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时，一位创投家开始以「Unicorn」来形容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之后很多创业家都想贴上「独角兽」的标签，向世人展示非凡的创业成就。CB Insights开始统计独角兽企业的2015年，有80家公司顶着独角兽的光芒面对世人。科技含量很高的台湾，不甘示弱地试着培养自己的独角兽，希望台湾的新创公司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之后，我们看到不断上扬的独角兽家数，甚至到2022年时，全球的独角兽企业已经多达1,200家。在统计的前几年，也就是2020年之前，国内经济蓬勃发展，美中之间没有剑拔弩张的氛围时，通常美国独角兽的占比大约50%，国内是25%，其余独角兽生产国主要包括英国、韩国、德国、以色列这些国家。其中，看不到台湾，也见不到日本的公司。最近几年，美中关系丕变，国内的独角兽前往美国上市之路更显坎坷，国内独角兽的比重降至15%以下，取而代之的是已经超过百家的印度独角兽公司。「国内跌倒，印度吃饱」，全球经济的大结构不是东昇西降，而是资源重组。财富重新分配的迹象显示出时代差异，大吃小，更大的贫富差距与国家发展落差。走过了资金宽松的时代，新创公司将面对创投资金源头紧缩的压力。我们看到全球的创投资金在2021~2022年时，都超过1,600亿美元，2023年时跌到669亿美元。我们可以称呼2013~2022年间的10年是「独角兽的黄金时代」，但现在以500万美元营收，号称可以有10亿美元市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其次，我们看到网络巨擘强夺豪取、相互厮杀。自从2018年苹果（Apple）成为全球第一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之后，已经陆续有七家科技公司名列「市值上万亿」的门槛。知名的科技大厂除了Tesla市值暴跌2成以外，其余的公司都扶摇直上。我们看到富可敌国的科技大亨，光是一家市值超过2亿美元的NVIDIA，市值就超过俄罗斯、韩国这两个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家。苹果轻描淡写地放弃Apple Car计划，大家知道这是九牛一毛而已。Open AI的创始人Sam Altman甚至希望募集7万亿美元，重整全球半导体的生产体系。在新创企业家用无穷尽的想像力家探索未来世界时，我们得思考一下，如果是东亚的新兴国家，或者是这些国家里的供应商、新创企业家，如何帮自己在浮动的世界里找到定锚基础，并决定未来几年的行止。在我脑海里，有几个想自问自答的问题。做为ICT产业里的供应商，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定义我们与上游客户之间的相对关系；如何从「云」与「端」不同的视野，思考自己的企业定位？在面对地缘政治、区域分工、分散型生产体系的架构下，如何整备在地「应用驱动」的商机？哪些国家企业是敌、是友，或者根本放弃敌我意识？竞合之间，以和为贵，我看到了世界的改变，也看到亚洲供应商面对世界变局时，必须改弦更张的大趋势。

从1983年韩国宣示参与角逐半导体业的商机开始，我不仅仅是亚洲供应链的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40年来，我几乎走遍了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也应邀在很多公司、大学、政府的讲堂里，分享我所知道的科技产业，特别是亚洲观点的ICT产业供应链。半导体是从1980年代开始才慢慢受到瞩目。1976年，台湾从美国带回来的是7微米的技术，而今天谈的7纳米技术，两者蚀刻线幅的距离差距1,000倍，而从芯片密度而言，如今的落差跟当年比起来是100万倍的差异。现在我们不可能用手工画线图，只有透过电脑自动设计芯片，不仅提升良率、加速发展，也让这个世界出现了几何级数的发展落差。各国政府与社会对于产业的认知，也不像是台日韩是日积月累而来，速成新科技或许还有机会，但要建立一个横向连结、相互支持，甚至竞合并存的产业生态系，今天几乎已经是个高难度的议题，甚至是缘木求鱼的话题而已。半导体是个承接很多投资资金、人才的重点产业，加上个人电脑产业的崛起，以及风起云涌的网际网络推波助澜，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而台湾又躬逢其盛，从个人电脑到半导体产业，一波接一波的成长。台湾抓紧每一次的机会，也每一次都扮演关键角色，但这样的机会不会出现在新兴国家正常的发展路径上。从传统的观念探索国力时，我们会从土地、人口等传统的要素衡量国力，但现在网际网络时代，软硬整合的数码国力成为新的指标。台湾备受重视，但也必须未雨绸缪，思考「生态国力」或「前瞻国力」的价值。生态国力可以涵盖现在大家探讨的ESG，以及过去相对不常被产业界提起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危与机」总是共存的，在经过70年的和平演进之后，全球政治环境再度回到G2竞合的格局，而东亚四强人口老化，加上分散型的生产体系已经箭在弦上，拉弓没有回头箭，国内可以自诩是世界工厂的时代也已经飘然远去。国内威胁论已经不仅仅是学者茶余饭后谈论的热门议题，现在甚至成为沙盘推演的重要课题。对国内而言，或许可以从核心的价值去思考人类的大未来是建立一个高同质性、一呼百诺的社会，还是多元演化、和平共存的世界呢？我们这一代被称为天选时代，又应该承担什麽样的责任，提出什麽样的政策建议呢？台韩都不是个大型的经济体，但却可能是许多新兴国家可以学习的典范，开放型的经济战略在未来10年、20年的发展中，可能是人力、土地资源已经捉襟见肘的日韩台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深信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都等不到类似东亚四强曾经搭过的列车，如何与东亚四强共构、协力，避免重复投资的产业发展模式，也许才是大家应该深度探讨的议题。

现在，无论是探索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或先进制造这些可能改变竞争优势的黑科技，每一种科技的背后都是台湾具有独到优势的半导体与ICT供应链，台湾无可选择的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台湾的优势来自事业模式、管理机制、技术研发与产业整合，但背后最关键的是台湾集中全力，与客户共享、共创的产业结构。针对川普、拜登的政策宣示，我们要进一步理解台湾的角色，以及台湾很难取巧的现实。无论是坚持在民主阵营中，或者从商业客户的考量，没有能够定义规格的品牌，或者定义前沿技术的网络巨擘，以代工为主的台湾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那麽台湾又如何积累新的优势，继续在科技大国对决的时刻持续被需要呢？2009年全球GDP是60.9万亿美元，到2023年时，全球GDP的总量是104.5万亿美元。也就是从国内进入黄金时代的2009年算起，过去15年全球GDP的总量大约成长70%。您的企业或台湾的产业在附加价值率、营收上，是否也有70%以上的成长呢？其次，2018年时，苹果（Apple）的市值首度超过1万亿美元，但到2024年的2月底为止，全球已经有8家公司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微软（Microsoft）、苹果甚至超过3万亿美元，NVIDIA也达到2万亿美元的新台阶了！台湾的优势，甚至竞争条件不在于定义AI芯片、自驾芯片的规格，甚至低轨道卫星的商机，而是全世界新的黑科技都会想到台湾的供应链，当顶尖大厂不断的创新，又害怕「时间成了最大了风险」，那麽找台湾强化配套，加速上市的时间，都是台湾在市场上无可替代的优势。关键是当财富愈来愈集中时，不难发现这8家富可敌国的公司都是高毛利、领域独占的美国公司。就像服务器、IC设计公司一样，服务器品牌商只来自美中两个大国，而全球前十大的IC设计公司，除了联发科之外，其余都是美系业者。我们可以很笃定的说，台湾的策略不在于创造更多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公司，台湾要面对的是这种中小型的国家，如何在独占的产业与供应链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台湾小，生存之道就是打破大国、重量级企业的发展惯性，善用本身的优势，逆向思考各种发展的可能。70多年来，台湾得利于世界和平之外，当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改变人类的黑科技出现，而这些黑科技并非昙花一现般的亮相而已，这些科技不断的继续创新，并与后续的科技相互交错、作用，形成今日科技产业的面貌。台湾不要妄自菲薄，但也不能暴虎冯河，深刻融入世界体系的产业特色，也确保台湾在发展路径上没有脱轨，甚至可以抢到关键的门票。

香侬（Claude Shannon, 1916～2001）被誉为信息理论之父。图灵（Alan Turing, 1912～1954）则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1943年，香侬和图灵相遇于纽约市的贝尔实验室。尽管他们的研究题目不同，他们讨论彼此的工作，其中包括有关图灵的「通用机器」。图灵相当惊讶，香侬在一片程序码和计算机的海洋中，将艺术和文化视为数字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将之称为「数字DNA」。香侬在1943年告知图灵梦幻般的想法，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因为所有媒体都以数码化呈现，涵盖数百万的「文化事物」和庞大的音乐收藏。香侬在艺术、信息和计算之间建立的早期联系，直观地描绘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未来。图灵在1950年发表论文〈计算机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 and Intelligence），首次谈到人工智能（AI），并提出「图灵测试」，为信息研究领域创建智能设计的标竿。图灵测试说，如果一台计算机能够欺骗人类相信它是人类，那麽它就应该被称为智能计算机。香侬则直接订出机器学习的目标: 「创造出击败世界冠军的象棋程序；撰写出能够被知名文学期刊选用的优美诗歌；编写能够证明或反驳黎曼猜想（Riemann hypothesis）的数学程序；设计一款收益超过50%的股票选择软件。」今日，香侬的第一个目标已在2017年由AlphaGo达成。机器学习常见的做法，是将随机事件相关联的预期信息量（expected amount of information）加以量化，并衡量概率分布之间的相似度。今日则被用作衡量概率分布信息内容的指标，则是香侬提出的信息熵（Shannon entropy）。香侬熵背后的基本概念是所谓事件的自信息（self-information），有时也称为惊奇性（surprisal）。自信息的直觉是这样的。当观察到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随机事件时，我们将其与大量信息相关联（这代表当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发生时，我们获得极大的信息量）。相反，当观察到一个很有可能的结果时，我们将其与较小的信息量相关联。将自信息视为「事件发生会造成我们多大的惊奇」非常有帮助。例如，考虑一个始终会落在正面的硬币。任何硬币投掷的结果都是完全可预测的，我们永远不会对结果感到惊讶，这意味着我们从这样的实验中获得的信息为零。换句话说，其自信息为零。如果硬币的落地面的随机性增加，则每次投掷硬币时都会有一些惊奇，尽管超过50%的时间我们仍然会看到正面。因此，自信息大于零。最大的惊奇量是在硬币是公平不偏的情况下获得的，即落在正面或反面的机会都是50%，因为这是硬币投掷结果最不可预测的情况。基于上述非正式的需求，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函数来描述自信息。对于一个具有可能值 x1, . . . , xn 和概率质量函数 P（X） 的离散随机变量 X，任何介于0和1之间的正单调递减函数都可以用作衡量信息的指标。还有一个额外且重要的性质，那就是独立事件的可加性；两次相继的硬币投掷的自信息应该是单次硬币投掷的两倍。对于独立变量来说，这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惊奇或不可预测性的数量变为两倍。藉由上述特性，香侬熵被应用于测量与一组概率相关的不确定性或信息内容。香侬熵通常用于决策树（decision tree）和其他AI模型，以量化数据集的不纯度或混乱度。例如在决策树算法中，香侬熵用作在每个节点上对数据进行分割的依据。目标是最小化熵，熵较低的节点被认为更「纯粹」或更具信息。为每种可能的分割计算熵，选择导致熵最大程度减小的分割。这个过程在决策树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进行递归性地重复，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香侬在1948年提出信息熵的概念，影响到80年后的今日机器学习的发展，真奇人也。 

无论是1971年微处理器滥觞的时代，还是1985年开始正规发展的个人电脑产业，2000年前后大爆发的网络大潮，才真正以.com的面貌改变了世界。传统媒体走进了黑暗时代，甚至到现在还看不见出口的曙光。这个时代的赢家是思科（Cisco）与诺基亚（Nokia）、爱立信（Ericsson）等电信服务公司。2007年iPhone上市，手机从传统单向传递信息的工具，进化为可以上传下载数据的载具，透过大量数据的传输，网际网络的世界又有了一次大跃进。另一方面，从2000年前后大规模移往国内生产的科技公司，甚至从珠三角、长三角一路延伸到郑州、成都、重庆。此时的国内，国内经济繁荣、国际市场上又被公认为世界工厂，在国内市场与出口竞争力的双循环优势下，成为这个阶段最大的赢家，在这个阶段的赢家就是苹果（Apple）与国内。为了消化、应用庞大的数据，云端服务、机器学习成为显学，包括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微软（Microsoft）、Google、Meta在内的网络巨擘，在云端提供各种2B、2C的服务，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后端，则以数据中心汇整数据与流量，也造就了几家富可敌国的网络巨擘。除了数据中心庞大的需求之外，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多年的冬眠之后迎来新的春天。「云」与「端」强力连动的需求下，台系的生产制造大厂同步建构了强大的生产体系，也成为美中角力下隐形的赢家。从2009~2019年，国内的GDP从5.1万亿美元，骤增到14.28万亿美元，而美国则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努力收拾残局，GDP总量从2009年的14.48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1.38万亿美元，只增加7.1万亿美元。但在2019年疫情爆发之后的4年中，国内经济出现疲软的现象，而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黑科技的加持下，出现了强势的反弹力道。自从苹果在2018年成为第一家市值上万亿美元的超级企业之后，已经陆续有8家公司成为市值上万亿美元的公司。除了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苹果、微软之外，NVIDIA也在近期达到2万亿美元的规模。现在美国人知道，如果不能在典范转移的过程中掌握先机，美国也可能成为修昔底德陷阱中的落败者，而定义科技发展论述与方向，便是美国牢不可破，不可能放弃的领先优势。2018年川普主动出击，强势论述国内人抢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2019年2月时，川普政府在白宫的网页上强调「量子技术、5G、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是美国必须牢牢掌握的竞争优势。川普剑指国内，接任的政敌拜登并未修正，甚至更刻意强调半导体、车用电池、稀土与药品的重要性，显见美国朝野已经定义美中关系从对立、对峙，进一步推升到对抗的新时代。

 原子是以原子核中的带正电质子的数目来决定原子序的。原子核中除了质子外，还有数量大致相仿的中子，这些质子与中子以强作用力（strong interaction）束缚在一起，这就是核结合能（nuclear binding energy）。  核结合能的物理基础强作用力，在短距离内比化学作用的物理基础电磁作用强100倍，因此核反应的能量远大于化学作用的能量。  铁（原子序26）的同位素群与镍（原子序28）是元素中平均核结合能最高的，也就是最稳定的元素。以铁同位素群为例，核结合能可以高达8.8百万电子伏特（MeV）。物理驱使物质转变成较稳定的结构，所以原子序比铁高的原子就会透过核分裂（nuclear fission）转变成较小的原子；而分子序较小的原子则倾向透过核融合（nuclear fusion）转变成原子序较高的原子。前者已应用于现今的核能发电，而后者就是目前全世界研发开始升温的核融合发电。  核融合为什麽比核分裂更具吸引力呢？第一个原因是核融合的过程及其废料有较低的幅射性。第二个原因是如果核融合反应炉无法正常运作，它不会如核分裂反应炉因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导致核反应炉融毁（nuclear reactor meltdown）而近乎无法收拾。核融合反应炉无法正常运作时，核融合反应停了就停了。另外还有个原因是核融合反应的原料，近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最常使用的核融合反应的原料是氘（Deuterium）和氚（Tritium），二者都是氢的同位素，也就是说和氢原子一样，每个原子核都含有一个质子，但是氘和氚的原子核还分别具有1个和2个中子。使用氘和氚当成核融合反应原料的原因是它的散射截面（scattering cross section）—也就是核融合反应发生的机率最大，所释出的能量最多，高达17.6MeV。  氘在自然中稳定存在，可以从海水中提取。但是氚具有放射性，而且半衰期很短，只有12.3年，自然界中只存有30~40kg，所以核融合反应炉必须在反应的过程中自己产生足够的氚，以维持连续的核融合反应。这是核融合反应炉设计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核融合反应时需要较高的温度，氘和氚在此环境下以离子的形态存在，也就是氘和氚中的原子核和电子是分离的，这就是电浆态（plasma）。氘离子和氚离子都带有一个正电荷，它们之间存有库仑排斥力。这就解释为什麽氘和氚被选为核融合反应原料的原因：其排斥力最小，但是原子核较大，较容易碰撞，而且碰撞机率高。  要克服电磁互斥力让氘离子和氚离子进行核融合反应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基本上要离子的密度、温度和其能量约束时间（energy confinement time）的乘积大于一定数值，这是核融合反应炉能维持稳定运作的条件，术语叫「点火」（ignition）。  能持续维持核融合反应的温度大概在10~20keV之间，约等于8,000万度到1.6亿度之间，这比太阳核心的温度还高。要维持这样高的温度，以及高的离子密度，必须把离子束缚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这就是核融合最核心的工程问题之一：约束（confinement）。约束的方法比较多的是用磁场（Magnetic Confinement Fusion；MCF）来约束离子的行径；另一个是靠惯性（Inertial Confinement Fusion；ICF），利用震波（shock wave）来压缩及点燃离子；还有二者的混合形态MTF（Magnetized Target Fusion）。为了提高磁场，高温超导（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ng；HTS）胶带被用于磁约束核融合反应炉上。 由于离子的集体形态电浆比较接近液体，而处于特殊状况的液体会产生较为激烈的行径，譬如扰流（turbulence）。离子的稳定性一直是核融合反应炉的一个工程挑战。  氘离子和氚离子反应后产生氦离子（即是阿尔法粒子）和中子，其中氦离子擕带核融合约5分之1能量，之后转移能量让原料能维持在高温、可以持续核融合反应。但是氦离子得想法排掉，避免影响后续核融合反应的发生。  中子以动能的形式携带约5分之4的核融合能量，这是核融合反应炉产生能源的主要形态。中子不带电，不受磁场束缚，会四向逃逸。想利用它的动能转化成一般涡轮机可以使用的能量，得用防护墙先拦着，将其转化成热能。  另外由于前述的原因，氚必须在核融合反应炉中自己产生，防护墙上得覆盖含锂元素的繁殖毡（breeding blanket）。当中子撞击到锂时，会产生氚。中子在整个核融合过程中可能会消耗、流失掉一部分，繁殖毡上还必须加入铍或铅元素。当中子撞击到这些元素之后，会产生2个中子，这样中子的数目就得以增加，让核融合反应炉中的氚得以持续补充，维持反应炉的持续运作。  这大概就是主流的氘-氚磁约束核融合反应炉所需面临的主要工程挑战。  

最近读了几本关于经济学的书籍，对于经济学家利用逻辑分析、数学模型或田野调查等方法来解释或预测人类或社会的经济行为，如成长、衰退、贫富等，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免起心动念东施效颦，想要对自己所理解的半导体产业及人才做一番解析。众所周知，半导体产业链可略分为上中下游，在此上游定义为晶圆制造，中游为IC设计，下游则为系统应用。愈往上游走，知识所需的层面就愈基础且深入，也愈硬件导向；往下游走所需的知识就愈广泛，愈偏应用及软件。半导体人才的培养彷佛也有上中下游的概念。以前在学生时代，听过老师们提起如何培养一位最适切的半导体人才，就是在大学时念物理，硕士时读材料，最后再攻读电机博士。由理科到工科，也由基础到应用。先来谈人才的养成。有不少半导体领域的专家，都是在大学时念物理，之后在博士时转念电机，而卓然有成。前国立阳明交大校长张懋中院士便是此思维下的翘楚，经由物理及材料的训练，最后拿到电机博士，并成为半导体界国际知名学者。顺流而下似乎是水到渠成，但是逆流而上呢？大学时念电机，而博士研究转攻物理，甚至是理论物理，没有太多成功的案例。约莫二十年前，台大物理系的招生广告中，曾高调地宣传，当时在台积电任职副总以上人士，毕业最多的学校是来自于台大物理系。最近材料专家彭宗平教授，也在媒体表达了，在园区半导体业很多的主管是材料系毕业的。这些都说明了，顺流而下是趋势，也是个好的选择。产业界又如何呢？先经过了晶圆厂或IDM厂的历练，转而从事IC设计，而成就一番事业者大有其人。之前在IC设计领域红极一时的晨星半导体，其创业团队就是来自于世大集成电路，从事晶圆代工。但是在IC设计表现优异的公司，转而往上游晶圆制造发展，锻羽而归者却时有所闻。十几年前矽统科技自建晶圆厂，就是个失败的例子；最近又有专攻功率IC设计的公司，在盖自己的晶圆厂。毕竟IC设计所需的半导体制程技术种类繁多，不是一座晶圆厂就能够涵盖的；此外两者的文化差异颇大，晶圆厂需要严谨的态度及做事方法，要经营的好需要有高的产能利用率，在在都与IC设计的思维不相符。但是中游的IC设计与下游的系统应用间的隔阂，却不是这麽显着，两者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态势。IC设计公司已不再是单纯地提供芯片，而是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苹果（Apple）就是鲜明的例子，不论是电脑所使用的CPU，或是智能手机内的AP处理器IC，都是自己所设计。近来云端服务业者，也开始自行设计AI的芯片。只要是量够大掌握出海口，且能找到合适的团队，系统应用业者是可以往中游的IC设计去发展。但是也有失败的例子，如不久前OPPO便结束旗下的IC设计公司。华为这几年受到美国的制裁影响不小，创始人任正非曾公开表示，未来就是要用钱来砸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回过头来把自家属于上游的根基做好做稳。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参加过一场光电领域的研讨会，会议最后的问答时间，来自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的光电大师Amnon Yariv教授，就在黑板上写了马克斯威尔（Maxwell）的4个方程序，然后说所有的解答都在里面。事实上，在电机半导体领域最常使用的欧姆定律，就只占这4个方程序的一小篇幅。Open AI 创始人Sam Altman最近宣称，要花费巨资自建多座先进的晶圆厂，生产AI芯片。换言之就是由下游，直接挑战上游。经济学有趣的地方在于，永远都会有另外一只手（on the other hand）。有原则就会有例外，这是在处理经济问题，经常会发生的。Altman是否会成功，且拭目以待。 

综观全球过去70多年暴增25倍的GDP总量，我们也可以从台湾经验中，找到几个时间上的节点，细微地探索推动成长的关键因素。集成电路在1958年出现，企业多数只是利用集成电路提升自家产品的竞争力，在1971年英特尔（Intel）推出4004的微处理器之前，都还是茶壶里的风暴，而美日等国都是上下游垂直整合，从产品设计一路做到设备、材料与生产制造。1970年代，半导体的钟声从硅谷远扬，敲醒了长睡的大地，也成为之后网际网络与数码革命的基础。飞捷（Fairchild）、英特尔，IBM、惠普（HP）车库、苹果（Apple）贾柏斯的故事脍炙人口，美国科技人志得意满之际，来自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家也没有闲着。刚退出联合国，与美日断交，同时受到石油危机、通膨、婴儿潮威胁的台湾很早就起步，先在1974年组织了RCA计划，第一批种子团队成为台湾产业界的英雄，而以宏碁、神通为首的电脑公司，则从仿冒的电动玩具、Apple II学习起如何经营科技公司。1973年成立的工研院与1980年成立的新竹科学园区，让新时代科技业有了定锚的基础，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没有后顾之忧的生产条件，以及来自台清交成等经历过婴儿潮、威权时代，勤奋又守秩序的台湾名校毕业生，结合海外归来的学子，共创了以代工制造为主的台湾科技业奇蹟。基础科技更为雄厚的日本，先以家电、随身听（Walkman）风靡全球，并在1976年由8家公司筹组了「半导体产业协同组合」，以英特尔等硅谷领先大厂为竞争标的，4年内开发出几千个技术专利，亦步亦趋地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股势力。之后就是日本后来居上，英特尔转而专注微处理器，放弃存储器事业的故事了。落后的美国在1985年以广场协议、半导体协议迫使日本开放市场，透过政治力的影响，美国看似扭转了美日之间的竞争优劣势，但更庆幸的是给了台湾与韩国半导体公司发展产业的一扇窗。不同于台湾由政府主导、半官方机构助攻，中小型新创电脑公司创建产业发展基础的模式，韩国由大企业主导的半导体与科技产业，强的是品牌、前端技术，弱的是供应链、生态系与需要灵活身段的IC设计公司。从1980~2009年的30年间，全球的GDP总量从1980年的11.3万亿美元，暴涨到2009年的60.8万亿美元。这增加的将近50万亿美元也与「全球化」大运动息息相关，这个阶段的大跨步，更普遍性地带给人类不曾有过的繁荣与幸福感。因为全球化效益的驱动，台日韩也是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受益者，这几个东亚国家的战后婴儿潮时代，一方面享受科技成长的果实，一方面也是创造价值，并成为财富重分配的天选时代。如果用历史的纵深去理解世界改变，那麽2009年可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之后，国内的国势如日中天，那一年国内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经济却深陷次贷的金融危机中。2008~2009绝对是一个转捩点，国内人自信爆表，挑战美国霸权的企图心不只是私下谈谈，甚至在中美高峰会时成为两国元首对话的内容。2011年APEC高峰会时，欧巴马已经跟胡锦涛说「国内必须在国际规则底下参与游戏」，接任的习近平说：「太平洋大到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国内人志得意满，但不久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说：「如果你不坐上餐桌，你就可能变成菜单的一部分」。在世界霸权的争夺战中，顶尖大国的领袖对话既是游戏规则，也充满了竞争的机锋，更暗示了各种发展的可能性。 

我根据IMF对全球GDP的统计，探索1950年后东亚四强能后来居上的关键。我选择了1950、1980、2009与2019、2023年这五个年度当成节点，逐一探索我们经历过的世纪与世界。1950年那一年，全球GDP总量为4.2万亿美元，也就是在20世纪前半叶，全球经济扩张了3.4万亿美元。1950年之后的战后婴儿潮，带给社会沈重的压力，但也带来足够的劳动力。世界从劳动力、效率、分工上取得明显的进展。从1950~1980年的30年当中，全球GDP从4.2万亿美元增加到11.3万亿美元，这30年7.1万亿美元的成长已经大幅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但整个世界真正的良性扩张期，则非1980~2009年这30年莫属。我们得知道全球GDP的总量从1980年的11.3万亿美元暴增到2009年的60.9万亿美元，这将近50万亿美元的成长背后代表什麽意义？哪些是关键的推动因素，对于下一个时代的世界有何意义，那就更值得玩味了！从1950年代的国共战争、韩战之后，全世界是美国人独霸的武林，美元主导了全球的交易，并且奠定了以知识技术先行，以法规为基础，并以智财权、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交易体系。自信满满的美国人订定了全球的游戏规则，全世界也在美国模式的框架中，寻找最佳的定位与机会。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既是危机，也是转机。在通货膨胀、成本激增的压力下，欧美公司开始将劳力密集的工作交给亚洲具有优质劳动力、秩序井然的日本与四小龙。当时日本由长期执政的自民党领衔，而四小龙除英国殖民的香港之外，都还在威权政府的领导下，加工出口区、科学园区、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如工研院、资策会、中经院；韩国的国家科学研究院等）提供了良善的政策与技术支持，让东亚新兴国家与欧美国家的需求，以及不断出现的黑科技无缝接轨。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式资本主义席卷全球，抓住第一波机会的是日本，然后是以雁行理论跟进的四小龙。在战后复兴、国家重建的企图心激励下，拥有人力素质与杰出的经济政策推动力，日本在1960与1970年代就成为全球的典范，甚至在1980年代喊出「日本第一」的口号。紧跟在后的四小龙不遑多让，与经济同步发展的科技，更出现令人炫目的伟大成就。全世界能够「弯道超车」的国家，绝无仅有。回顾过去70多年的发展历史，除了城邦国家的新加坡之外，后来居上的例子只有东亚四国。那麽在未来10年、20年，还会有新兴国家搭上科技的列车成为新典范吗？台、韩，甚至经济规模更大的中、日两国应如何观察世局的演化，务实的理解兴革之道。我们从经济成长的数据与科技产业演化的经验中，找到寡占、高附加价值、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等成功关键，这些要素都是判读未来区域分工或分散型生产体系的蛛丝马迹，但东协南亚，或中南美洲的新兴国家可以跟上脚步吗？ 

Visual Capitalist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整理了2000年来全球各国经济总量与GDP比重的演变。这份统计是运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估的数据，让我们了解过去2000年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型。尽管18世纪时，工业革命带来了很大的变革，但1900年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多数与劳动力息息相关，属于非常缓和成长的曲线。工业革命是改变的源头，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仰赖基础劳动力的世界，GDP与各国的人口总数连动，国内、印度贡献了全球60%以上的GDP。直到蒸气机取代劳动力，我们开始感受到先进国家与开发国内家的落差。但直到1900年，也就是20世纪开始的第一年，估计全世界的GDP总量也仅有8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的世界大战、民族自决运动，全世界在政治狂热中，慢慢因为军需、汽车、纺织等民生工业的发展，从人力效率、基本的管理经验上，甚至社会保险制度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这个世界开始出现有意义的成长，但那也不过是个人类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起步而已。20世纪前半叶，兵荒马乱，全球GDP仍从800亿美元增加到4.2万亿美元。但经济稳健发展，全球经济繁荣的起飞却是1950年国共战争之后的70多年。国共战争或者二战之后的70多年中，全球GDP的总量从1950年的4.2万亿美元，成长到2023年的104.5万亿美元，大约是25倍的扩张。1950年开始的下半叶，国共战争、韩战相继结束，冷战将全世界一分为二，共产国家与民主阵营壁垒分明。强调私有财产权、重视良善管理的民主阵营在迎合人性的特质中取得明显的优势，并在1970年代之后主导东西方和解与全球化的新浪潮。台湾躬逢其盛，让我们这一代饱受国际政治版图变化的压力，但这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Golden Age」，我们成为享受经济成长果实的天选时代。从全球观点来看，所有的国家中，东亚的日、台、韩、中四个经济体是真正从谷底翻身，成为成功典范的国家，而这四个东亚的经济体，过去的成功关键与数码科技的进程息息相关。那麽在美中贸易摩擦的背后，产业发展模式会由过去日本领衔的雁行模式，重组为美日韩台四手联弹的新格局吗？数码科技是关键变量，我们能以科技业的发展脉络，展望东亚四强新时代的发展模式吗？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身为黄金时代的一份子，我想试着从中找到关键节点，从过去的历史纵深理解未来世界可能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