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台韩亦步亦趋，从制鞋、成衣、冰箱、电视，一路打到电脑、手机、半导体。1990年代，台湾在电脑为主的产业中取得领先，台湾人很骄傲地说：「台湾人打得你死我活，躺在地上的是韩国人」。到了手机时代，韩国以CDMA通讯的宗主国为定位，结合高通（Qualcomm），将国内市场打造成全球最先进的应用场域，顺势带动文创、网络产业的发展，韩国拥有的独角兽企业，让台湾人口水流了满地，但也无力回应。至于众所瞩目的半导体，台湾专注IC设计与晶圆代工，韩国在存储器上取得明显的优势，台韩各有一片天，但在设备、材料工业上也缺乏足够的自主能力。随着产业进化到物联网、电动车，台韩在竞争的同时，出现更多合作商机，而这些产业演化，在两国的进出口数据中，也可以推演出产业发展的口令。从2022年前11个月的贸易统计数据推估，台湾电子电机产品在2022全年贸易顺差大约1,300亿美元，韩国可能落在800亿美元左右。其中，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顺差会超过900亿美元，韩国则是600亿美元左右。对照电子电机产品的贸易数据，可以看出台湾非电子业的顺差贡献还有400亿美元，但韩国仅有200亿美元。台湾不仅在规模上超越韩国，贸易品质、多元性也优于韩国。韩国仰赖大企业的产经结构，在突破关键技术、进行长期投资上更有优势，但面对多元商机时，就经常捉襟见肘，一旦出现台积电这种重量级的大猩猩，又能获得高毛利，进行长期投资时，韩国企业就难以因应了。事实上，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inics）、台积电路数接近，就算一、两个客户被三星抢走，也不会改变产业的经营格局。供应链高峰已过，2023年景气不会在第1季回升的大环境下，韩国半导体获利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韩国半导体产业的顺差贡献，韩国一年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如果台海生波，以台系大厂为主的供应链无法稳定运作，动辄2,000亿~3,000亿美元营运资金怎可能安然无恙？台湾人可能有「破罐破摔」的打算，但就算韩国人高叹「池鱼之殃」，恐怕也难逃战火或经济崩盘的威胁，一旦国际秩序重组时，韩国会是赢家吗？韩国、台湾垮台，日本可以安然无恙，印度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吗？不可能，如果全球经济从东亚三国开始崩盘，南亚、非洲的穷人可能因为通膨、经济萧条连买粮食的钱都没有，那麽这个现代化的世界要如何运作？台湾是全球稳定的基础，就像「定锚」的效益一样，别以为这个世界与我们无关，台湾活着，世界安定；台湾成为国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麽这个世界也将走入另外一种运作型态。如果三星晶圆代工（Samsung Foundry）的获利超过存储器，而这个部门又被台积电压着打，那麽三星的风险，甚至韩国的风险就浮现了！

受邀到东南亚影响力联盟讲课，我谈到台美政府针对半导体业策略方针与学习曲线的不同。3年前，美中之间的勃谿初起，川普改变了双边关系，美方开始针对以半导体产业为主轴的科技产业，实施各种禁令与制裁措施。从2018年开始，我陆续出版了《巧借东风》、《科技岛链》、《断链之后》、《东方之盾》与《矽岛的危与机》等五本讨论科技产业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每写一本书，脱一层皮，但也更深入去思考美中台之间的科技产业关系。在业界朋友推荐下，除了原本熟识的政府官员之外，疫情期间美方也多次询问美台间的产业关系，甚至在2022年11月受邀到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讲解美台半导体产业的关系。在多次的对话中，慢慢感觉到美方对于半导体相关议题愈来愈深入，甚至在2022年间直指核心，除了限制最先进的科技输往国内，更限制美籍华人为国内工作，对向往美式生活，却又挑战美国国家战略的科技专家实施各项禁令。很多人「知难而退」，以华为、中芯、长江存储为核心的科技大厂面对很大的困难。面对美方的禁令，国内还没有退却的迹象，试图从新材料、第三类半导体、人工智能、电动车等多个有希望的科技领域找到突破口，国内的战略也是精雕细琢，而美国的国家战略与战术的铺陈，更是让我们「开了眼界」。3年前，初闻烟硝味时，台湾产业界领袖推荐美方「专家」来访，那时他们提的问题都是不着边际的大问题，我还嘲弄美国人是「没看过猪走路，也不知道猪怎麽杀的」。但美方的战略清晰，就是要知道如何回应国内的威胁，他们不断的询问、修正，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出招，这种战术模糊、战略清晰之间的拿捏，显示了美国政府与官员的成熟。相较之下，台湾是半导体业的重镇，半导体产业对GDP的贡献值约13%，政府当然关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专业的政府官员对于半导体并不陌生。只是产业技术，国际形势多变，不断的接触新科技、新信息，修正国家战略是政府的职责，17日台积电总裁魏哲家的演讲，50位与会人员中，没看到任何当朝大员参加。这些专业活动不仅仅是经济部、国科会、数码发展部的官员应该参加，国发会、财政部、央行，甚至外交部该置身事外吗？科技、经贸外交只能闭门造车吗？高层没有听课、学习的氛围，干部们会当一回事吗？日积月累，台湾战略上的优势，因为战术推进的付之阙如，战略优势逐步消失，我们能无感吗？讲完课时，有位在底下听课的前政府次长前来致意，并致歉。他说，我们辜负大家的期望。是的，我很不满意！

夜里出门散步运动，回程九点左右经过合江街夜市，看到一个年轻的师傅大刀一挥，鳕场蟹就四分五裂，鳕场蟹价格并不便宜，听说这一摊是名店，往里头看果真是高朋满座。隔几家店，写着「越南美食」，女主人已经收摊，但很仔细地擦拭摊位，这些人都是以简单的劳力、努力工作与最佳性价比来赢得自己的事业。传产业者中，认真的人到处都是，也确实有很多高手，《隐形冠军2.0》这本书谈到台湾是亚太地区隐形冠军最多的国家。也说德国、台湾最忌讳的就是来自国内的隐形冠军，只要国内人学会了，全世界很少厂商可以比他们做得更便宜。但国内的新创企业真的只是以成本取胜吗？不见得！我受邀参与阿里巴巴新创社群的活动，开始理解国内大型电商扮演的角色，他们帮国际化能力不足的厂商串连国际商机，甚至投资具有高潜力的新创公司，建立整个产业生态体系。台湾的新创圈也有类似的做法，但我还是相信不要学国内那一套，只要方法相近，台湾绝无成功的机会。台湾很多传统产业在专业领域上具有独到之处，家族传承的关键技术与资本仍然可以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但也有不少企业在传到二代、三代后出现很多问题，我们有能力解决吗？是用知识、商业模式解决问题，还是股权大的人说了算？读书，不一定有用；但不读书，一定难以触类旁通。我在「老谢看世界」节目里谈到，有位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家说，只要人民币与台币等值，他也可以接受两岸在经济上的统一。听起来很勇敢，很商业，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可行，一旦台湾失去经济的主体性，台湾与国内甘肃、宁夏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我看到大联大董事长黄伟祥推广「控股模式」，我们会认真去理解背后的价值吗？下个月我接受已接任台湾上市柜厂商联谊会理事长黄伟祥的邀请，帮所有老板上课，我谈的是「黄金十年与完美风暴」，听众当中也会有很多人是传统产业的经营者，我会认真、诚恳地提出我的看法。我想起二十几年前施振荣曾经讲过：「能用先进观念管理公司的企业，都是高科技公司」，在网络时代，还有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之别吗？真正竞争的关键可能是事业模式与数码资产。

我自己创业，看起来是传统报纸的电子时报，却有4分之3以上的收入，是数码化内容与网络行销贡献，我觉得DIGITIMES最强大的是事业经营模式与数码资产，但这些优势能与其他机构相互拉抬，共创新价值吗？最近在录制《勇叙时光》节目时，与几家新创公司有些接触，与几位创业家对谈的过程中，也激荡出许多以往不曾有过的念头。电竞选手出身的Santiago，23岁那一年因为「年纪太大」，从智利国家队中退伍，他不甘于专长被埋没，也看到赞助世界电竞大赛的厂商中有很多台商，但为什麽台湾人无法自己筹组一个生态系，在世界的电竞领域中插旗呢？Santiago跟我说，鼠标与选手的指幅、屏幕的反应速度关系密切，我也听宏碁总经理黄资婷说过，电竞选手用的椅子都可以量身定做，甚至标价上万美元。其实，专业能力不足，才是限制我们想像力的关键。我想像「电竞」是未来3D Internet与元宇宙（Metaverse）的前哨战，电竞选手要求的设备品质，是否就是未来元宇宙的雏形呢？台湾电竞大厂能不能善用Santiago的专长，建构一个以硬件为中心的生态系。台湾硬件制造大厂的老板很多是我多年好友，甚至是股东，我想像的是在台湾建立一个元宇宙的实验室。第二个案例是解决员工报帐痛点的「虚拟信用卡」服务机制。这家企业原来从事在线旅游服务，但创始人Jerry说，在处理帐务时发现，劳资双方对于报帐程序都很头痛，他们与VISA合作发行虚拟信用卡，让报帐的员工依据公司的规范、授权范围填写数据后，便可以立即获得公司拨款。如此一来，对公司而言没有闲置资金，员工对公司的满意度也会因为行政效率而提高。但这跟DIGITIMES有任何关系吗？是的，DIGITIMES有1,000多家会员，这些会员厂商都是台湾顶尖大厂，透过我们的会员服务机制，可以缩短Jeff的行销过程。对新创公司而言，最大的风险是「时间」，而利用DIGITIMES的代理，建立了团购与直销的代理，而DIGITIMES也可以透过这个管道，创造会员体系新的附加价值，客户、服务供应商与DIGITIMES三赢。第三家新创是跨国网络民宿登录业者AsiaYo，创始人郑万亿刚说，疫情三年，他强化防疫旅馆、露营登录事业，但只能勉强餬口，熬过疫情之后，AsiaYo成为最早返回岗位的网络民宿登录网页。DIGITIMES能与AsiaYo有更多合作吗？全球标准的旅游行程可能有200多种，台湾能克服语言障碍，自助旅游的产业非电子莫属，结合DIGITIMES的会员体系，也可以深度渗透电子业的社群。常有人说：「贫穷限制了人们的想像力」，但在新的时代，专业能力、数码资产才是局限我们想像力的关键。

接到一个高中同学的电话，这位同学是京都大学的博士，他问我：「对工业区的土地有没兴趣」，我明快地说没有。他很惊讶，以我的人脉卖工业区土地应该不难，为何一口就放弃了？我还有另一个同班同学，他是鬼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最近见面时，问我为何不学罗胖子，张口开课，一定可以财源滚滚，我的答案也是「No」！他们都说，你把财富往外推，难怪住不进信义计划区！其实我很明白，自己做的是专业信息服务业，专注的是B2B商机，如果大家知道DIGITIMES每月得保留2,000万元以上的员工薪资奖金，可以推估公司如果靠我一个人赚钱，一个月如何做到5,000万以上的生意呢？买卖信息是个非常专业的工作，必须有明确的定位、适当的定价，而安定的灵魂更是不可或缺，如果心浮气躁，注意眼前的「蝇头小利」，那只能做小生意，做不了大买卖！DIGITIMES有1,000多家会员，会员年费从5万~200多万元不等，如果能有个机制，让每家会员愿意多付出1万元，就可以多收入1,000万~2,000万元的收入。国内的罗胖子很厉害，但他是以国内14亿人口当基础，台湾没这个人口条件，但有一点却是国内跟不上的。台湾现在超过800家上市柜电子公司，2022年营收大约在1万亿美元左右，加上在台湾大规模运作的金融业与外商公司，只要专注提供专业服务，从他们营收中争取到10万分之1，就可以养活所有的员工。我跟老同学说，我要靠系统、机器赚钱，不是靠我自己当英雄赚钱。其次，电子业的知识体系与需求也已经有相当大的改变。过去的知识需求可以透过「线性」、「量化」的信息来满足，所以我们提供数据库查询方法，或者将电动车供应链、苹果供应链汇整成一套体系，节省使用者的时间，就可以争取到很多家的客户。但现在大家更需要的信息是「矩阵型」的需求，提供专业服务的人更少了，从追踪跨国的OEM订单，到东协、南亚的投资商机，能将所有信息串连起来，至少在人工智能真正商业化之前，我们的数据库会更值钱，又何必眷顾知识的「零售」商机呢？至于罗胖子，我祝福他。我常说：「职业选手，不在业余的球场打球」，对我而言，罗胖子是业余的场子，而汇整专业知识的高手并不多，现在是卖方市场，不是买方市场，我有机会专注特定客户，针对他们的「职业」需求，提供专业服务。真正专业或上百亿营收的电子公司，您认为他们愿意花多少代价，向哪种人徵询专业意见？如果我天天玩股票、搞房地产，您会认为我有这个专业能力、时间服务大家吗？我过去37年累积的专业经验，不就成了泡沫吗？什麽人养什麽鸟，我知道，我跟罗胖子养的鸟，铁定不同！

近年来DIGITIMES（电子时报）专业能力与特殊的市场定位，渐渐受到大家肯定与注意，来洽谈合作的国内外机构愈来愈多。大的信息机构有人买报告、也有人想买下整套授权，我们还在摸索相对关系，但事业范围早已超越传统媒体的想像。某家电视台传来一个谈「国际财经」的节目内容，希望我批评指教，并谈谈可能的合作方案。来函的是基层员工，我该回话吗？有家「大媒体」的总经理来访说，他们正在扩张培训课程，但对于科技社群的掌握力、专业能力不足，希望与DIGITIMES合作，共创新局。我问他，您对DIGITIMES有多少了解？营收、获利与事业的经营模式都不知道，怎可登门洽谈合作商机。我从他口里，只听得到「短期商机」的试探，完全没有长远的想法，这样能合作吗？这样该登门找社长谈合作吗？还有一家老牌电视台的新闻主管来电，正要开一个英语频道，现在半导体很红，正好美国有本半导体的新书即将在台上市，想邀黄社长上节目，未来也可以谈谈每月来一、两次的合作方案。我心里想，我出版《矽岛的危与机》时，也不曾见到他们邀我上节目，矽岛这本书截稿时间是裴洛西来台的9月2日，美国的书籍在经过翻译、编辑等流程，截稿时间一定比我早。其次，我研究半导体30多年，台湾环境又好，与半导体业的资深前辈时有往来，掌握的信息不会比美国人差，否则史丹佛大学也不会邀请我参加论坛，2月也不会有印度政府来邀我去印度讲课。这些案例在台湾媒体眼中并不值钱，还觉得邀我去帮美国作者抬轿是个合理的邀请吗？最后我说，我们已经有6.2万名海外的英文版读者，DIGITIMES的英文网站已经20年以上了，传统电视台不具备专业经营科技，甚至以半导体业为核心的内容与网站。相较于传统媒体的邀请，一个多月前《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姗问我，是否可能两家媒体合作，他们给我充裕的版面，请我针对2023年的产业大势撰写一个专题。我做了，没有任何条件，天下经营40年，无论品质、专业与社会形象都是翘楚，写这篇专题，也是表达我对殷创始人与天下杂志所有员工的敬意。一样是媒体，对话的内容、认知的差异如天壤之别，在媒体的黑暗时代，什麽样的营运模式才会是一个阶段财经媒体的经营主流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国内发展现代半导体技术迄今已超过30几个年头，国家资本对于产业的支持比日、韩、台早期发展时的政府支持，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资金支持及政策优惠在产业经发展已达4分之1世纪后，仍然是现在进行式，甚至力度还在增大之中。然而发展结果与预期并不相符，至少与产业性质稍似的国内面板产业的发展结果大相迳庭。主要原因自然是半导体产业的本质较复杂，但是我想讨论的，是因发展体制可能造成对于半导体产业成效的影响。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体制所影响的第一个因素，是因发展初期半导体厂资金需求相对庞大，国有资金无可避免的必须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国有资金在其投入后并未功成身退。虽然后来半导体企业开始自公开市场募取资金，国有资金仍然保有主导权。纯粹利益取向的社会资金在半导体产业中无法促使企业天择淘汰，形成完全竞争。这项因素现在已经被清楚地意识到，国内官方新立的半导体研发项目在目前的规定中，对于国家资金的占比是有最高限制的，这也许能消弭部分过去所见的不利影响。但是国家资本因为地缘政治此时的介入，只能持续的投入。目前国内的一般社会资金仍视半导体为极高风险的产业，适宜进行半导体新项目投资的，似乎只有相关连的大企业，譬如汽车、手机、家电等相关企业，具有充足资金、并追求半导体零件与系统的垂直整合利益。然而，如此的投资模式在上世纪各国经历过长期考验，因为与晶圆厂客户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不利于晶圆厂规模经济的成长，企业本业的管理模式也未必适用于晶圆厂管理，这是可能有副作用的权宜之计。第二个因素是企业负责人的任命，这项因素与前项因素息息相关。由于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负责人自然也由国家资本方指派。在过去的例子中，具有行政、管理、财务等专长的居多数。但是在高科技产业中，特别是半导体产业，负责人具有科技背景、产业经验绝对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至少此现象在统计上有极其显着的意义。此道理也很浅显，企业负责人要具有产业技术趋势的远景，才能做有竞争力的长期规划以及重要判断。这一点日前似乎也被关注到了。从最近重整后长江存储董事长陈南翔的任命即可以看出端倪。陈南翔具有半导体工程背景、长期产业经验。虽然此新任命案不能说一定是新趋势，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新思维的开始尝试。再来是人力资源的配置。目前国内的半导体产业就业人口与计划需求还存在巨大缺口，还缺20万人以上的差距（2022年统计估为25万人）。但是在教育体系的供给面上，这并非是一个重大问题，国内近期微电子专业的本科生（即台湾所指的大学生）和大专生1年约有20万人左右毕业（2020年时人数约为21万人），这个缺口并非无法填补，要解决的是就职意愿的问题。在国内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许多薪资原先超过半导体的产业，如金融、银行、网络、房产等，在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可能逐渐被半导体超越。但是这些就业人员的专业养成过程和专业配置，即使在国内内部也是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迟至去年（2021年），微电子才正式成为国内高校（大学）的基础分类系别。国内的半导体从业人口，绝大部分是微电子专业、少部分是物理系，这与其他国家的远较广泛的专业配置—包括电机、化工、机械、材料、物理、化学、资工等—截然不同。在目前半导体产业的增值手段已从单纯的制程微缩，变成较多元的制程微缩、先进封装、创新材料，甚至再加一点点的生命科学的多元趋势，如果人力资源过于集中于微电子专业，显然不利于国内半导体产业更长远的发展。另外，国内半导体产业2022年有80%的就业人口是本科／大专学历，硕博生比相对较低，这与高科技产业的特性—以持续的研发创造新经济价值—是有所扞格的。最后是产业规模经济的视角。高科技产业需要持续投入研发以维持获利竞争力，而持续的研发活动其经费自然是从营业利益中产生。要产生足够的独立自主研发经费，公司的营业额需要在其所在的次领域中至少占相当比例，这个比例粗略的来说大概是世界市场的15%。从严格的意义上，国内目前还没有先进的晶圆制造厂已进入了稳定的良性循环之中，世界市占比最接近此比例的是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这个产业宏观考虑最近似乎也进入国内产业调整思维之中，已有几个缺乏规模经济的个别公司有合并的想法。至2022年10月为止的统计，国内半导体自足率仅达16.7%。国内在半导体市场基础科研上具有相当的优势，检视过去体制、重新调整发展方向可能是国内半导体产业新发展阶段的有效手段之一。

我认识一位1980年出生的电竞选手，他叫Santiago（黄智仁），家人在1970年代移民阿根廷， 他也出生于阿根廷。但家人认为他应该回台湾接受基础教育，他在6岁时回到台湾，接受10年的基础教育后回到阿根廷。18岁生日时，叔叔给他1万美元当成成年礼，要他拿1万美元去做生意。Santiago在阿根廷开了好几家网咖，并让自己成为杰出的电竞选手，多次代表智利参加国际比赛。但在23岁那一年，他以智利国家队的身份参赛时，在电竞选手中已属高龄，比赛时总教练突然撤换他，将比赛交给18岁的队友，这时他知道选手生涯已到了终点，决定转换跑道开启第二人生。做为一个电竞选手，Santiago非常明白鼠标、屏幕、键盘的细节。比如说机械式的键盘反应更快，鼠标的左右键与电竞高手的手指宽幅之间有何关系，更关键的是，电竞领域对于技术、设备的高度要求，很可能是元宇宙等下一代市场的先期应用。掌握3D Internet与云端应用之间的关系等，都可以从电竞的应用中找到切入口。从电竞的顶尖赛事退下来之后，Santiago留在台湾，从采购电竞设备开始，逐步召集电竞高手参与比赛，目的是希望建构一个电竞产业的生态系。电竞设备多数来自台湾，行家都知道每一年冬季，总有几万人千里迢迢地飞到瑞典耶夫勒参与一场国际赛事，这场盛事的赞助商大多是台湾硬件制造商。瑞典是个只有千万人的小国，但该国有600多家电竞软件开发商，从业员工接近7,000人，全球至少有10亿人玩过瑞典的电竞软件。这场由Ubisoft主办的赛事，参赛者必须从北美联赛、欧洲联赛、亚太联赛等区域赛事逐级挑战，才能参加最后的决赛。我们不难发现，真正主导赛局的不是参赛选手、设备供应商，而是设计游戏规则，让大家共同参与的人。Santiago最想做的事，就是结合台湾制造厂，共建另外一套游戏规则或生态系。他的努力已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同，并且募集超过1.6亿元的资金。行行出状元，这个电竞玩家不仅是从技术上参与比赛，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专业理解这个产业的生态系，甚至结合台湾产业，重新订定更符合台湾实际状态的游戏规则。我与Santiago看似产业完全不同，但其实背后的精神、过程十分类似。我是资深产业分析师，知道怎麽做才能让大家剑及履及的参与「知识有价」的游戏规则。《孙子兵法》有云：「形之，敌必从之」，不只是霸权国家设计游戏规则让大家景仰或盲从，用在产业经营策略上，不也如此吗？

台大电机毕业，美国名校电机博士，做过很多半导体计划的陈孟凯，在1998年之后决定改变人生，回到台湾推广安全的食农文化。农产品从添加很多化合物，到最接近土地，没有任何添加物的有机农作，中间的价值差异非常明显，在获利的诱惑下，农产品已经非常接近标准化的工业产品了！农业的价值不仅在于GDP的价值概念，农业涵养土地，创造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人均所得已经3.5万美元的台湾，是要用金钱驱动社会的发展，还是社会理念来运用资本的价值。老龄化是大家共同的议题，只是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15%的老龄社会进入到20%的超老社会，总共花了11年，而台湾仅仅7年就会达标。陈孟凯口中的「壮时代」是年过50岁的台湾人统称，年过50岁的台湾人经历过困顿、创造了经济奇蹟，他们拥有高寿命、高智能、高资产「三高」。但如果以传统观念对待银发族，不再期待他们的社会价值，那就大错特错了。如何导引壮时代有意义地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反倒是台湾老龄化社会应该省思的课题，让银发人口参与农业的意义，也不仅是采菊东篱下的生活乐趣而已。农业绝对是高风险的产业，除了难以预测的气候变迁之外，层层盘剥的销售代理，都让很多农民为了脱离困境、铤而走险。农业、化肥的滥用，让土地的品质骤降，现在台湾农业需要的不仅是年轻人下乡，更应该让富裕的老龄人口，有意义地参与农业建设。陈孟凯回到台中老家，在中清路结合几十家优质农业的经营者，透过内部交易经营「合朴农学市集」、「树合苑」，共同生产可以被消费者信赖的农产品。您会认为陈孟凯赶时髦、唱高调吗？参与过半导体、电子业，都明白经济规模、成本效益的问题，陈孟凯参与半导体业多年，怎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1981年台大电机毕业的这一班，工研院刘文雄院长是孟凯的同班同学，同学中不少人在台积电，有人留在台大、清华担任教职，但也有人放弃事业做了神父，跑到宜兰隐居研究世界史，还有一个人在电子时报担任总编辑（乌凌翔）。聪明早慧的孩子，出路多元，但金钱似乎不是共同的追求。让高寿命、高智能、高资产的壮时代有意义地参与社会进化与价值的创造，是老龄化社会维持动能的关键要素。 

先从一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谈起。笔者于2014年借调国家实验研究院营运长时，受智融基金会之邀，参与时任宏碁董事长的施振荣先生搭建之欧亚峰会平台（Europe X Asia；EXA），前往柏林参与各类型的大小会议。其中一站来到了德国媒体集团Axel Springer总部，在顶楼的展览馆里四处闲晃，无意之间看到了这片被压克力隔开的石块碎片。这帧照片的主题是1989年柏林墙拆除时的一个碎片，相信当时有很多人都蒐藏了类似的碎片，但上面的三个签名，是它之所以能被安置于欧洲最大媒体集团阁楼中的原因，由下顺时针的签名分别是那个波澜壮阔年代的关键政治领袖：美国总统老布希、德国总理柯尔与苏联总书记戈巴契夫。在柏林墙倒塌的两年半前，老布希的前任美国总统雷根应邀在柏林发表演说，他站在象徵凯旋的布莱登堡门下，对着竖立已超过26年的柏林墙，简洁却铿锵地宣示「戈巴契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呼吁的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人道的多重命题。观赏过电影《间谍桥》的读者，对于凛冽的冬天都不陌生，更加刺骨的是那一道墙所隔开的世界。1980年代，在美国雷根总统和英国佘契尔夫人联手打造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架构中，那堵167.8公里的墙就显得特别格格不入。约两年半后，这堵墙跨了，苏联也瓦解了，世界头也不回地奔向了接下去的三十年全球化。柏林墙倒了十年间，网络启动了商用化契机、亚洲经历了金融风暴、社会学家归类的Z时代（Generation Z，指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前出生的人）新人类出现。在非典型政治人物川普出现前，世界各国狂欢沉醉于全球化所许诺的美好未来中。突然之间，美墨边境开始筑起了高墙，川普反雷根三十年前拆墙之道而行，掀起了新保护主义。继任者拜登在2021年在大国博弈中也开始了脱钩的政策走向，其背后是美国智库提出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框架。川普总统吹起了新保护主义的号角，继任的拜登总统在政策上不仅没有回头的迹象，甚至巧妙地运用如《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这类法案逼得各国供应链不得不让美国再度伟大。念过国际贸易理论的人都知道，补贴是比关税戕害自由贸易更烈的政策。看来这一波各国纷纷加码的补贴政策，所竖立的已经超越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墙，所拆毁的已经是自由经济的根基，钟摆不仅摆回1980年代，甚至摆幅已达颠覆1944年布雷敦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System）的程度。近年来的G2博弈已延烧到数码货币政策，加密货币最近虽然有如落水狗，但难谓在未来几年中不会改变世界金融、贸易与投资的格局。小院，不会只在美国；高墙亦然。净零永续在欧洲已经滴答滴答预告了碳边境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的迫近，未来各国在各种贸易障碍中会运用各种名目将经济活动在地化，因为全球化的课题并非仅仅停留在产业布局与贸易赤字的层面，更涉及选票、也关乎政治。世界贸易组织不意外地将日薄西山，反正WTO的功能距「We Talk Only」也不远了。自由贸易远扬了吗？台商岂是吃素的？植基于经略国际市场的多年经验，未受疫情的影响的布局早已深入各个新市场格局中，例如，台达电在底特律的研发中心有300人的编制，早已默默布局美国的电动车充电桩生态系。但各种策略正在动态对应各种法令环境的巨变。针对四十年来墙的变迁，谨提出二个巨变中的智能对案刍议：对案一：加速工业4.0的进程。分散式在地化的产业链相较于前一代集中式全球化的产业链一定有得有失，但唯一不变的重点就是如何将IT与OT进一步融合！智能制造在各种智能应用中堪称是最缓慢的一个区块，好不容易建置个关灯工厂或有个入列「灯塔工厂」的消息，总是被大肆宣扬，但那只是一个里程碑，并非终点。对案二：统筹全球在地化布局。全球在地化要兼具弹性（或更夯的韧性）供应体系，同时保有成本优势，并非一件易事。台商若欲延续制造优势，是必须要强化IT（在线、虚拟、软件）的优势，以全球化战情室连结各地流程与循环，异质数据库的数据交换将是管理决策的致胜关键。从数据库着手，导入智能决策工具，才能兼得全球化与在地化的优势，方能成为下一代的霸主。《新闻小辞典》布雷敦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System）：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