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透过理性的辩证，建构一个相互约束的国际秩序与公平交易法则来避免低层次的斗殴，甚至战争，但这个功效时好时坏。知识、信息要有用，总是要在文化与历史的框架中取得论证过的理解。数码世界的人们缺乏耐心，智能的价值来自认同，而不是内省。理性是最重要的元素，过去历史、语文、距离都会限制我们的想像空间，但现在有了网络与人工智能，人与智能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我们必须对未来世界抱持乐观的态度。图灵之后专业用途的人工智能在学习人类经验的过程中更有效。例如，将人工智能用在自驾车、智能工厂的机器手臂或者无人机上，成为无人机的副驾驶或正驾驶，在高速公路并不复杂的车况中，替我们CEO途驾驶的工作，可能比人类更安全。然而人文素养越高的人，对文化的敏感度越高，因此自动翻译的经验，可能是美好的效率与文化交流，但也可能是模仿政府、刻意导引风向的网军，真假虚实之间出现很多争议。民主国家可能要面对极权国家集合全国之力发展监控系统、国防战力的威胁。至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到底是伙伴，还是可以全权处理、判断、分配资源的代理人？人类要的是效率，还是自己的尊严？从工业时代以后，「效率」一直是我们生活上的诱惑，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诱惑，人的「尊严」则生存在隐讳幽暗的角落。直到近代我们才有福利保险的观念，藉以保障弱势，建构人类社会最恰当的互动关系。但这些关系显然因为人工智能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从个人的体验，大到国家安全、竞争力的对比，我们确实面对一个从文艺复兴以来，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好的作者总是可以启迪心灵，改善思考的方法，而不是钜细靡遗的告诉你每件事的细节，又缺乏说服力的论述。理解人工智能与每平方毫米有几个晶体管一样的困难，但我们却必须找到解读这些尖端科技的奥妙之处，并提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国内的半导体能否弯道超车呢，也许能与美国竞争的人工智能是解决方案，那麽台湾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是要专注「专业领域」的人工智能，还是「通用型人工智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通用」好像比较没用，要追逐特定领域专家的能力，其实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反倒比较容易，「通用」的困难在于过去学习经验有限。其次，如何发展出便宜有效的运算能力，也是另一瓶颈，如果十年之内，数据运算用掉我们20%的能源电力时，在能源有限、温室效应的压力下，我们将会面对很大的困难。防守型　vs. 攻击型人工智能无所不在，也跳脱传统的框架，我完全赞同台湾应该有个数码发展部，但这属于「防守型」的系统，与经济部外向发展「攻击型」的产业结构截然不同。当人工智能出现军民两用时，越先进的数码社会，就可能出现更多的漏洞，管理这些漏洞的人需要有更宏观的眼界，在制订管理规范时不会有太大的失误。至于「攻击型」的科技产业发展目标，更是台湾生存与差异化的命脉，看起来很笨，但实际上却无可替代。 

Motorola创始人Paul Vincent Galvin（1895～1959)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爱尔兰籍调酒师。由于家境贫困，Galvin并未完成大学教育。不过，Galvin是天生企业家，最先将收音机整合 于汽车。1928年Galvin与兄弟Joseph于芝加哥成立Galvin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第一项产品是收音机的交流电转接盒（Battery Eliminator）。1930年公司改名为Motorola。这个字是由 「Motor」（汽车）及「Victrola」（彼时最有名黑胶唱片机的品牌名称）2个字组合而 成。当时Galvin正在生产汽车用收音机，因此想到借用「Victrola」这个品牌名称。Galvin第一任太太丽丽莲（Lillian Guinan）是Galvin的高中甜心，小俩口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结婚。1942年，丽丽莲不幸在家中被谋杀，警察一直无法找到凶手，成为悬案。1945年，Galvin数次邂逅年轻的薇吉妮亚（Virginia Galvin Piper）后，闪电结婚。1955年，Motorola将公司企业识别改成很时尚风格的「M」，由2个三角尖拱成M，代表一波波接续的领导风格。Galvin于1959年去世，而Motorola的业务持续蒸蒸日上。1960年，Motorola推出全世界第一部19寸大屏幕电视机。1974年再推出全世界第一支彩色电视映像管，同年Motorola将电视事业卖给Panasonic。Motorola于1991年在德国展示第一支GSM 手机；1995年推出第一套双向呼叫系统（Two-way Pager ）。2000年Motorola发展出第一支GPRS手机，并且和思科（ Cisco）合作贩售第一套 GPRS移动网络系统给英国 BT Cellnet 。Motorola在无线通讯领域颇有一席之地，但在电信等级的交换机，则较无作为。2014年1月，Motorola Mobility被并入国内联想集团。虽然Motorola在手机市场已不如往日雄风，读者们若上网查找，仍可看到相关产品。尤其是Motorola最早发明的双向对讲机「Walkie-Talkie」，仍然是防灾应急必备，有通用对频对讲机、军工对讲器、儿童户外小机、迷你饭店工地万能手台、避难对讲机等，让我回忆起当年摩托罗拉的全盛时期。 

人类尝试以电脑取代人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直到最近几年，在网络平台的支撑下，大数据、机器学习、专用/泛用人工智能（AI）概念趋于成熟，AI不再遥不可及，甚至是很多国家战略型的发展计划。但成功的人工智能新创案例，多数来自美中两国，对于台湾这样的国家及使用者观念下，如何正确地认识AI，反倒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如果把人工智能当成查找数据的工具，那就太偏颇、狭隘了，《AI时代与我们的未来》这本书，从神学、文艺复兴、现代科学一脉相承积累的哲学思考能力做出最恰当的解释，并引领我们面对未来的世界。从神学到文艺复兴走向AI之路在一神教的教义之下，大家都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不该脱离神的教诲。但经过文艺复兴的阶段，大航海时代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知道东方的国内、拉丁美洲各自存在不同的宗教、价值观。过去以神学为核心的思考体系受到挑战，但那也只是历史上人类进化、演化的过程而已。新教徒从科学的论证鼓励独立思考，但世间万物仍然受到本身条件的限制，例如检测设备在不同的温度、精确度底下，仍会有偏离或使用者本身知识的极限，让我们在追求真理时，仍会面临很大的局限。这本书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经过学习之后，可以跳脱时间、历史经验，提供最好的验证，这也让我想到元宇宙等更多相关技术的进化，将带给人类的冲击。在伯拉图的《理想国》中，将知识视为核心，但也把人类当成关在山洞里的囚犯，看到一点点岩璧上投射出的阳光，以为那就是真理。人类不了解的，都是神的领域，先认识上帝，再认识世界，人类必须透过神才能理解世界。但在中古时期，人们透过神职人员才能解读神的旨意，违背神职人员就是违背神，甚至会遭遇被惩罚或迫害的下场。但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这件事，神的旨意不再需要经过神职人员，很多人在自己专精的领域都具备挑战神职人员的能力。从此独立思考、专业知识变成很多人追求的目标，而透过诗歌、美术、建筑等不同的媒介，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成为显学，人文主义成为这个时代新的指导原则。培养社会大众的阅读、学习的精神，都是这个时代背景的产物，地理、生物的探索，也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这个阶段，人类在科学、数学等很多领域都有惊人的发现，但也面对「哲学」思考能力的极限，所有的灵魂面对问题要有识别、思考的能力，一个想法连结下一个想法，相互印证才能找到接近真理的事实，这就是学习。真相不是来自物质的堆积，而是心灵的感知，理性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认识自我。我们无法精确地掌握每件事的真伪，也难以在变动性的环境中掌握最佳时机。在最短的时间，繁多的信息中，找出思考的脉络与捷径，而这可能是人工智能最大的价值。透过人工智能取得最大的感知能力，新的时代、新的工具上场了，我们不可对人工智能一无所知！

王志强博士谈低轨道卫星商机前，必须先了解Elon Musk是如何起家，他的商业模式以及星链计划（Starlink）版图全貌为何。Elon Musk起家Musk从电子商务支付系统PayPal赚得创业第一桶金，再以eBay在2002年以15亿美元买下PayPal的资金，设立SpaceX以及其他几家新创公司，其中包括生产电动车的Tesla。Tesla能够成功打开电动汽车市场，供应高达75%零件（注一）的台湾厂商居功厥伟，例如马达动力系统（富田电机、和大、中钢）、车电系统（和硕、台积电、亚光、同欣电）等。商业模式Musk的太空事业版图是，提供衞星发射服务开始，SpaceX的核心商业理念在于：实现「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提供一条龙服务，降低营运成本，并持续改良演变 。SpaceX从开发「猎鹰九号」（Falcon 9）液态火箭引擎（注二）起步，逐步进入通信卫星产业星链计划（注三）。 亚马逊（Amazon）创始人Jeff Bezos的Blue Origin所推出Kuiper衞星计划（注四），与SpaceX的星链计划（Starlink）的商业模式如出一辙。星链计划在星链计划（Starlink）进入卫星通信市场前，HughesNet 和Viasat是两家比较着名的全球「宽带衞星网络」（Broadband Satellite Network）营运商 – HughesNet有20多颗卫星，Viasat也有6颗卫星，上述两家公司的卫星全都分布在「地球同步轨道」（Geosynchronous Orbit；GEO）。一般GEO通信衞星都放置在飞行高度达36,000公里的GEO轨道上，好处是涵盖面积广，坏处则是信号传输距离远，会造成显着的「信号延迟」（latency）；平均延迟时间约为100至300「毫秒」（ms）。一般来说，视讯串流（video streaming）与电子游戏是无法接受100~300「毫秒」（ms）的信号延迟。造成通信信号延迟的原因不只一种，本文所提到的延迟主要是因为距离所造成的「信号传播」（propagation）延迟。一般而言，手机的cellular信号延迟小于5毫秒，而衞星通讯信号延迟往往超过100毫秒，主要是因为地球同步卫星离地面太远、而且带宽较小。并不是世界上每个角落都设有基站，所以在偏远地区，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没有「网格网络」（cellular）的基础建设，最便捷的通讯设备还是得靠衞星通讯。低轨道卫星通信Musk看准了这个商机，计划逐步在「地球低轨道」（Low Earth Orbit；LEO）发射4.2万颗小衞星，布建出一个低轨道通信卫星网（参见上图）。低轨道通信卫星网共分为三层：底层在340公里、中层为550公里、上层在1,110公里左右，目的就是要将信号延迟数字降低到25毫秒以下。在Starlink加入卫星通信战局前，全球发射的轨道衞星总数累计为12,480颗，目前大约只有4,900颗还在运作。Starlink目前已经发射超过3,000颗卫星到低轨道，Starlink能够快速布置低轨道卫星，就是靠SpaceX的火箭发射能力 。「猎鹰九号」（Falcon 9）火箭一次能运载60颗250公斤的小衞星到低轨道；Falcon Heavy甚至可以一次运送245颗卫星；而SpaceX的衞星制造工厂每个月可生产约120颗卫星。Starlink Internet目前的服务地区，局限于美国高纬度地区及加拿大、英国、丹麦、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地，估计到2023年底才能完整覆盖全球各国。在俄乌战争中，Musk对乌克兰无偿提供Starlink卫星通信服务，不得不承认他不仅是经营长才、科技天才，更是位市场行销高手。星链计划难道只是瞄准没有「网格网络」（cellular）基础建设的偏远地区与第三世界国家？当然不是，所以台湾厂商需要洞悉星链计划的商业版图全貌。下一篇会继续为读者介绍SapceX火箭发射器、Starlink卫星本体、用户端天线与相控阵列天线的演变及所衍生的商机。附注一：电动车产业卡位战 特斯拉75%零件MIT （Yahoo 新闻） 附注二：漫谈太空旅行（四）附注三：马斯克的「星链计划」（Starlink）附注四：不让马斯克专美于前！亚马逊旗下Kuiper计划明年发射首批低轨卫星，剑指SpaceX「星链计划」 作者王志强博士曾任美国麦道太空系统公司（MDSSC）空气动力学专家，1992年加入台翔航太（TAC）协助民航机产业发展；曾历任安达信 企业战略经理，国内和光集团战略长、富士康董事长特别助理、友达营销高端主管、林肯电气合资公司广泰执行副总、美世顾问台湾区总经理、上海佳格营运长等。

半导体产业要因应汽车产业趋势和现象所必要的变革，可从过去半导体产业的历史中取经。车用半导体有一小部分需要用到高端制程，譬如L4、L5的自驾芯片，其中具备的机器学习功能，所用的制程自然与GPU类似，需要最先进的制程；其余大部分的芯片则以较成熟制程对付即可。但这不表示这些芯片非属高科技产品－高科技产业需要持续的投入资金研发，不断创造新的经济价值。譬如功率元件（power device）虽然毋需精细制程，但是其元件的材料和结构仍然还在持续研发当中，以求提升耐压、高频、可靠性等性能。现在高压功率元件使用的是宽频隙（Wide Band Gap；WBG）半导体如碳化矽（SiC）、氮化镓（GaN），但是超宽带隙（Ultra Wide Band Gap；UWBG）半导体如钻石（diamond）、氧化镓（Ga2O3）、氮化铝镓（AlGaN）、氮化铝（AlN）等新材料，与使用这些材料设计的高压功率元件研发已然上路，所以车用半导体零件的高科技特性仍然稳固，这一点对如何因应产业环境变化的策略制定是很重要的基础因素。这2类汽车半导体对于汽车厂的需求与现象，也应该各自有策略性的回应。对于需要先进制程的芯片，代工模式仍然有明显的优势：集世界各式逻辑芯片需求之力，取得研发的规模经济；相较之下，汽车厂的内部垂直整合半导体制造模式难以施行，因为存在利益冲突。即使客户大如华为、Tesla，从来也只想自行设计，而非自行制造高端芯片。所以对于先进制程芯片，半导体产业所欠缺的只是区域供应链—Tesla计划在台积电美国厂用先进制程生产高端自驾芯片，其中当然有源于疫情期间武汉汽车零件供应断链事件，以及半导体产能不足问题取得教训的考量。是故，这类车用半导体所需要的改变只是生产设施接近客户，并且有分散来源及产能调配能力。这是目前半导体业乃至于电子业正在发生的事。其他类的半导体汽车零件就比较麻烦，如功率元件、MCU、传感器、通讯元件等。这类半导体零件，有个行之已久的半导体策略，因应区域供应链以及汽车产业内垂直整合的趋势与现象：制订产品统一规格、建立公用的测试验证平台。一旦产品有统一规格，产品的设计者与应用者无须另行繁复的沟通；而有公用的测试验证平台，产品也无须针对个别汽车厂，另外进行逐个内部冗长的验证程序。半导体中最大的次产业DRAM就是受惠于此发展策略。所有公司生产的DRAM的所有规格是一样的，并且可以互换使用，所以DRAM也被戏称为「大宗商品」。DRAM公司之间用以差别化彼此产品者，只有产品的推出时间、价格与可靠性等几个因素。因为有这统一规格的因素，市场形成完全竞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在使用者端—在过去是电脑厂商，而后又加入手机厂商—倾向于大量使用以提高系统效能，此又进一步促成扩大DRAM市场，DRAM遂成半导体的最大次市场，相关制造业者也有能力累积足够资金，成为2000年以前整个半导体产业制程技术的推手，持续半导体为高科技产业的属性。此外，其主要的应用，如产业电脑和手机也得以快速发展，这是一个半导体产业与系统产业双赢的策略。将此策略施用于汽车半导体零件，很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效应。事实上半导体的行业组织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正在先推动功率半导体的统一规格—因为电动车的量产会先行发生，期待此一措施可同时促进半导体产业及汽车产业的发展。笔者看到半导体之于汽车产业的图像，乃以下景况：半导体产业将分散制造厂址，满足区域供应的需求，这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但是仍会保持集中研发，以加大研发的规模经济，维持半导体产业的高科技属性，这是现在完成式也是未来式。在产品面上，汽车厂会保有自驾芯片的设计。这是汽车厂的核心竞争能力，无可让予。其他的零件则会逐渐建立统一规格、公用测试验证平台，这会提供汽车厂多元的、便宜的零件供应来源，而半导体产业也同时受益于市场扩大、交易成本降低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至于汽车产业内垂直整合半导体制造的企图，这是过去已验证过的艰难道路，他们有我的祝福。

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疫情造成的断链之后，往昔的全球贸易正在重整供应链，可能的方向之一是区域供应链。对于台湾经济倚赖甚重的半导体而言，区域供应链也可能带来结构性的变动，也需要一些对策来因应这些变革，本文想探讨的主题。与半导体较紧密相关的产业分别是信息产业、汽车产业以及通讯产业。此3个产业也是现在与未来半导体产业的主要应用市场。车子卖出后　才是长期服务的开始台湾对汽车产业特别寄以厚望。一方面是汽车半导体零件市场目前的成长率较其他产业要高，预计到2030年，半导体有望占汽车制造成本50%；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的半导体优势以及汽车产业中过去的「引擎障碍」消失，台湾有可能一圆当年在工业化过程所错失的梦。汽车产业远较消费性电子产品复杂。制造、销售完才是长期服务的开始。汽车的平均使用年限在美国平均近12年，如果计入统计的长尾，维修零件的备料要求可能长达20年。法律、基础建设、召回等市场环境及风险影响营运的重大因素，也非汽车厂能单独掌握的，这些都需要长期的部署。毋怪丰田在面对这麽许多的电动车、自驾车的后起之秀时，仍然气定神闲—这些部署都需要区域性而且是长期的努力。台湾有半导体产业的基础，固然有利于切入电动车乃至自驾车产业，但是要从中获利并非必然结果。区域化供应链会让从零件生产制造一路到维修的产品，需要有强而有力的当地因素，特别汽车产业具有前述的因素，台湾要以自有的品牌建立全产业链的区域化服务，近乎平地起高楼。如果只做半导体零件呢？毕竟这部分市场有机会占汽车制造成本的50%，在更长远的未来，更有可能攀升至70%。即使现在无法做品牌、整车的全流程服务，单只是半导体零件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可能大过电脑和手机的总和。但是在目前的状况是，部分车用半导体零件需要定制化，而其产品验证是一个极漫长的过程，保证供应期又远超过一般晶圆厂平常愿意承担的期限。车用半导体垂直分工　已是现在式从汽车厂的观点，如果产品主要的经济价值绝大部分由其他产业创造，则汽车厂有沦为装配厂的危机。另外，汽车厂在此次疫情也吃足传统汽车零件以及半导体零件供应短缺的苦头，所以汽车厂也开始考虑垂直整合进半导体设计、制造，特别是从电动车起就会开始使用的功率元件，譬如博世（Bosch）和比亚迪，目前都已拥有自己的晶圆厂设计、制造功率元件。这是个新的现象。这个考虑早在手机年代就开始浮现，像华为建立海思，掌握手机最主要加值的部分。Tesla以及通用汽车（GM）旗下的通用自动化巡航（Cruise）也开始自己设计L4、L5 高端的自驾（Advanced Driver Assistant Systems；ADAS）芯片，动机也是类似的，只是其企图到目前只止于芯片线路设计。设计公司、晶圆厂附属于汽车厂内部在芯片设计，在产品验证上拥有内部沟通的优势，可以大幅缩短时程。另外，近乎稳固的供给与需求对应关系也在发展早期容易生存。缺点是设计公司、晶圆厂不太容易有外部客户，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难以避免。回顾半导体发展的历史，很多的系统公司都曾经历系统设计制造和半导体零件设计制造垂直整合的阶段，最早移转半导体技术给台湾的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这些垂直整合的晶圆厂最后多以消散告终。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前述的利益冲突使得其经营的规模经济无法成长，回过头来这也限制营业利润与可使用的研发资金，在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做研发的高科技产业无异自绝前路。汽车产业电动化及自驾化，为半导体产业开创快速成长的新市场，但是区域供应链及汽车厂与晶圆设计、制造垂直整合的趋势与现象也对半导体产业构成挑战，策略性的因应这两个挑战将无可回避。

听说近30年台湾最赚钱的媒体，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2008年金融海啸以前的周刊杂志。但我认为金融海啸不见得是分水岭，而是智能手机的问世才是改变媒体生态的关键。听说当时最赚钱的周刊一年可以赚到新台币3亿~4亿元，发行量动辄10万~12万份的杂志，续订率超过8成，加上企业忙着上市、募资，会写故事的媒体，抢得到发行量就是获利的保证，印周刊跟印钞票差不多，这是一位媒体业前辈告诉我的故事！但经过十几年的演化，智能手机出现以后，双向的数据流通模式改变了我们的阅读、视听行为，媒体开始必须付费给社群代理，否则极少读者会到媒体网站阅读数据，更多网红、企业经营的自媒体也分流很多读者。如果内容大同小异，如何期待读者、观众把关注度放在传统纸媒上呢？此外，传统纸本面对的挑战不仅是网络的威胁，纸张、人事、发行费用暴涨，印一本赔一本，反倒成为媒体业极大的挑战。创业之初，正好是周刊的黄金时代，我知道玩不过媒体业的前辈，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数码转型的过程中找到独特的商机。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就将所有的数据数据化，结合新闻的速度与研究报告的深度，打造一个不同的数据库，并且透过会员服务机制，长期服务电子业的客户。深度、长期的耕耘，DIGITIMES的客户已经扩张到金融与校园、研究机构，我们比一般会员客户更了解产业信息的服务模式，在电子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现在就算不用印钞机也能印出「少许」的钞票。很多人问我，电子时报发行量多少？我说这个重要吗？如果传统的发行收入不到整个公司营收的3%，您觉得DIGITIMES还算是媒体业吗？我常说电子时报是「产业讲义」，我追求的不是发行量，而是专业。高所得、高教育水平读者每天5~10分钟浏览一下，大致知道产业变化便可，需要专业信息时，到我们的网站找。我们的工作是让大家很容易自己找，提供可以下载的研究报告。我们是封闭型、收费网站，网页流量都是独有的，这是Google与Facebook之外的网络净土，不仅可以创造网络行销收入，甚至可以细腻分辨读者比较专注半导体，还是在探索车用电子的商机？这些学有专长的读者，同时也对特定的科技保持关心。例如，关注低轨道卫星、东协南亚的工厂、服务器长短料，或者车用半导体商机的读者，也会成为我们这类型专业研讨会最稳定的听众来源。DIGITIMES一年能举办很多场专业研讨会，关键在于我们的读者是「兼具专业与多元」的双重特性。他们关注整个电子业的发展，但也对于未来专业技术的演化非常关切。公司赚钱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这样才能以优渥的薪资，找到最好的员工。我们的营收占电子业比重微不足道，也没有人在意，但台湾电子业是我们成长的基础，所以我也说，「台湾电子业的繁荣是DIGITIMES员工的共同责任」。

综观近年来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5G等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导入风起云涌。不过，相较很多领域的蓬勃发展，智能制造在全球智能应用的统计「数据」中属于后段班的，显示其复杂度所导致的难度，远比其他领域困难。一场世纪疫情对供应链所造成的冲击，迄今尚未完全解除，加上各方对2023年经济情势的预估都偏悲观，「K型反转」态势将拉开业界胜败输赢之间的差距。预估在疫情逐渐解封后，Ｋ型走势也将出现在积极与消极布局布局的业者之间：口袋够深且危机入市的业者，可望在下一波复苏中加速成为赢家。相较2021年致力倡议元宇宙发展的MetaCEOMark Zuckerberg，近期裁员超过超过1万人，另一只K脚却在元宇宙的实践中，出现有趣的上行反差。富士康团队则提出「元制造解决方案」，整合将云端、地端进行整合服务，透过工业物联网完成软硬件互联、虚实整合，透过让AI、XR、5G打通数码孪生（Digital Twin）的各个环节，打造智能工厂与智能供应链，「工业元宇宙」一词甚嚣尘上，成为业者因应全球新保护主义的最佳利器。加上工业元宇宙的建构十分复杂且具挑战，高门槛一但被建置之后，竞争者将难望其项背，竞争力高下立分，也构成上行K脚的寡占优势。有调研研究机构推估工业元宇宙的风潮带动对智能制造的投资，全球市场规模于2025年将突破5,400亿美元。从德国2012年提出工业4.0倡议后，各国依样画葫芦地推出类似政策，殊不知德国以其雄厚的工业基础底气向上堆叠各种可能，此与工业基础不足的经济体所拥有的资源与可能发展的路径截然不同。无奈2022年一场俄乌战争重击德国的能源结构与工业发展的前景，加上美国在工业化的倡议吸引着更多美国与全球布局的想像。Siemens于2013年9月投产的成都智能工厂，是德国安贝格工厂的实体孪生（2座工厂的规划与机台完全相同），这个布局与数码孪生可谓相辅相成，因为只有智能机械不足以成事，即便数码化、智能化工厂都尚未能竟全功。思维架构必须以全面营运的观点，观照所有上下游供应链智能化。因此，Siemens的布局可谓既深也广，以其工业设备的既有优势，铺垫工业4.0的核心数码孪生，建构工业元宇宙的生态系与其竞争力。所有生产制造领域中，半导体产业在内的电子业具备高度标准化的特性，甚至在流程上已接近化工业的连续生产。不过，高度标准化的制造与营运流程并非所有产业的现况。目前智能制造的关键节点在于可程序化逻辑控制器，而且多数仍在撷取数据的Outbound模式。工业元宇宙的应用以「程序化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为双向生产数据的转运站，将大幅提升单机、整线、与整厂的联网效能。若以每一台PLC作为一个IP节点，架构5G应用的工业元宇宙，情境本位的规划（Scenario-based Planning）可推估一个数码透通的供应链将大幅提升企业专网的应用价值，但前提是关键节点之间彼此的联通，以及从联通数据后所创造具有意义的管理价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依旧是联通成功的唯一路径。布局工业元宇宙除了技术面的挑战外，组织间的挑战更为严峻！挣脱信息孤岛的限制，长久以来都有赖软实力的发挥，部门之间、厂区之间、上下游之间，倘若信息全面透通，效益自不在话下，但有许多管理面的障碍需要克服。首先，以过去供应商与客户间在追求成本优势时的挤毛巾做法，遗留许多夥伴关系中不信任的变量。其次，等化（Synchronize）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智能化水准涉及重大投资，合理化相关投资报酬，方能通过董事会的决议。第三，组织间的文化与流程的异质性需要被理解与有效衔接，上述情境本位的规划才有机会实现。最后，信息安全这项大哉问，依旧考验新次时代供应的建构进程。面对各国新保护主义的新局，以科技创新突破政策桎梏，反映科学发展观，反制人为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干扰，但在实践科学技术打开僵局之际，有待同步排除策略与组织面的障碍。台商在这一波工业员宇宙技术新布局阶段，除了新设备的投资外，全面翻新组织架构与企业流程，即可在下一波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MOD上经常可以看到两部国内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影集，一部是《日出之食》，另一部是《航拍国内》。《日出之食》介绍的是国内各地的早餐美食，而《航拍国内》是以国内各省为单位，透过空拍机抓取最美丽的鸟瞰景色。黄河出海口是个泥滩地，寻常人难以接近，而辽河出海口的芦苇荡，人迹罕至，也是许多候鸟的栖息地，更因为土地酸硷值不同而形成红沼泽。红色的沼泽将大地染了个绦红，这里属于辽宁营口，而营口也是我国中历史老师的故乡，他老了，是落叶归根，还是以台湾这个异乡为家乡呢？《日出之食》从北京人炒肝、豆汁，山东人的油条、包子，谈到云南人的米线、河北人的驴肉火烧。国内人爱吃，吃过早餐后浑身舒畅的感觉大致一样，但这个节目的制作，从用词遣字就已经感觉到不是随兴粗制滥造的作品。至于《航拍国内》从大兴安岭拍到黑龙江出海口，这里是大米的产地，也让我们从湖南的张家界、凤凰古城之外，一览八百里洞庭。我曾从长沙往北到岳阳看洞庭湖，然后往西到张家界、凤凰古城，再搭车前往永州、桂林，回程路过衡阳，知道那儿有座落雁峰，听说北方来的雁鸦到这里就不往南飞了。这是我从刘万亿玄的武侠小说《王道剑》中看到的，而这里也是龙应台父亲的故乡，离毛泽东出生的韶山冲不远。我走过国内上百个城市，也读过很多描述新旧国内的书，但从书里领略内容，自己走过，再利用空拍机回顾一次，确实是个不错的经验。湖南称为潇湘大地，60%的湖南人就活在潇水、湘江流域上，台湾人对于这里发生过的战争，或者影响近代国内深远的湘军又有多少理解呢？如果落脚北京，我会穿越燕山，往坝上草原的方向去看看内蒙的草原，然后在大同看看1,500多年的云岗石窟，想像2,000多年前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的故事场景。沿着黄土高原边上再往来南是雁门关、太原、平遥古城、祁县的乔家大院。没去过北方，没看过黄土高原，不会知道陕北为何养出了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旅行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藏区的稻城亚丁。那儿海拔超过4,000米，最高点的卡子拉山高达4,716米，那是我最接近上帝的一次高山经验。这两部影集，没有太多统战的语汇，倒是制作单位游戏于国内文字之美，在带领观众穿梭美景时也多了不少乐趣。市场不够大，台湾的制作单位出不了好价钱、高成本，让人尝试更高难度、更精美的影片。如果台湾要拍出这样的影片，能找到好题材吗？不难；也许是水果、蔬菜，山巅水涯的精品农作，也许是各地市场里的隐藏版美食，但好的题材不可能用将就的成本，要求制作单位做出好节目。台湾不缺钱，缺的是花钱的智能，我们愿意花点钱，还是存起来，或者发给老百姓更多的消费券呢？

大家都在谈PR的时候，新闻作业深受企业运作的干扰，组织化的网军、自媒体，改变了媒体的生态，各种似是而非，被人工智能调校过的新闻，或者来自民主国家与极权政府的内容、属性也有很大的差异。人文素养成为分辨是非的基础，但我们怎能期待社会上每个人都能格物致知，明辨是非呢？新闻很多是假的，刻意操作的，传统上我们基于新闻自由的原则不能干涉，但我深信长期经营品牌、品质的媒体，终究有一天会成为独立于网络平台之外的强大力量。欧美顶尖的媒体机构已经能以全球市场为基础，布局长期收费的机制，但中小型的国家该如何因应呢？一旦媒体市场被网络平台控制，缺衣少粮的媒体还能存活吗？愿意以媒体为志业的年轻人，还有机会挑战第四权的制高点，成为影响社会的关键力量吗？一旦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麽没有自主能力的媒体，将会是另一个国安问题。我曾经读过一本小说，场景描述的是1920年代的湖南乡下，民不聊生的社会底层群众，组织了一个攻打县城的队伍。从人数规模、使用的武器、官方应对的方案，可以想像100年前的国内是如何不堪，这只是民众在面对旱涝时，为了求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场景，让我想到官逼民反的现实。《花园口》这本小说与《1942》这部电影，描述的都是河南人在中日战争时的困境。《花园口》讲述日军侵华时，国军部队为了延缓日军抢攻武汉（国内工业中心）的时机，决定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堤，让黄河水成为阻挠日军机械化部队进袭的时机。这个举措确实有效，但却是上百万河南百姓用性命换来的。在《1942》电影中，老牌演员陈宝国饰演的地主，好不容易用独轮车推着积攒的粮食要到陕西避难，但一路上他与觊觎粮食的饥民如何尔虞我诈，也成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忆。我还记得有一幕是为了抢粮食，有人被倒栽葱送进了热锅里。人如蝼蚁是战争中常见的影像，我们想尽办法希望用各种规范规避战争，但显然成效时好时坏！最近国内还有部《县委大院》的连续剧正在热播中，我没有追剧的习惯，但这部连续剧前几集，描述国内基层政府如何面对动迁、地方政府如何开会、书记与县长的相对地位等都有明确的影像，所以我说这些都是真的。至于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们如何领导群众，《县委大院》里的故事真真假假，在国内，共产党说了算，那就请大家各自评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