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工智能在实际世界应用的逐渐崛起，企图以芯片线路的特化来加速演算法的学习(learning)和推论(inference)变成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先讲结论，MRAM的最近发展令人兴奋。它虽然是新兴的存储器，却成为传统上以逻辑线路为主的晶圆制造代工业竞争主轴之一。

最近科技部推出高科技研发计划「前瞻芯片系统及半导体设计」，其中包括MRAM、RRAM、量子计算及人工智能芯片等子项目。先不论这些项目的一些执行细节诸如主持人、经费、计划详细内容等，在宏观战略上有几层意义值得称许。

几年前去韩国，有一位中小电子厂商无奈的跟我抱怨：「我们能做的生意全都给三星“没收”了！」。他是一位资深的电子业者，讲的是以前的数码镜头、MP3、MP4、PDA、游戏机、电子相框等以独立机体型态存在的电器，现在都被整合入手机中。

费因曼在1982年于其着名的论文“Stimulating Physics with Computers”提出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ation)的想法，原先是要解决用传统电脑计算量子系统低效率的问题；提出这想法当时，只能算是理论学家心智的娱乐。David Deutsch与Richard Jozsa于1992年证明了在某些问题上量子计算比传统计算有效率，这是量子计算的奠基之作。2年后，Peter Shor的质因数分解量子演算法(Shor’s algorithm)进一步展示了量子计算的威力。质因数分解看似只是纯粹的数学问题，其实不然；我们每天用的通讯、提款、转帐等的安全都得依赖公共密钥基础设施(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而PKI的安全就是依赖大数的质因数分解不易。量子计算这就入尘世了。

台湾目前的汇率政策由两个原因塑造成型：一是台湾特殊的国情。自49年以后，台湾一直认为处于准战争状态。政府的假设是如果有紧急状况，譬如战争或金融危机，不可能指望外头的援助，譬如国际货币基金或世界银行，所以要有自己的储备，像以前的战备存粮。经济学中一般正常的外汇存底金额应该是支付3个月的国际贸易所需。以今年第一季为例，台湾的进口额为613.3亿美金，这就大约是台湾应有的外汇存底数目。但至4月为止，台湾的外汇存底为4,384.3亿美金，超额有6倍之多！如此巨额的外汇存底自然会倾向于低估台币。另一个原因是台湾过去的经济成长受惠于外贸出超甚多，而低币值有利于出口，这也是以前央行承受的潜在压力。

甫于5/24-25举行的Samsung Foundry Forum Event发布的诸多technology roadmap中有一个乍看下不怎麽起眼的消息：三星的28nm FD-SOI(Fully Depleted Silicon on Insulator)制程有RF (射频)与eMRAM (嵌入式磁性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选项，其中eMRAM的风险生产(risk production)为2018年；而18nm的FD-SOI制程风险生产将始于2020年，也有RF与eMRAM的选项。

1992年台湾与大陆经济实力的对比来到颠峰，台湾的GDP约当大陆GDP的44%，台湾的人均所得超过大陆的25倍。当时的气氛是台湾的经济成长已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快速成长期，要更上层楼需要一个全新的高层次战略规划。次年，大前研一来台，提出了台湾做为亚太营运中心的构想。萧万长时任经建会主委，接纳了这个构想并将它当成台湾的发展政策。这是台湾宏观经济政策最大胆的嚐试；以台湾的经济规模而论，这个策略定位堪比大陆现在所提的一带一路。

台湾的电子和半导体产业的产值有很大的一部分由代工业务组成；更精确的说，是制造服务业－－提供生产设备、工艺流程及其他相关服务的B2B服务业。制造服务业过去的主要核心价值与一般的服务业相似－－提供客户满意的服务，这里的重点在于客户的满意度由客户定义。由于接触终端消费者市场的窗口在客户端，产品前端的规划与设计乃至于使用的材料、生产技术的方向自然操之在客户。因此制造服务业能够有的主动作为面向比较局限。

台湾的上市、上柜公司以前自公开市场的资金取得管道就只有在台湾的股票发行，包括上市柜的首次公开发行、以后的增资股票、公司债等。90年代后，开始进军国际资金市场，大约有30、40家的电子、半导体业公司经常性的在国际资金市场募资，与股票形式有关的筹资工具包括美国存托凭证(ADR；American Depository Notes)、全球存托凭证(GDR；Global Depository Notes)、欧洲可转换债券(European Convertible Bond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