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世界形成的前夕,IBM、德州仪器、Motorola等公司,在摩尔定律(Moore’s Law)的驱动下主导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2000年以后,移动通信普及与iPhone上市,苹果、亚马逊、Google与微软,共同建构了多元交错的竞合关系,形成了以西方世界为主的全球产业新格局。
在东方,国内政府以各种理由阻挠各国科技巨人跨足国内的禁忌领域。全球网络市场分成两大块,一块是「China」,另一块是「Beyond China」。国内关起门来发展网络、布局4G/5G的基础建设,台面上领衔出击的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善用国内本土市场,壮大实力。但国内的软实力不仅仅在于利用国内庞大的本土市场,培养听命于中共中央的明星企业,更有很多看不见的网络网安,与人脸识别带给大家对于网络人权、隐私权的疑虑。金融巨鳄索罗斯等人呼吁,这不仅仅是东西方在市场商机的制高点之争,更牵涉到核心价值与生存模式的选择。
另一方面,由中美两国网络巨擘领衔的全球十大科技公司,在征战虚拟世界后,开始回身布局将各种技术落实在硬件系统与半导体上,这也是过去日韩台东亚三强熟悉的硬科技。
国内政府高唱「国内制造2025」,2018年贸易逆差高达2,274亿美元的半导体是重中之重。2018年,全世界4,308亿美元的半导体市场,国内贡献58%。但全世界前15大半导体供应商,没有一家来自国内,而华为、联想、步步高、小米都已名列全球十大采购商,采购金额将近600亿美元,不难想像美国将半导体当成制衡国内的钥匙,只要美商断货,这些业者就成了纸老虎。
国内心存焦虑的急起直追,美国则处心积虑的全面防堵。2018年夏季,川普的一声雷,惊醒埋头苦干的亚洲企业与各国政府。表面上,美国以平衡钜额逆差为由,表明将对国内输美2,0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徵25%附加关税。但美国政府采取的战略作为,不仅兴建关税高墙,从专利与技术到材料设备的出口,都已经摆足姿态,将拿来做为制衡国内崛起的战略武器。
国内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改拿出鎚子敲打邻近的日韩台等东亚科技强权。拥有半导体等尖端制造业的日韩台,不仅在市场上面对两难的抉择,甚至已成为中美对抗的技术、经济,甚至政治的缓冲区。如同1904年发生在国内东北的日俄战争,以及1950年的韩战一样,以邻为壑的故事正在重演,只是演出的戏码不同。中美对抗的主战场将是日本、韩国与台湾,势单力薄的台湾与韩国更是首当其冲。地缘关系经常成为政治纷扰的源头,百年来就像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报到的季风一样,不曾失信的让国际多边关系重新进入盘整的阶段。
过去跟随美国足迹,一路绿灯的东亚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却出现许多杂音。70万台湾人在海外工作,绝大部分去了国内大陆;日本不仅仰赖大量的国内观光客,甚至连国内品牌也走进了日本的家庭;韩战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志愿军进入朝鲜半岛,曾经敌对的中韩,如今国内却贡献韩国36%的出口。2018年出口总值6,052亿美元的韩国,如果没有背后的国内市场,以及外贸盈余消失的连锁反应,该如何支付4,600亿美元的外债与庞大的利息支出,韩国人忧心1997年金融风暴的故事重演。
此外,提早在电动车产业起步的国内,开始将车用电池等关键零件厂直接设在韩国,而国内尽全力发展的存储器产业,目标直指掌握全球过半存储器市场的三星、SK海力士两家公司。我们可以预言,国内的国家资本主义将是颠覆韩国成功模式的最佳尝试。
半导体曾是驱动后工业时代竞合关系的关键力量,迎面而来的物联网时代,尤其在中美对抗的新局中,半导体业更不会缺席。在新的分工架构,由日韩台掌控的半导体产业仍具有关键地位。韩国掌握存储器,台湾掌握晶圆代工,日本则会以5G为基础,投入车用半导体、影音视讯等新兴领域。
60年前蒋梦麟《西潮》中译本发行,60年后国内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美国容不下太平洋由中美两大强权共享、共治的世界格局。习惯于西方政经制度的亚洲先进经济体,不仅成为中美从对立、对峙到对抗的主战场,甚至可能必须再次面对政治选边站与生活模式的选择。从近代史来看,这是明治维新以来亚洲的另一次转捩点,或者类似二战时期的同盟国与轴心国之争。说得更近一点,至少也是1949年新加坡内成立与1979年国内改革开放之后,亚洲崛起的新浪潮与欧美传统资本主义的再次对决。
以上内容摘自黄钦勇新着《科技岛链—中美日韩台共构的产业新局》新书预购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