技术,提供AI风潮中提升数据传输速度的最佳解决方式,这对于产业生态链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传统使用插拔(pluggable)光模块的生态系,并不会坐以待毙。在今年(2023)的全球光通讯大会(OFC)上,linear-drive pluggable optics(LPO)即受到广泛的注意,被视为传统势力的一大反扑。Linear-drive的概念是拿掉插拔光模块内re-timer/DSP功能,而增加在ASIC内信号处理的负担,如此便减低模块内的信号延迟及功耗。因此之故,可以再往前推进1~2个时代的产品,而整个产业生态链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同半导体制程所使用的浸润式DUV微影设备,在不改变DUV曝光机的生态下,又往前推进几个时代,直到EUV曝光机接手。矽光子CPO的时代终究是会来临,若LPO顺利推展,可能会使发生的时间延后。事实上,linear-drive的概念亦可以使用在CPO上,如此不论在信号延迟及功耗上,又会有更佳的表现。本文感谢与郑鸿儒博士的讨论。
越南的半导体旅程
在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之际,越南成为电子制造加值链的一个新环节,并为越南发展半导体意向增添几分想像。半导体的发展,可以依靠的不是终端消费市场,而是电子系统的大量制造。半导体的几个较发达的地区,从美、日、台、韩、中等无不经历此一过程。如此才有办法解释为何台、韩规模不大的国内终端消费市场,最终撑起如此巨大的半导体产业。越南人口近亿(约9,950万人),倍于台、韩,全球电子制造加值链的移转也是重要新节点。目前越南半导体产业已开始发展IC线路设计,如FAP(Financial and Promoting Technology;一家大型的信息服务公司)与国营的越南电信(Viettel)下的设计事业群/子公司。半导体制造方面已先进入后段领域,英特尔(Intel)已在河内投资封装测试厂,而且宣布将扩大投资。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的封装测试厂设立于北部太原省(Thai Nguyen Province),2023年第3季已开始量产FC-BGA(Flip Chip-Ball Grid Array)。Amkor于北部北宁省(Bac Ninh Province)设立的封测厂将于第4季开始量产。这几个大厂的设立显现出「北存储器、南逻辑」的格局。至于半导体制造的核心晶圆厂,越南政府在优先次序上是置于IC设计之后的,据说是由于先进晶圆厂投资金额较庞大、生态环境要求比较严格、需要较长期技术累积的理由。但是上述的理由只适用于逻辑先进制程的12寸厂,对于毋需依托于先进制程的领域如半导体功率元件、矽光子等,这些原因并不太会形成巨大的进入障碍,这些领域是可以现在优先考虑的。以宽带隙(wide band gap)半导体为例,目前次产业的形成还在初期,先进者并无太明显的先发优势,加上产业的竞争方向比较倾向于材料的研究,较少竞逐新制程开发,研发经费并不需要在经营体量形成规模经济后才能累积足够盈余、自主研究,因此目前进入此领域也比较有机会在竞争过程中逐渐赶上领先族群。以越南这样一个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新进者,在目前的既有的条件下应该先做几件事。第一,是立法投资奖励条例。目前越南并无类似的法令,也许有补助金,但是以行政命令补助,与依法规补助,对于投资者的风险评估是天差地别。特别是在目前的世界竞争格局之下,要建立、或者是要重新建立半导体制造能力的国家几乎都动用国家资本、以法令规范行之。补助办法就是一个费时的研究专案,不同的补助办法会导致不同得结果,而且有些是出乎预期的。兼之立法也需要时间,即使越南半导体制造能力发展优先次序排列较后,奖励补助条例依然是马上要开展的事。第二,是提升目前既存的科技园区,或者建立专用半导体园区,直到能支持晶园厂能运作的规格。科技园区是越南行之有年且有成效的措施,譬如Amkor的封测厂就设立于安丰工业园区(Yen Phong II-C Industry Park)之中。但是晶园厂有独特的需求,譬如极稳定的电力供应、特殊气体等。政府预先完成的基础设施对于投资评估是另一项吸引力。第三,是人才培育。人才培育需要先行于产业发展,而且前置时间长。大部分的人才培育需要公权力的运作,这也是马上要做的事。要切入半导体制造环节并且在其中存活下来当然不是容易的事,上面列的也只是必须先行的几项。但是也有要注意的地方:在政府的支持下仍然要保持合理的市场竞争,以刺激整体产业的活力,此乃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对印度政府的忠告,我相信对越南也受用。
IC设计业的新时代
2020年后,IC设计业同业购并案例大幅减少,反倒从IC设计业购并软件业的案例大幅增加。根据统计,IC设计业购并同业的案例从2009年的67件,减少到2021年的21件,但IC设计业购并软件业的案例却出现了17个案例。超微(AMD)在2022年宣布购并数据中心软件平台商Pensando,希望能提高数据中心市场的影响力,并强化与英特尔(Intel)对抗的强度。高通(Qualcomm)在2022年购并车用软件公司Veoneer与Arriver,NVIDIA则购并了Excelero。而前十大IC设计公司的购并范例,以博通(Broadcom)购并VMware与赛门铁克(Symantec)最为知名。我们试着深度理解博通在AIoT时代的重心转移与未来的经营策略,提供还挣扎于要与国内IC设计在成熟制程上短兵相接的台湾IC设计业者。过去的半导体业是个技术挂帅的产业,上下游之间是种线性关系,上游设计产品,委托代工厂商交给组装大厂,基本上就完成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流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成为横向应用的显学之后,两者之间的力量相互拉扯,企业也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出适当的平衡点,做为新时代产品的市场定位。但更高明的厂商在布局跨业、跨区、跨领域的商机之前,先行思考软硬整合、体制改造的工作。以博通为例,2021年以610亿美元购并云端虚拟架构公司VMware,以利协助客户建立虚拟化服务时,各种投资的机器设备可以被运用到最佳化的状态。另外,在串连服务体系的过程中,网安成为关键议题,博通在2019年以107亿美元购并赛门铁克,但这些动作都是斧凿的痕迹,也给台湾专注量产制造,或者成熟制程的IC设计厂商些许参考。事实上,2018年博通买下CA Technologies时,最初被视为难有综效,但在2023年第2季时,博通营收中软件比例已达22%,如果考量VMware在2022年132亿美元的营收,我们要重新定位博通到底是一家IC设计公司,还是软件服务商。其次,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吸纳进来的业务,但很少人注意到斜杠之后,两大部门业务之间的整合与相互支持,是一种最高价的综效,也是台湾厂商最难突破的高墙。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管理大规模的美系软件厂商,但台湾内部的小循环不可行吗?透过新购并的软件平台,能深化价值与服务吗?经营者如果只是1+1=2,那是简单的算数,如何1+1=3或4才是高难度的管理挑战。这种事情,台系厂商经营干部很少谈,是老板不买单,还是老板根本不想谈? 
定义、定位、定价
IC设计业是半导体业,这毋庸置疑,只是IC设计业是制造业吗?这个行业分明没有工厂,所以也被称为「Fabless」,难道他们不是服务业吗?2022年台湾IC设计业的年产值大约400亿美元,由于这是个脑力、技术密集的产业,多数的附加价值来自台湾本地,如以台湾GDP总量8,000亿美元计算,IC设计业对台湾GDP贡献值可能在4%上下。DIGITIMES也是依附于电子业的专业服务业,与IC设计业一样,我们都是介于二级、三级产业之间的服务业,那麽我们可以自称2.5级产业吗?这种产业型态能否成为台湾产业发展的契机,甚至是平衡社会发展的力量呢?其次,想从事2.5级产业发展的企业,必须深度理解目标产业的特质,否则对客户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当然就定义不出好的价钱,甚至在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过程中被市场消灭了!如果从1970年代英特尔(Intel)推出微处理器、台湾推动RCA计划开始算起,大致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我的认知,1985年微软(Microsoft)推出视窗软件、英特尔的386微处理器带来康柏(Compaq)、宏碁领先推出兼容电脑以前,都是产业萌芽期,之后才是真正形成新时代产业的时代。1985~2007年iPhone上市之前,都是个人电脑主导产业的时代,而iPhone的双向互动功能,改变了世界电子业的生态,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为「移动通信的时代」。最近ChatGPT上市之后,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显学,黄仁勳说,这是人工智能的iPhone时代,意思是人工智能即将进入爆发性成长的阶段。先不论这样的评论可以被落实到什麽样的境界,我们可以先期探索在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相互激荡的AIoT时代,我们如何定义我们的事业,并为自己的企业找到新的定位,重新因为目标客户、服务方式的不同,重新订定新的价格方针?在个人电脑时代,台湾以「蚂蚁雄兵」的产业营运模式应战,一开始百花齐放,1992年时光是生产NB的公司就将近50家,彼此探询规格、杀价竞争,但内部的竞争创造出了产业竞争力。所以我们常说:「台湾人关起门来打得你死我活,但躺在地上的是日本人、韩国人」。韩国营运成本较高的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ornics)、乐金电子(LG Electornics)不敢撄其锋,选择以品牌、关键零件应战,经营成果较台湾毫不逊色,也形成今日台韩产业结构的差异。到了以手机为主力的移动通信时代,谁抢到苹果(Apple)、惠普(HP)、戴尔(Dell)的代工订单,谁就可能是赢家,强调ODM的设计能力、经济规模与资本运作都是成败的关键,企业拼命争取上市的机会,透过公开市场的资金进行扩张、对抗。这些故事离我们并不远,只是故事的剧本正在改变中。人工智能、服务器、绘图芯片引导的新时代,领先的NVIDIA与超微(AMD)意图巩固生态系,而现在跟他们购买芯片的亚马逊(Amazon)、微软、Google、Meta都在自研芯片。亚马逊、Google与高通(Qualcomm)、Marvell之间的合作,也可能是深化NVIDIA与联发科合作的触媒。产业之间的竞合关系不仅改变,也出现敌友难分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帮自己定位呢?
迈向低碳永续家园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曾说过:「We can never have enough of Nature.」他一直在告诉我们永续发展的重要性。近年来, 经济部大力推动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甚至在社会新创暨新创产品及服务采购奖也涵盖SDG领域。在智能农业领域,AgriTalk(农译)技术一直朝低碳永续研发,除了非常坚持无毒有机的农业生产,更进一步,希望智能农业也能帮助净零碳排,于是以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系统发展低消耗、高效率之精准农业系统,导入智能碳权云端系统,打造植物碳吸存模块化系统,可以帮助达成净零碳排的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及物联网,AgriTalk控制让智能农业生产能够标准化「固碳总量」及精准记录「碳足迹」,其作法是以AI精准施肥及农药使用,保护土壤永续。同时以IoT智能控制记录总用电及用水记录(进行碳足迹监控)。AgriTalk采用袋耕的方式,很容易将农业用废弃物炭化生成「生物炭」回归土壤及固碳。有趣的是,AgriTalk生产的姜黄在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时,在泥土内的姜黄茎部能固碳,效果极佳。AgriTalk多方面进行研发,让有机无毒智能技术可中和土壤,增加土壤的保水力及通气性,吸附土壤养分使其不易流失,并能提高族群数量及多样性。生产农产品为例,考虑净零碳排将无可避免地增加生产成本。然而,AgriTalk仍坚持农业应以永续发展为目标,并不遗余力地追求此目标。目前,AgriTalk已达到14项SDG指标,并得到了回报,经济部社会新创暨新创产品及服务采购奖特别颁发SDGs第12项指标的荣誉,亦即农业智能化服务。AgriTalk不计成本地实践净零碳排这种做法,在一般传统农业生产往往不易达成。这种做法在追求营利的同时,也不忘关注健康及环保问题,秉持着对地球永续经营的关怀。这样的承诺和移动对于农业产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AgriTalk所实践的永续农业模式,除了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也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更加友好。虽然过程中可能需付出额外的投资,但对未来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却是无价的。希望AgriTalk的做法能激励其他农业从业者,引导他们寻找更加永续和环保的方法来生产农产品。这个事例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地球的健康,并寻找在这两者之间达成平衡的方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美好的未来。
破题、解题
我常说:「网络世界里一定会有答案,但关键在是否问对了问题!」台湾的问题我们自己最了解,别以为找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国际顾问公司就可以药到病除,这真的是「门都没有」!台湾的优势在于制造业,也在于制造业中的「隐形冠军」,他们通常没有自己的品牌,专注在特定技术、市场区隔,《隐形冠军2.0》一书作者说,德语系以外的国家,就属台湾隐形冠军的比例最高。又说隐形冠军很多是家族传承,因此CEO的任职寿命通常是在20年以上,远高于一般企业的6年。由于台湾的隐形冠军与德语系国家相近,我们可以推演「制造业新增的产值、附加价值将集中于特定公司」,这种情况的后果可能与硅谷、旧金山的情况相近。富裕的产业、家庭继续买房、消费,但一般人却难以承受普遍性的生活成本上扬,年轻人不想买房、生小孩。我出生那一年(1958年)的新生儿是41.6万人,当时台湾仅有1,009万人;到1980年时,台湾有1,800万人,新生儿是40万人上下;到了2022年,台湾有2,326万人,但新生儿仅有13.8万人。政府已经发出警讯,2023年台湾的新生儿总数可能不到13万人,用每下愈况还不容易形容陡降的大趋势。如果问题在于产业不均衡,而台湾又不能弃守电子业,那麽往服务业挺进的发展路径存在吗?我们称制造业为二级产业,服务业是三级产业,现在制造业比重提升到已开发国家中难得一见的37.7%,而服务业仅剩60.7%。因为低端服务业吸纳大量人口,台湾研发投资将近一半来自电子业,传统服务业几乎没有研发、新创成功案例。我们都明白,未来世界所有的公司都要以数码资产相互竞争。举例而言,航空公司的会员体系就是个很好的平台,连结了飞航的航线、旅行社、机场、交通连结,我想像得到的是「元宇宙」的应用。有人告诉我,飞机是在最小的空间内,定义出「人的价值」的服务模式。我们不可能改变现在的服务模式,但却可以创造这些模式新的价值。很多产业案例都有一些定义与定位的问题,我常说亚马逊(Amazon)是假装成零售代理商的网络服务公司;DIGITIMES是假装成报社的专业服务公司,那麽华航、长荣能结合上下游,甚至旅客,跳脱传统航空载具的概念发展另类服务业吗?常有电子业的资深朋友说,台湾过去的成就都是因为理工人才的关系,这样的说法失之偏颇,也因为这样我们太专注技术、效率、成本,而缺乏「人」的味道。我们能重新理解产业经营模式的变革,为自己的产业找到新的定位,并跳脱「将本求利」,只做OEM订单的代工模式吗?
从AI变革谈台湾经济三角习题
一趟硅谷之行,深刻的体验贫富落差、时代落差与产业落差的问题。旧金山与硅谷成为两个世界,在硅谷的史丹佛购物中心,穿梭着富裕的消费者,餐厅吃顿饭得支付22%小费,年薪20万美元以上的软件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但他们也担心,有一天自己被科技取代。ChatGPT一出现,英国电信、Vodafone立即宣布大量裁员,打败软件工程师不是另一家公司的软件工程师,而是软件或其他的新兴科技。我们都知道,真正成功的公司对手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一个是无法掌握的新科技。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说,人工智能技术进程提前了10年,企业经营者得站在第一线观察改变、因应改变。这个水太深了,一般凡夫俗子很难一窥虚实,赢家全拿的剧本不断上演,这几年不再有那麽多新创公司创造惊奇,比较受到瞩目的是生态系的呼朋引伴。打败一家公司容易,打败整个生态系困难或者旷日废时。在台湾,服务器上下游产业,从上游的IC设计、晶圆代工、封测、零件都有商机,下游的服务器生产、工控应用也都水涨船高。台湾的压力不在有没有商机,而是商机也集中在特定的产业领域,AI概念股被大家吹捧,只要能围绕在以NVIDIA与超微(AMD)的生态圈里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最近黄仁勳、苏姿丰分别到台湾停留了10天、5天,他们不是来享受家乡味、吃麻花卷的,是在网络巨擘动手之前先来绑桩。被绑的企业都可以分一杯羹,那麽分不到这杯羹的其他企业、产业,就要面对资源往赢家流动的现实。台湾不是没有荷兰病,而是变形的荷兰病而已。西元2000年时,台湾制造业占比跌到19.8%,产业空洞化的说法每天见诸于媒体。但在2018年起的G2大战,去全球化的新浪潮席卷全球之后,台商大举回流,累积投资资金为2.5万亿台币(约800亿美元),可以想像的是,回流的资金大多集中于制造业。根据政府统计,2022年的GDP中,有37.7%来自制造业的贡献,与2000年的19.8%相比,相去将近1倍。我们可以说过去20年台湾从「去工业化」,走向「再工业化」之路。从正面角度观察,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所得水准都是可喜可贺的大趋势,也都知道一级产业(农业)是弱势产业,服务业比重虽然高达6成,但薪资只占5成左右。亦即台湾的服务业是低薪的服务业,那麽「再工业化」的大潮无法扭转的情况下,我们有机会以制造业所需的知识服务业,为台湾的服务业带来新的面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