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我接受蓝涛集团总裁黄齐元的邀请，在台湾半导体产业联盟的活动中介绍DIGITIMES对台越合作的看法。根据DIGITIMES调查，台湾NB制造业转移生产基地，越南是首选，估计会有15~20%的比重落脚在越南。对台湾的运筹服务业、零件代理业，甚至IC设计业而言，都是机会与挑战。过去零件代理业都以香港为运筹中心，未来桃园机场将更加重要。NB落脚北越河内附近，产业电脑与网通设备会以市场更大的胡志明市为中心吗？其实台湾对越南这个邻国十分陌生，台湾人想到越南，都是「降低成本」，至今为止，没听说过台商找越南做软件代工，现在台商对越南的投资成长，也可能带来机会。上周做软件代工的越南FPT来访，COVID-19之前，我曾受邀到河内参与亚洲智能城市论坛，与创始人Dr. Binh见面时知道FPT营收大约20亿美元，以软件代工见长的越南公司，以印度的Infosys、Tata为师，将成为越南发展ICT产业的旗舰企业。负责台湾业务的总经理谈到，FPT在日本就有2,000名员工，其中90%是越南人，这在老龄化、少子化的日本是有价值的。FPT也与乐金集团有些代工合作计划，每个计划都是50人起跳。由于过去都是欧美客户训练的运作机制，价格差距并不明显，这两年日韩市场的营收成长超过30%，就是台湾市场难以突破，我想是「观念」的问题。FPT已经决定进军半导体业，台湾也是锁定的合作目标，台商会有兴趣吗？进口替代对组装电子产品的国家言之成理，但轻薄短小的半导体对原厂而言，关键不是运输，而是当地国家的基础建设、人力条件，否则台湾哪有条件发展尖端的半导体产业呢？台湾人对越南缺乏一定的了解，能讲越南话的台湾人更是少之又少。据说广东话与越南语比较接近，与闽南语在发音上有一定的不同，难度不低，而平日以普通话沟通的台湾人，恐怕难度就更高了。生产基地的移动是一种外观上的改变（Change），多数台湾人心态上并没有太大的转变（Transition），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大家领略了多少？

传统LCD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又受制于国内面板厂的扩张压力，台厂积极往车用商机布局，根据DIGITIMES Research调查，2022年全球车用面板的总量已达1.89亿片，需求仍会稳定成长。但厂商所见略同，没有人想啃硬骨头，那麽如何在车用商机中找到立足点，甚至布建健康的产业生态系，避免价格上的过度竞争呢？根据DIGITIMES Research分析师杨仁杰报告，车用面板大致区分为中控台、仪表板、后照镜、抬头显示器与（HUD）其他五大类。中控台几乎应用在每一辆汽车上，2022年因为欧洲车厂出货不顺，全球出货量从2021年的9,680万片，略减为9,530万片。中高端汽车都几乎以面板取代传统的仪表板，因此2022全年也有6,570万片。这两个车用面板的主力市场，比较需要关注的是新的面板解决方案，例如仪表板、中控板是否会三合一，整合成为一片大尺寸的面板，亲民车款的主流需求是否会从7寸面板扩大到9寸规格，而Micro LED面板何时开始量产，并逐渐替代传统的LCD面板呢？日厂丰田（Toyota）与日产（Nissan）的主流车种，都将中控面板升级到9寸，仪表板也会逐步电子化。但更劲爆的是各种规格在车厂走出传统供应链，供应商推荐的新规格不断出现，以3片12.3寸面板并列在前座，甚至30.4寸的长型仪表板，搭配副驾驶座22寸仪表板的解决方案也被推上台面。2022年HUD仅有650万片的商机，但预期2023年将会有显着的成长，全球市场将扩张到929万片，从2022~2027年间的年均成长率可达17.5%。在诸多车厂中，大众汽车（Volkswagen）已经在2020年推出AR HUD概念车，亮度虽然不如DLP的技术，但虚像距离、视野都获得明显的改善。LCD面板成为HUD的选项，也有助于台湾面板厂扩张新商机。至于后照镜面板的需求，目前仍以大型车辆为主，一年仅有260万片的商机，DIGITIMES估计，在Level 3全面普及之前，后照镜仍不会被取代。整体而言，中控面板的全球需求将在2023年突破1亿片，其中9寸以上的面板渗透率将过半。至于仪表板面板的需求，将在智能式座舱普及后慢慢走进大尺寸的时代。至于HUD与后照镜的面板需求，目前仍属于缓慢成长的利基型需求。到2027年为止，TFT LCD面板仍是主流面板，AMOLED与Micro LED虽然慢慢看到商机，但数量有限，台厂应关注如何在传统面板上，附加新的价值，系统整合的能力将会是下一个重要的挑战。展望未来，国内面板厂商在车用商机上紧守国内市场，而在国内从清零到大解封的过程中，国际知名车厂陆续调整汽车供应链过于仰赖国内的结构，台厂在新的时代会有新的商机，如何挑战高端商机是一大课题，只是台湾在AMOLED等新技术上过于保守，专攻、深化LCD面板商机之外，并无太多的选择。

2022年平板电脑使用OLED面板的比重是6.2%，2023年比例会增加，还是减少呢？DIGITIMES Research研究员许纯嘉简报告知，2023年的比重将会略降为5.2%，而使用传统LCD面板的比重将是94.5%。这是市场需求导致，还是供应链的影响呢？根据DIGITIMES Research调查，全球平板电脑的销售量，从2020年的1.54亿台，减少到2021年的1.4亿台，以及2022年、2023年的1.37亿台。市场需求平缓，导致厂商在控制成本上更为谨慎，当高单价商品不易突破时，降低成本反倒成为关键性的考量。所以新技术投资如何最佳化，是经营者最大的挑战，台湾并未真正投资OLED面板，走的是系统加值的路线，在车用商机浮现时，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还记得半导体业的前辈杨丁元曾说，太早的创新会是种惩罚！其次，在平板电脑的品牌商中，除苹果（Apple）之外，其余的主力大厂集中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与华为、联想。为了拉抬平板买气、创造附加价值，苹果从2021年起试着带动Mini LED产品商业化，最显着案例导入是12.9寸的平板电脑（iPad Pro）与MacBook Pro。台湾显示驱动IC（DDI）设计业者也积极投入，并已陆续于2022年量产各种方案，希望能把MBLU（Mini LED backlight module）效能更加提升，让Mini LED在IT产品（包含Tablet/NB/Monitor）的渗透率大幅提高。2022年三星、联想、华为都尝试提高OLED面板的比重，其中三星平板OLED面板比重是20.5%，华为是15.7%，而联想则是11.1%，显示品牌上并不迷信新规格、新产品的效益，这在IT终端产品中，是极少数的例子。表面上，品牌业者并非台商大厂，但背后零件供应链都是台商的生产体系。长期而言，如果OLED渗透率提高， 表示背光模块需求降低，供应链相关厂商会有负面的影响。因此Mini LED的商转/落地与渗透率，甚至不久的将来，Micro LED的商转都会是平板供应链关心的话题。

最早以调频技术（Frequency Modulation；FM）研制的无线电对讲机（Radio Receiver/Transmitter）系于1940年，由摩托罗拉（Motorola）研发成功。当时设计的对讲机是放在背包，可背着边走边说，因此被昵称为「Walkie-Talkie」。早期对讲机的研发，主要人物是Daniel Earl Noble（1901～1980）Noble在学生时期就钻研无线通讯，一手设计并建立美国康涅狄格州（State of Connecticut）的双向警用无线电系统。这是全世界第一套双向FM 无线移动电话系统。1940年这套系统建置成功后，Galvin Manufacturing的老板Paul Galvin见猎心喜，力邀Noble加入其公司。于是，Noble担任Galvin Manufacturing的研究部门主管，其第一个任务是为美国通信兵（U.S. Signal Corps）建置无线电对讲机，成果丰硕。1949年后，Noble为Motorola设立第一个半导体研究室。这个实验室发展出和无线通讯相关的晶体管如功率晶体管（power transistors）及射频晶体管（radio frequency transistors）1940年Galvin Manufacturing设计的对讲机研发团队由Noble领军，定调采用FM技术。射频工程师（RF engineer）是波兰人Henryk Władysław Magnuski（1909～1978）。Magnuski早年贫苦出身，帮波兰军队修理收音机来养活自己和妹妹。1934年Magnuski在华沙的公司Panstwowe Zaklady Tele i Radiotechniczne工作。1939年其被公司送到美国进行一项无线电接收器的研发计划。没多久德国入侵波兰，Magnuski回不了家，只好待在美国落地生根，大战之后也不再返回波兰。Magnuski的儿子彰显老爸在无线电专业的贡献，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机信息工程系设立一个讲座来纪念父亲。Motorola于1946年开始生产「车用电话」，可让人在车上打无线电话到公共电话网络。当时通话效果很好。然而，用户增加后，却面临无线线路不足，无法服务大量用户。后来贝尔实验室发明蜂巢式移动电话技术后才解决。1983年，美国FCC批准Motorola DynaTAC 8000X，这是全世界第一支商业化移动终端设备（Cellular Device），号称「黑金刚」，由Martin Cooper带领的研发团队完成。当年移动电话是昂贵的奢侈品，只有派头十足的有钱人和黑道角头老大才用的起，因此有了「大哥大」封号。Cooper于2007年还曾来台北参加COMPUTEX 展览。

2007年iPhone出现以前，个人电脑是创造数据的主力，之后的智能手机将市场延伸到庶民百姓，而现在大家想像的是电动车与车联网可能带来的商机，这将会是第三台的移动电脑。那麽驱动第四台移动电脑的关键应用从何而来？有人告诉我「卫星通信」会是10年、20年后的关键力量，那时6G无所不在，山巅水涯也不是障碍，无线基站不再是唯一的依赖，那麽由半导体驱动的新商机，应用到高频、高功率的技术需求，无论是应用面或产业面，既是商机也是危机。此外，我们必须用「时程」的观念来因应产业的变迁，长期而言，氮化镓（GaN）必然影响卫星通信与手机的应用。未来5年内，GaN元件运用仍以基站与军事用途为主，中低轨道卫星应用则在5~10年内慢慢看到雏形。台湾就算无法参与基本规格的订定，但这些未来商机，可能出现高度差异化的应用结构，台商从晶圆制造、IC设计，到终端设备的生产制造都有尚待发掘的商机。从大趋势看，无论电动车、人工智能或轨道卫星等新兴领域，国内知道这是国家生存的命脉，必然会善用各种资源，不计成本地打通任督二脉。加上国内市场的多元结构，地方政府「嚐鲜」的习性，都有助于新兴科技在国内落脚生根。以电动车为例，国内电动车之所以能在全球占有一半的比重，与国内领先推动电动车产业息息相关，而国内市场中，除与物联网产业连结的商机之外，又推演出城市用的低端电动车与长程、国际规格的电动车。各种价位区间，甚至连结到电动巴士的产业链，让全球仰赖国内供应链的同时，也有很多疑虑。新商机形成的模式可以出现在电动车，当然也会出现在轨道卫星、元宇宙、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各种新兴领域。特别是国内具有优势的维稳、监控、网安领域，国内在国家政策与战略指导之下领先全球，我也一点都不意外。对台湾厂商而言，正面思考的人认为商机无所不在；负面思考的人，认为红色供应链崛起，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在美国高喊重新掌握供应链时，制衡国内的力量也给了台厂转圜空间，商机与危机，存乎一心而已。

Elon Musk的核心商业理念着重在：「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降低营运成本、持续改良，将这套核心商业理念应用到太空事业，就不难理解为什麽SpaceX会从开发液态火箭引擎起步。火箭发射发展太空事业的三大重点就是：LV、LV、LV – LV就是「火箭发射器」（Launch Vehicle；LV） 。没有「火箭发射器」（LV），设计再好的卫星都无法进入太空轨道；如果委托火箭发射营运商代为发射，卫星的总营运成本（Total Cost）就无法降低，难以具备市场竞争力。Musk看明白这一点，亚马逊（Amazon）创始人Jeff Bezos也明白这一点，所以Musk的SpaceX与Bezos的Blue Origin，都从开发自家使用的液态火箭引擎起步。在SpaceX与Blue Origin成功开发出火箭前，世界上的火箭多半是倾国家之力开发，例如国内的长征火箭（注一）、法国的亚利安（Ariane）火箭（注二）、以及俄国的联合号（Soyuz）火箭（注三）。火箭引擎Musk要创造出「价格负担得起」（affordable）的火箭，就必须降低成本 – 非必要的零组件不使用军规，尽可能采用现成的商规成品，再加上模块化的软件，可重复使用的硬件（即火箭回收），从而建立起一套「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创新商业模式。SpaceX发展的第一枚火箭Falcon 1是两节的单引擎液态火箭，总共投资将近一亿美元；经历三次发射失败，SpaceX几乎破产，终于在第四次才发射成功。Falcon火箭的灵魂就是SpaceX自行开发的液态火箭引擎Merlin，使用的燃料是从煤油精炼出来的RP1喷射机燃油，氧化剂则是低温液态氧。Merlin 液态火箭引擎经不断地改良，现在已经进入第四代。为求增加火箭总体运载能力，SpaceX开发出「猎鹰九号」（Falcon 9）– 「9」代表Falcon 9的第一节推进火箭（Booster）有9具Merlin液态火箭引擎，第二节火箭仅使用Merlin单引擎；这十具火箭引擎由三组独立又互相监控的电脑系统控制，达到三重安全保障。Falcon 9 的起飞推力，大约等于12架波音787客机的推力总和。 SpaceX应用「垂直起降技术」（Vertical Take Off and Landing；VTOL），成为火箭VTOL回收的始祖，第一节火箭在海拔100公里左右脱离，它会自动返航降落在指定的陆地定点、或是外海的无人平台上；第二节火箭回收不符合经济效益，因为第二节火箭的分离速度约为第一节火箭的4倍，而且离开发射点已经很遥远。按照据Musk的说法，Falcon 9 的大部分组件可重复使用100次，目前火箭回收已超过十数次，这种纪录在十多年前是难以想像的。火箭与卫星第一代（v1 、v1.5）Starlink卫星的重量约为250公斤，每颗卫星造价25万美元，由SpaceX「猎鹰9号」自行发射、分批次运送到440公里高度的低轨道上，连同发射费用每颗衞星总成本约60万美元。第二代Starlink卫星在2022年中就已经出现，卫星本体长度为7米，重量1,250公斤为第一代的5倍重。第二代的设计规格考虑到SpaceX新的发射系统「星舰号」（Starship）直径为9米，长度7米的衞星刚好可以躺平、叠放在舱内的衞星发射架上，Starship前端有一窗口，可以把卫星像提款卡一样、一片一片的推入轨道（参见下图）。 Starlink卫星发射超过3,000颗（计划发射42,000颗），卫星设计就已经从第一代进入第二代，重量从250公斤增加5倍，发射系统从Falcon 9改为Starship（为登陆火星设计）– 这一切举措都非常符合Musk「持续改良」的核心商业理念。福卫五号台湾的「福衞五号卫星」在2017年8月25日就是搭乘Falcon 9火箭，从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升空，进入720公里高度的「太阳同步轨道」（Sun Synchronous Orbit），相较于「地球同步轨道」（GSO）的高度约为36,000 公里。 台湾国家太空中心（NSPO）利用「福衞五号卫星」为发展平台（注四），与国内产业界及研究单位合作发展遥测卫星关键元件，包括指令与数据管理单元（CDMU）、电力控制与分配单元（PCDU）、飞行软件（Flight Software）、遥测酬载电子单元（RSI EU）、CMOS型聚焦面组合（CMOS Type FPA）等五项。下一篇会继续介绍「星链计划」（Starlink）现况（注五），包括2022年推出的第二代Starlink卫星及所衍生的商机。注一：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维基百科） 注二：亚利安火箭（维基百科）注三：联合系列运载火箭（维基百科）注四：福尔摩沙卫星五号注五：「星链计划」（Starlink）现况

媒体如何订定新闻方针，有争议的新闻到底谁说了算？传统的新闻教育告诉记者要有正义感，要充分发挥监督社会的第四权，至于报社管理团队如何订定编辑与新闻方针，似乎不曾听过，甚至感受到经营管理阶层可能更在意「政治风向」与「网络流量」。在具争议的新闻方针下，加上网络平台、自媒体的干扰，生存已经是媒体老板在新闻取材与编辑方针背后说不出口的难题。类似电子时报这种产经媒体，只要坚持专业，就可以在政治风向上可以相对容易因应。至于网络流量，由于电子时报属于封闭、收费型网站，网络流量固然重要，但不必譁众取宠，有时流量不高的专业新闻，反倒在数据库查询时有更高的价值。例如，低轨道卫星、车用半导体的技术规格与市场趋势分析，对现在多数的读者而言价值不高，但对于企划、管理人员掌握未来趋势，却可能是重点工作。除此之外，针对国内外大企业，我们有无喜恶，或者应该给记者一个适当的指引。年底之前，我召集了报社内的记者，重申电子时报的新闻方针，也对新闻取材的优先顺位有一定的承诺。不涉入股市，是电子时报最重要的新闻方针之一，我认为股市新闻容易有争议，加上股市新闻多数只有一天，甚至因为网络而寿命更短。电子时报以数据库取胜，股市新闻非我们所长，与其可有可无，不如专注自己擅长的领域，这也是电子时报拥有庞大研究团队的源头。有了严谨判读的数据支撑，新闻的速度与深度在电子时报深化交融，成为这几年快速成长，并与其他媒体不同之处。展望2023年，我们还会持续投资，并且深信分散型生产体系，以及电动车、物联网都将给产业带来新的面貌，专业信息的需求，不会在景气走跌时就停滞不动。针对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是友，还是敌？我们是专业媒体，公平对待是原则；吵得不可开交的半导体「去台化」，我以专业的角度说这是假议题，相信半导体业界会在地缘政治的多重考量下做出适当回应，我们是提供数据的「刑警」，不是判定是非的「法官」。至于富士康的「MIH」，祝福富士康善用台湾的生产优势，取得更好的制高点，富士康在全世界的成功，将会是台湾其他制造厂的参考范例。台湾ICT产业的新布局、战略能否产生实效，有很多的变量，我们不断地追踪、提供差异化的数据，善尽新媒体的职责。专业的新闻细节，记者说了算，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必须尊重记者的判断。但经营原则应由经营团队负责，我们公平对待每一家公司、正面思考产业的价值，不打空包弹，不无病呻吟，不会光写赞美企业的故事，不滥发奖牌，不做难以量化分析的调查。现在很多专访除了受访者自嗨之外，已经没人相信了，这是媒体的黑暗时代，我们也不该在土石流上，倒进更多的垃圾！

《勇叙时光》节目我邀好友丁菱娟，分享她的人生经验。丁菱娟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掘自己独特的优势，第二个阶段创业，现在进入第三个人生，她想做什麽呢？1980年代中期，台湾电脑业刚刚起飞时，丁菱娟投入宏碁门下，从产品展示、行销企划样样都做，学会在科技业生存的基本技巧，也感恩上市的宏碁给了她第一桶金。之后加入精英电脑，做的也是企划工作。1992年时，拿着仅有的积蓄去念书，不为别的，就为了圆一个梦。返台之后，决定以自己的专长创业。她是台湾第一家科技公关顾问公司的创始人，她知道跨国公司的需求，而传统的公关公司对于科技业的理解不足，这是她的机会，也符合她的专长。之后，奥美公关基于扩张台湾科技领域市场影响力，购并丁菱娟创办的「二十一世纪公关顾问公司」，改名「世纪奥美公关顾问公司」，她在担任几年董事长后功成身退。已经拥有丰富人脉与经验的丁菱娟，选择AAMA等公益服务事业之外，又创办了「影响力品牌学院」，专门针对台湾的中小企业传递公关专业知识，并分享创业心得。录影之前，我传了个短讯给他，我说我们两人有30年的交情，如果唇枪舌战，容易针锋相对，不如正面思考，谈谈对方的优点。我说，「气度」、「美丽」、「装笨」是丁菱娟的三个优点。好友们都叫丁菱娟是「丁丁」，丁丁从不与人计较，是朋友圈子里的开心果，怎麽嘲弄她都可以，只要在最后说：「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她就会尽释前嫌，不会记仇。好人缘是公关事业最重要的成功关键因素，她做到了，而且是在大家都没注意的时候，成为第一家横跨科技与公关领域的成功创业家。事后观察，丁菱娟「装笨」的本事，也是她成功的关键之一。犀利，聪明外露容易招嫉，这是公关事业的大忌。对于未来，我们都明白，时代的幸运儿就像中了乐透的人一样，面对社会要正面思考，商机来自多变的时代与技术背景，每一次都是挑战，但每一次变革也都是机会。年轻人不用自怨自艾，时代不同，机会也不同，各自善用自己的专长，自然可以找到生存的空间。

人类透过理性的辩证，建构一个相互约束的国际秩序与公平交易法则来避免低层次的斗殴，甚至战争，但这个功效时好时坏。知识、信息要有用，总是要在文化与历史的框架中取得论证过的理解。数码世界的人们缺乏耐心，智能的价值来自认同，而不是内省。理性是最重要的元素，过去历史、语文、距离都会限制我们的想像空间，但现在有了网络与人工智能，人与智能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我们必须对未来世界抱持乐观的态度。图灵之后专业用途的人工智能在学习人类经验的过程中更有效。例如，将人工智能用在自驾车、智能工厂的机器手臂或者无人机上，成为无人机的副驾驶或正驾驶，在高速公路并不复杂的车况中，替我们CEO途驾驶的工作，可能比人类更安全。然而人文素养越高的人，对文化的敏感度越高，因此自动翻译的经验，可能是美好的效率与文化交流，但也可能是模仿政府、刻意导引风向的网军，真假虚实之间出现很多争议。民主国家可能要面对极权国家集合全国之力发展监控系统、国防战力的威胁。至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到底是伙伴，还是可以全权处理、判断、分配资源的代理人？人类要的是效率，还是自己的尊严？从工业时代以后，「效率」一直是我们生活上的诱惑，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诱惑，人的「尊严」则生存在隐讳幽暗的角落。直到近代我们才有福利保险的观念，藉以保障弱势，建构人类社会最恰当的互动关系。但这些关系显然因为人工智能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从个人的体验，大到国家安全、竞争力的对比，我们确实面对一个从文艺复兴以来，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好的作者总是可以启迪心灵，改善思考的方法，而不是钜细靡遗的告诉你每件事的细节，又缺乏说服力的论述。理解人工智能与每平方毫米有几个晶体管一样的困难，但我们却必须找到解读这些尖端科技的奥妙之处，并提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国内的半导体能否弯道超车呢，也许能与美国竞争的人工智能是解决方案，那麽台湾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是要专注「专业领域」的人工智能，还是「通用型人工智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通用」好像比较没用，要追逐特定领域专家的能力，其实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反倒比较容易，「通用」的困难在于过去学习经验有限。其次，如何发展出便宜有效的运算能力，也是另一瓶颈，如果十年之内，数据运算用掉我们20%的能源电力时，在能源有限、温室效应的压力下，我们将会面对很大的困难。防守型　vs. 攻击型人工智能无所不在，也跳脱传统的框架，我完全赞同台湾应该有个数码发展部，但这属于「防守型」的系统，与经济部外向发展「攻击型」的产业结构截然不同。当人工智能出现军民两用时，越先进的数码社会，就可能出现更多的漏洞，管理这些漏洞的人需要有更宏观的眼界，在制订管理规范时不会有太大的失误。至于「攻击型」的科技产业发展目标，更是台湾生存与差异化的命脉，看起来很笨，但实际上却无可替代。 

Motorola创始人Paul Vincent Galvin（1895～1959)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爱尔兰籍调酒师。由于家境贫困，Galvin并未完成大学教育。不过，Galvin是天生企业家，最先将收音机整合 于汽车。1928年Galvin与兄弟Joseph于芝加哥成立Galvin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第一项产品是收音机的交流电转接盒（Battery Eliminator）。1930年公司改名为Motorola。这个字是由 「Motor」（汽车）及「Victrola」（彼时最有名黑胶唱片机的品牌名称）2个字组合而 成。当时Galvin正在生产汽车用收音机，因此想到借用「Victrola」这个品牌名称。Galvin第一任太太丽丽莲（Lillian Guinan）是Galvin的高中甜心，小俩口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结婚。1942年，丽丽莲不幸在家中被谋杀，警察一直无法找到凶手，成为悬案。1945年，Galvin数次邂逅年轻的薇吉妮亚（Virginia Galvin Piper）后，闪电结婚。1955年，Motorola将公司企业识别改成很时尚风格的「M」，由2个三角尖拱成M，代表一波波接续的领导风格。Galvin于1959年去世，而Motorola的业务持续蒸蒸日上。1960年，Motorola推出全世界第一部19寸大屏幕电视机。1974年再推出全世界第一支彩色电视映像管，同年Motorola将电视事业卖给Panasonic。Motorola于1991年在德国展示第一支GSM 手机；1995年推出第一套双向呼叫系统（Two-way Pager ）。2000年Motorola发展出第一支GPRS手机，并且和思科（ Cisco）合作贩售第一套 GPRS移动网络系统给英国 BT Cellnet 。Motorola在无线通讯领域颇有一席之地，但在电信等级的交换机，则较无作为。2014年1月，Motorola Mobility被并入国内联想集团。虽然Motorola在手机市场已不如往日雄风，读者们若上网查找，仍可看到相关产品。尤其是Motorola最早发明的双向对讲机「Walkie-Talkie」，仍然是防灾应急必备，有通用对频对讲机、军工对讲器、儿童户外小机、迷你饭店工地万能手台、避难对讲机等，让我回忆起当年摩托罗拉的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