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改革开放刺激下，印度也选择了更开放的经济政策。1992年4月底，我应印度电子工业部（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常务次长（Secretary）Vittle邀请，在酷暑的季节到访德里。40度的高温下，一周内我遍访了当时印度最大的科技公司，并在印度的电子工业部畅谈「台印产业合作之道」，那应该是台湾科技业第一次与印度的互动。30年后，我在印度驻台代表戴国澜（Gourangalal Das）与印度外交部的邀请下，到浦那参加「亚洲经济论坛」（Asia Economic Dialogue），并主讲「The Resilience of Semiconductors and ICT Supply Chain」。2022年印度从东亚国家进口的电子产品，表面上超过8成来自国内与香港，但其中有一大半是来自台商的贡献。由于台湾在半导体与电子产品供应链上具有高度的影响力，印度电子供应链的韧性，当然与台湾关系密切。若IMF的估计成真，203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那毫无疑问是个A级大国，但也因为这样的潜力，印度官员有严重的「大头病」，总认为自己的国家市场这麽大，请你们来投资是来分杯羹，这是敬酒还是罚酒，外国人分不清，印度人也讲不清楚。从1991年印度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吸引了12.7万亿美元的外资，而印度仅有4,680亿美元。国内透过外资建立的生产体系，已经让国内成为世界工厂，国内的制造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光是印度对国内的贸易逆差便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中印基于历史的因素加上边界争端，导致1962年的中印战争，如今再怎麽努力，中印之间的矛盾得等待特殊的时机才能化解。印度面对的国内，已经不是1962年时经济规模相近的国内。2022年国内经济总量已达到18万亿美元，几乎是印度的6倍之多。面对这样量体的国家，印度的艰难可想而知。从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开始，国内贷款的国家也包括国家信用欠佳的马尔代夫，与面对环保、疫情冲击的不丹。表面上，印度外交部长贾桑卡说，印度提供邻近国家的援助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但国内一带一路早已经布局妥当，加上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争议，这些都可能在两岸出现关键变化的时候，成为国内与印度交易的筹码，台湾不可能对这样的可能性毫无防范。印度还有一个心腹之患是巴基斯坦，国内以「中巴经济走廊」之名开辟一条铁路，直通新疆的喀什，而其中有一段路将会经过中印未定界，这些争议的领土，未来在台湾问题上，都会成为中印两国伸缩国家主权的筹码。在浦亚洲经济论坛，我见证印度外交部长贾桑卡跟不丹、马尔代夫财政部长讲台上与讲台下的互动。台湾做为国际社会上一个特殊，且前所未有的存在，很多国家都在摸索利用台湾，平衡与国内关系的筹码。全世界以国内为第一大贸易夥伴的国家已超过100个，偏偏大家最关心的半导体与供应链都掌握在台湾手上。台湾人是要叹息「怀璧其罪」，还是要赞叹「生逢其时」，因为只有台湾人真正在第一线观察世界的改变！

台湾驻印度代表葛葆萱说，印度经贸部门积极与台湾接触，希望能引介台湾厂商到印度设厂。也许很多人会说印度有市场吗？印度的基础建设欠佳，而印度政府会真心实意地帮台商抬轿吗？印度政府高端官员有一个隐藏的意图「Hidden Agenda」，就是摆脱国内的依赖。在2020年以前，印度希望国内来投资，所以说印度「Less China」，印度对国内贸易逆差已在2022年突破1,000亿美元，「China Less」成为新的政治诉求。过去印度人总是跟台湾人说「台印之间谈经贸便可」，但现在却是印度官员出面要台湾官方游说晶圆制造厂到印度设厂。在美中贸易大战的大格局下，半导体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已经不是想像，而是正在演化的新趋势。我拜访印度零件公会时，公会理事长与秘书长异口同声地说：「该是台印携手合作的时刻了」。DIGITIMES在邦加罗尔有个特约记者，此行特别邀他在德里同行，让他更理解DIGITIMES的运作模式与新闻操作重点，并将印度的人脉传承给他。DIGITIMES怎麽界定采访的范围，并在正确的问题上追踪提问呢？我依据台湾产业界关切的五大领域「四大电信公司、印度EMS制造大厂、印度新创独角兽、印度软件外包大厂、积极运作的跨国IC设计服务公司，从产业界的角度，长期追踪并建立数据库，那麽对于印度高科技产业的理解，就可以进入新的层次了！至于政策要不要关心呢？政府重要的招商政策唯恐天下不知，而企业需要的信息因为所处的产业不同，前进印度的进程也可能有差异。DIGITIMES的优势不在于帮印度政府宣传，满足台商基本的政策信息需求，而是以「媒体＋顾问公司」的角色，透过专业活动促成更多台印公司的合作。台湾电子业越强，DIGITIMES伸展的空间越大。随行的总编辑乌凌翔问我，为什麽总是可以主导全场对话的主轴。我说：「台湾产业够强大，而我们总是基于利他的立场」思考双边合作之道，您以产业高度帮对手绸缪互动之道，对手怎不会喜欢您呢？

从前，台湾报关行多数只是以代理商的方式经营印度市场，直到COVID-19之前，中菲行开始经营印度市场，目前已经有40多名员工。随着印度经济成长的步伐，业务也稳定成长。来自台湾的报关行，当然熟悉台湾电子业的影响力与作业流程。如同海关统计数据显现的结构，目前整个出口到印度的供应链，海空运都有，进印度主要是在孟买附近的深水港，如果是空运，就以德里机场附近的运筹中心当枢纽，转运到清奈、邦加罗尔、孟买等印度大城。加尔各达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首都，优雅、松散的遗风仍在，加上长期是反对党执政，似乎比较少得到关爱的眼神，韩厂乐金（LG）、现代（Hyundai）则将重心放在穆迪总理的故乡古吉拉。印度朋友说，即将于2024年进行大选的印度，穆迪带领的印度人民党应该可以继续当政，但部分州的执政党可能换人，以印度「中央集权的联邦制」而言，仍然会有很多变量。过去印度最被诟病的是基础建设，但最近几年在稳定的经济成长力道支持下，穆迪政府大力推进各种基础建设，上任之初曾强调要建设「100个智能城市」，我不知道达成多少目标，但在德里与浦那的新区，都看到了高品质的新社区，这对有意经营印度市场的跨国企业是非常好的进步象徵。根据观察与朋友经验分享，目前不止主要城市与机场之间的连接道路已经完备，穆迪政府正在兴建一个「S型」的全国高速道路网，透过这个交通网络打通印度的任督二脉。这条交通大动脉将从东部的大港清奈起步，途经邦加罗尔、浦那、孟买，再分头前往亚美达巴德与德里。过去孟买与德里是两个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超级大都会，孟买到德里的1,500公里是印度最重要的经贸路线，也让人视为畏途，但平均时速只有25公里的铁路交通动线，成为国际社会的笑话。现在时速130公里的「印度新干线」已经完工，清奈到邦加罗尔路段也在施工当中。民主社会的印度需要考量多元价值，无法像国内一样剑及履及，但给他们一点时间，也可以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成长动能。从1991年改革开放至今，印度年均经济成长率也有7%，生活于贫穷线以下的人口，从45%降低到20%以下。德里与浦那街头几乎看不见无家可归的游民，沿街拦路要钱的人也少了许多，我在印度的微光中，看到了成长的希望。

浦那大都会区大约有600多万人，市区有160万人，在旧城区里甚至有波斯人、拜火教的足迹。在孟买，波斯人叫帕西人，这里离孟买不远，也有波斯人选择在浦那落脚，旧城区看得到戴小帽的穆斯林，也看到波斯人的理发厅、寺庙。就像印度很多城市一样，跟着新的科技投资客，浦那在核心区外围建立新的城区，居民很多是来自印度各地的科技移民，至少在外观上我们看不出种姓或社会地位的差异。浦那具有气候的优势，相较于现在进入酷暑，气温已经超过35度的孟买，浦那低了5度的气温，让浦那有了吸引科技菁英与莘莘学子的机会。这里有知名的医科大学，更是科技公司聚集之处。德国企业很早就在这里布局，汽车相关领域的企业四处可见，德国人在浦那备受欢迎，台湾人也可以。哪些事是「普世价值」呢？说得出能对这个世界带来什麽样的贡献，就是可以被大家赞美的普世价值。离市区大约40分钟车程的新区，一大片挂着西门子（Siemens）的研发基地，附近是博世（Bosch），而印度在地的Infosys与Wipro、LTiMindtree，都有大批进驻的工业厂办建筑。跟随着这些菁英的进驻，大型卖场、星巴克、麦当劳等挂着现代标记的现代商业行为，也已经悄悄出现在这个中型城市。来自台湾，在浦那大学教书的刘奇峰教授说，德国企业抱团的竞争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厂商，根据DIGITIMES副总黄逸平的研究，在浦那地区共有32家麦当劳，也有三一冰淇淋，价格与欧洲相去不远。从西式餐厅的密度，意味着印度正走出旧世界，迎接新的时代到来！出门万事难，就算我们都坐在家里等印度客人上门，也不能只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还得知道印度是联邦制，有29个州，第一大州是恒河下游的北方邦，第二大州就是浦那这一州（MH）。北方邦2亿人，浦那这一州1.2亿人，跟河南差不多，但这里恐怕盖不起郑州规模30万人的iPhone工厂，为什麽？印度是个多种族、多元宗教并存的社会，但印度政治体系Inward-looking情况十分严重，相较于在国内一个工厂可以超过10万人的规模，在印度最好不要超过2万人，关键就在于要调和宗教、种姓、地域的差异。

印度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家族企业，亚洲经济论坛邀请印度本土的TATA与TVS，加上瑞士与芬兰的家族企业，以及一位日裔美籍的IBATA芝加哥大学教授，讨论在新兴经济体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家族企业应具备的企业社会责任。瑞士籍的全球家族企业联合会共同主席Farhad Forbes说，大家都在谈ESG，但所有的企业经营要从公司治理（Governance）起步，没有好的公司治理，就谈不上社会责任与环保价值，他强调利润与企业经营目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只强调这一代的利润，下一代必然会面对庞大的成本。来自日本，研究各国疫苗政策的IBATA教授也特别强调，生态平衡的城市经营理念，而日本在创意与政府规范之间的平衡，也值得新兴国家学习。芬兰家族企业TT Gaskets集团CEOAleksi Arpiainen是第三代少东，芬兰是在1940年代开始飞跃成长，由于地理、天候条件的限制，芬兰各地都有与自然共存的度假小屋。芬兰从建国起就非常重视环保，也知道与自然共生之道。相较于其他国家，芬兰更重视绿能，现在针对地热等新能源的开发，并将能源连结到工业的需求，芬兰也都是世界的翘楚。Arpiainen被问到企业是否还会传到下一代时，特别强调该传承的不是挂在屋顶上的招牌，而是企业价值与核心精神。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代能都具备企业经营能力，但家族企业可以稳定股权结构，以经营权来传递价值。Arpiainen与瑞士籍的Forbes都强调「Family Inside」的概念，掌握核心价值才是经营者的第一要务，而且强调不管走到哪里，都要用整个地球是一体的观念来理解环保的普世价值。在印度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家族企业，代表TVS集团的是集团董事，也是曾担任过财政部常务次长（Secretary）的高柏蓝（R. Gopalan）。TVS是印度最重要的摩托车供应商，在印度街头随处可见的嘟嘟车，很多都挂着TVS的招牌。高柏蓝说，商业的本质来自价值与信赖（Business goes for value and belief），这家来自泰米尔那度省的家族企业也已经传承超过百年，至今仍是印度的招牌企业之一。社会菁英能引导社会的进化，家族企业动见观瞻，且可以扮演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这也是家族企业的重责大任。印度是个多元、复杂的社会，如同高柏蓝说的，印度的问题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解决的。

就像ChatGPT一样，元宇宙也充满了想像力与潜在的市场商机。根据麦肯锡（McKinsey）新加坡技术专家Chau Nguyen指出，2022年全球元宇宙商机大约在2,000亿~3,000亿美元，目前80%是消费性市场，20%则是企业应用的商机，估计到2030年将达4万亿美元，企业用比重将提高到30%。一般而言，消费性质的元宇宙应用集中在游戏领域，但未来从教育、体育、医疗、零售都可能融入能与生活串连的元宇宙商机。例如，走入球场可以知道每个球员的背景数据，透过镜头追踪球员动态，甚至连结各购物平台。也可能透过Google地图服务，进入3D、4D的情境，在超商、购物中心与商品、供应商进行更多的连结。如同ChatGPT一样，它们都可能成为驱动下一代商机的核心力量。对晶圆制造厂而言，用掉最多运算能力的应用就是好的商机，那对印度而言，元宇宙意味着什麽样的产业发展契机呢？元宇宙应用具有多元变化的特性，简单说就是人性行为的再深化，应用光谱就像地球上80亿人行为光谱一样的复杂，参与角逐者要重视的不是销售机器的Push，而是入口与应用界面能让使用者、消费者觉得亲近、好用，这时本土市场的规模与精致程度，就会影响厂商参与。Chau Nguyen指出，亚洲年轻一代对电子设备的运用比美欧毫不逊色，而亚洲新兴国家，特别是印度拥有庞大人口，市场商机毋庸置疑。我认为这是印度的第一大优势。其次，印度拥有最庞大的软件人才，各种需要标注或庞大人力的软件基础工作，印度也是很好的选择。第三是不在台面上的优势，硅谷的科技领袖终究有一天会与印度进行更多的连结，而这个时机已经近在眼前。一旦这三者高度串连，印度将成为元宇宙最重要的国度。但印度的科技产业有没有短板，或者短期内无法突破的障碍呢？有的，就是硬件的设计与以半导体为核心的制造能力。无论是数据中心服务器的微处理器，还是NB、显示设备与各种AR/VR设备的生产，没有台商很难成局。印度心知肚明，已经针对半导体与ICT供应链的发展进行整个生态系的规划，国内崛起、国内模式，都是印度取材学习的典范，但最成功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模式在台湾与韩国。可以想见，半导体招商的对象不是韩国，就是台湾，但英特尔（Intel）会是程咬金吗？台湾如何理解前进印度的时机呢？

台湾的半导体与ICT供应链，经历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如今已经成长茁壮。只做代工的台湾，重要性被低估了，如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是「Inside-out」。新加坡的半导体工业也有9座半导体工厂，产业实力也不容小觑，只是新加坡的半导体工业，仰赖的是跨国企业的投资，缺乏由内而外、逐步成局的过程中，按部就班学习的经验。新加坡谈起半导体工业，多数的议题只是在水电人才，很难建构自己的产业论述，也没有完整的产业统计与信息发布系统，因此最需要的是「Outside-in」的功夫。门里、门外的差异，在台湾与新加坡产业的内涵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我在前往印度浦那的路上，路过新加坡拜访新加坡半导体产业协会（SSIA），这个协会有200家会员，理监事成员来自各大外资企业的经理人，协会负责人是来自GlobalFoundries的Ann Wee Seng。同样来自半导体业，我们讲的都是「行话」，对话的内容非常容易对焦，他们也都明白「去全球化」对产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新加坡利用官僚系统的效率、灵活的奖励措施，创造出与邻近国家非常不同的形象，进而成为跨国企业经营东协南亚的枢纽。大联大的南亚东协总部就在新加坡，他们将核心客户区分为TBM、CBM与MBM，MBM指的是「Multinational Based Manufacturers」的缩写。相较于台湾与国内谨守「Taiwanese」与「Chinese Based」的概念，小小的新加坡，以国际市场当成思考产业的格局，推演出来的政策也是以此为基础。在「去全球化」的新时代，新加坡面对的挑战很多，他们不过度期待国内的投资，国内的企业习惯于跟政府「要政策」，出国比赛，大家面对一样的情境时，国内公司出国的意愿就不像在家里那样强大了！洗钱、大基金的背景，都有正、负面不同的意涵，国内采取外汇管制措施，资金无法自由流动，进了国内的钱，从国内生产基地赚到的钱不一定出得来。加上「国内梦」的想像，外资是「Outside-in」，国内本土业者想的是「Inside-out」，把钱「润」出来，反倒是产业界热门的话题。对新加坡而言，真正该做的是扶持邻近的东协国家，发展由内而外，能结合人口优势的在地应用。PC与手机产业都是Top-down决定大订单的流向，但电动车、车联网都有「Bottom-up」的机会。区域型的生产体系很重要，在地的论述与产业基础更是关键，但东协国家如果还在期待外资，那麽这些外资大厂会将核心的价值留在自己本国，无论是Taiwanese或是Chinese Based的经营逻辑，对东协南亚国家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看起来这一波「去全球化」的过程，似乎给东协南亚国家带来很大的商机，但回顾过去半世纪的发展过程，真正把「高附加价值」电子产业发展出来的国家，其实仅有中美日韩台等少数几个。拥有9座半导体厂的新加坡其实还在门外，在水电都会面对很大压力的国家，产业的发展战略也不会一成不变。

为了吸引别人注意，经济学家总是会说，我们活在「Edge of Unknown」，至于哪些事情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呢？当然是通货膨胀、战争威胁、疫情后续的影响等，听起来大同小异，仔细聆听还是可以找到差异，并丰富我们思考问题的能力。通膨的压力下，欧美展现较佳的因应能力，国内在疫情后将采取经济激励措施，只是过去都以基础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在这一波变动中，服务业将是关键。印度经济学家深信，全球的贸易结构正在改变，过去全球化的商品贸易正在减少，增加的也是服务型的出口。2000~2010年间，全球贸易每年以6%的速度增加，但2010年之后减缓到5%，而2020年代可能只有4%。这不是经济风暴的数据，但却是跨国贸易逐渐放缓的大趋势。在地的投资应该被鼓励，而区域化的生产将会变成关键主流，对印度而言，货币汇率的稳定也是一大考验。我们可以理解，印度在疫情期间展现强大的经济动能，特别是在「Work from Home」的大趋势下，以数据服务为出口主力的印度，展现了强大的经济动能，目前甚至出现单月出口160亿美元软件服务的耀眼成绩。与会的巴西大使Marcos Caramuru，也曾经是巴西驻国内大使，他提到拉丁美洲国家视通膨为常态，他认为这次国内重建经济动能，重点不会是基础建设，而是服务业的品质提升与内需市场的价值。国内复苏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但国内特殊的经济手段，背后隐藏很多看不见的风险与危机。与会的经济学家都强调现在不是「Normal situation」，全球贸易的动能正在减缓，在不效率的投资驱动下，成本将会垫高，利润将被压缩，各国政府都必须掌握如何创造工作机会，在地的生产活动自然将成为各国政府关切的焦点。服务业固然重要，但没有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经济失衡已经可以预期。这时跨国的合作也将更为重要。就在我离开印度那一天，富士康董事长再度访问印度，也与印度总理穆迪二次会议，而会议之后富士康便传出将在印度设置汽车生产基地的说法。简言之，印度期待富士康集团协助建构ICT产业供应链，而富士康则期待印度提供富士康在当地的电动车市场商机。

基于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国人并不常有机会出现在外交场合。亚洲经济论坛开幕仪式之后，是印度外交部长贾桑卡（S. Jaishankar）领衔，与不丹、马尔代夫财政部长探索南亚经济的时段，在场的还有巴西驻印度大使，主持人则是印度驻巴基斯坦、国内、不丹等国大使的本巴威（Gautam Bambawale），我是个局外人，但却在第一线见证南亚国家部长们的互动。贾桑卡说，与邻国的互动是第一要务，其次是偕同主要国家面对疫情、通膨的压力，这些背后都有经济议题。2023年是印度举办G20的重要年度，这个以解决全球经济问题为核心的大型国际会议，以及超过200场的实务会议，将会是让各国正确理解印度的最佳时机。印度即将在2030年成为全球经济第三大国，在举办G20这种大型活动时，不可能只以区域性的角度观察世界的改变。事实上，南亚国家都与印度维持深度的夥伴关系，印度是马尔代夫与不丹最重要的贸易夥伴与观光客来源。但邻近的不丹、马尔代夫都深受气候变迁、通膨之苦，小型的经济体更容易受到总体环境变化的冲击。过去几年马尔代夫濒临破产，贾桑卡说现在印度对马尔代夫与不丹的投资规模是前所未有。印度协助马尔代夫在南北两地各兴建一个可以一年吞吐200万旅客的机场，这是对以观光业维生的马尔代夫最佳的投资。不丹也感谢印度的协助，「Everything comes in order」这是他们共同的期望。曾担任印度驻巴基斯坦特使的本巴威在论坛结束之前问贾桑卡，对于近期巴基斯坦的困境提问印度方面的态度。贾桑卡说，没有人喜欢与邻国怒目相向，印巴之间必须找到共同的利益。会后，每个讲师都拿到两本书，其中一本是主持人本巴威写的《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而我前一天在书店买到的是《India's China Challenge》。显然，研究国内的崛起与印度的因应之道，在印度方兴未艾！在论坛中，有几位印度经济学家都提出货品的跨国交易将会减少，在地生产将会增加，如何鼓舞本地业者建构连结品牌与应用服务的产业系统，佐以台湾的产业生态系就可以振臂高飞。我建议印度政府到台湾说服政府将新竹园区的海外分区设在印度，台商需要一个完整服务系统，在人生地不熟的印度可以相互支持，降低不确定性。最后，我建议台印之间要建立信息交流体系，在邀请同台的IT Secretary到台北参加「亚洲高峰论坛」，这是DIGITIMES民间自己办的活动，会更容易邀请到合适的讲者！

2022年亚洲经济对话论坛（Asia Economic Dialogue）请到主讲贵宾，是印度第一大富豪阿达尼（Gautam Adani），2023年的神秘嘉宾是印度科技教父，也是印度第一大软件公司Infosys创始人、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岳父穆尔蒂（Narayana Murthy）。20年前，穆尔蒂、韩国科技部长裴旬勳与我，一起接受日本经济产业省的邀请，到冲绳分享台印韩成功的产业发展经验，如今在普那再度同台讲课，非常高兴看到穆尔蒂功成名就，备受印度与国际社会尊敬。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在法国待了几年之后，穆尔蒂在1974年回到印度，并创办了Infosys。主持人问：您为何回到印度？「我希望把能量贡献给印度社会」，穆尔蒂答得简单明了！主持人又问穆尔蒂：「您为何与众不同，您如何成就自己？」穆尔蒂说，从小父母亲就告诉他，这个世界比你聪明的人比比皆是，要谦虚面对这个世界。「零基思维」是他的座右铭，每件事都思考前因后果，不要以为印度什麽都有，一个2,000美元年均所得的国家，基本上是贫穷，能善用的是人的脑力。77岁的他，给了聪明睿智的答案，也谈到了AI、ChatGPT，及对国内的观察。他说，无论是AI、ChatGPT都是在特殊领域的应用科技，这些影响将是局部性的，对印度而言，物联网的重要性更高。确实，印度的优势是「市场潜力与人才资源」。穆尔蒂说科技之前，人人平等，他以ATM为例，在ATM前排队领钱的人，不会因为你是总理、部长还是庶民百姓而有所不同。印度最大的机会来自科技，用科技贯穿社会价值，让大家回到诚实、透明、效率的正轨上，印度可以比国内有更好的机会，但印度得跟国内学习。2006年时，穆尔蒂访问上海，市长邀请他在家里早餐，他提出希望能在浦东找一块25英亩的地，做为Infosys在国内的基地。市长说，会在明日下午五点之前，提供三个选择让Infosys做决定。结果当天下午四点就接到明确告知三个候选地点的通知，Infosys就此落脚国内。我们再次理解，企业界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官员，不是解释问题的官员。1978年时，中印两国的经济体量十分接近，但现在国内是印度的6~7倍。与会人士问他，对于环保议题有无提示？他说，我已经老了，印度的未来在你们肩膀上。企业要针对人才的能力进行更大投资，Infosys一度曾经创造税后纯利31%的佳绩，靠的是对人才的投资。毫无疑问，穆尔蒂是印度的国家英雄，而他总是告诉大家，他只是幸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