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gram Agency)中的ERI(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电子业振兴计划)在七月中旬邀请半导体产业相关公司与学术界举办了后摩尔定律时代的研讨会，研讨会聚焦在新物质开发、设计、与芯片架构(chip architecture)三个领域。不熟悉DARPA的人也一定使用过它的研发成果，譬如Internet就是其发展出的ARPANET与IBM的BITNET连结而成，还有电脑的使用者图形界面(user graphic interface)等。DARPA虽然是为国防科技服务的组织，但是它过去对通用科技的未来远景的确极目千里，意见值得重视。

大陆政府近几年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半导体的发展，它的主要论证观点是大陆为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占29%，但90%以上仰赖进口。以2016年为例，其半导体贸易进口额为2,296亿美元，出口额为635亿美元，逆差为1,661亿美元，远超过其不到1,200亿美元石油进口。半导体进口占其进口总额15,495亿美元近15%。这是大陆以战略安全来看其半导体的观点。

一个传统的位元只有两种状态：0与1。量子位元中也有两种状态，譬如在以电子自旋为信息的元件中，自旋可以朝上，也可以朝下。一个完整的量子位元(quantum bit；qbit)是这两种状态线性叠加(linear superposition)的量子状态，这就像是科普书中薛汀格的猫(Schrödinger’s cat; 注1)，有机会是死的，也有机会是活的，不观测前状态就是有死有活。

由于人工智能在实际世界应用的逐渐崛起，企图以芯片线路的特化来加速演算法的学习(learning)和推论(inference)变成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先讲结论，MRAM的最近发展令人兴奋。它虽然是新兴的存储器，却成为传统上以逻辑线路为主的晶圆制造代工业竞争主轴之一。

最近科技部推出高科技研发计划「前瞻芯片系统及半导体设计」，其中包括MRAM、RRAM、量子计算及人工智能芯片等子项目。先不论这些项目的一些执行细节诸如主持人、经费、计划详细内容等，在宏观战略上有几层意义值得称许。

几年前去韩国，有一位中小电子厂商无奈的跟我抱怨：「我们能做的生意全都给三星“没收”了！」。他是一位资深的电子业者，讲的是以前的数码镜头、MP3、MP4、PDA、游戏机、电子相框等以独立机体型态存在的电器，现在都被整合入手机中。

费因曼在1982年于其着名的论文“Stimulating Physics with Computers”提出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ation)的想法，原先是要解决用传统电脑计算量子系统低效率的问题；提出这想法当时，只能算是理论学家心智的娱乐。David Deutsch与Richard Jozsa于1992年证明了在某些问题上量子计算比传统计算有效率，这是量子计算的奠基之作。2年后，Peter Shor的质因数分解量子演算法(Shor’s algorithm)进一步展示了量子计算的威力。质因数分解看似只是纯粹的数学问题，其实不然；我们每天用的通讯、提款、转帐等的安全都得依赖公共密钥基础设施(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而PKI的安全就是依赖大数的质因数分解不易。量子计算这就入尘世了。

台湾目前的汇率政策由两个原因塑造成型：一是台湾特殊的国情。自49年以后，台湾一直认为处于准战争状态。政府的假设是如果有紧急状况，譬如战争或金融危机，不可能指望外头的援助，譬如国际货币基金或世界银行，所以要有自己的储备，像以前的战备存粮。经济学中一般正常的外汇存底金额应该是支付3个月的国际贸易所需。以今年第一季为例，台湾的进口额为613.3亿美金，这就大约是台湾应有的外汇存底数目。但至4月为止，台湾的外汇存底为4,384.3亿美金，超额有6倍之多！如此巨额的外汇存底自然会倾向于低估台币。另一个原因是台湾过去的经济成长受惠于外贸出超甚多，而低币值有利于出口，这也是以前央行承受的潜在压力。

甫于5/24-25举行的Samsung Foundry Forum Event发布的诸多technology roadmap中有一个乍看下不怎麽起眼的消息：三星的28nm FD-SOI(Fully Depleted Silicon on Insulator)制程有RF (射频)与eMRAM (嵌入式磁性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选项，其中eMRAM的风险生产(risk production)为2018年；而18nm的FD-SOI制程风险生产将始于2020年，也有RF与eMRAM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