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I变革谈台湾经济三角习题

一趟硅谷之行，深刻的体验贫富落差、时代落差与产业落差的问题。旧金山与硅谷成为两个世界，在硅谷的史丹佛购物中心，穿梭着富裕的消费者，餐厅吃顿饭得支付22%小费，年薪20万美元以上的软件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但他们也担心，有一天自己被科技取代。

ChatGPT一出现，英国电信、Vodafone立即宣布大量裁员，打败软件工程师不是另一家公司的软件工程师，而是软件或其他的新兴科技。

我们都知道，真正成功的公司对手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一个是无法掌握的新科技。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说，人工智能技术进程提前了10年，企业经营者得站在第一线观察改变、因应改变。

这个水太深了，一般凡夫俗子很难一窥虚实，赢家全拿的剧本不断上演，这几年不再有那麽多新创公司创造惊奇，比较受到瞩目的是生态系的呼朋引伴。

打败一家公司容易，打败整个生态系困难或者旷日废时。在台湾，服务器上下游产业，从上游的IC设计、晶圆代工、封测、零件都有商机，下游的服务器生产、工控应用也都水涨船高。

台湾的压力不在有没有商机，而是商机也集中在特定的产业领域，AI概念股被大家吹捧，只要能围绕在以NVIDIA与超微（AMD）的生态圈里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最近黄仁勳、苏姿丰分别到台湾停留了10天、5天，他们不是来享受家乡味、吃麻花卷的，是在网络巨擘动手之前先来绑桩。被绑的企业都可以分一杯羹，那麽分不到这杯羹的其他企业、产业，就要面对资源往赢家流动的现实。台湾不是没有荷兰病，而是变形的荷兰病而已。

西元2000年时，台湾制造业占比跌到19.8%，产业空洞化的说法每天见诸于媒体。但在2018年起的G2大战，去全球化的新浪潮席卷全球之后，台商大举回流，累积投资资金为2.5万亿台币（约800亿美元），可以想像的是，回流的资金大多集中于制造业。

根据政府统计，2022年的GDP中，有37.7%来自制造业的贡献，与2000年的19.8%相比，相去将近1倍。我们可以说过去20年台湾从「去工业化」，走向「再工业化」之路。

从正面角度观察，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所得水准都是可喜可贺的大趋势，也都知道一级产业（农业）是弱势产业，服务业比重虽然高达6成，但薪资只占5成左右。

亦即台湾的服务业是低薪的服务业，那麽「再工业化」的大潮无法扭转的情况下，我们有机会以制造业所需的知识服务业，为台湾的服务业带来新的面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