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硅谷半导体大厂有不少台湾出身的CEO,也有不少台湾人位居要职,参与研讨会的史丹佛教授飞铎(David Fedor)建议美国提供更多的台湾留学生配额,但也呼吁台湾要重拾快速而正确决策的能力。
很多人认为台湾的能源政策僵化、缺乏弹性,飞铎教授认为台湾可以学习德国的能源政策,做出适当的修正,以符合产业界的需求,很多人赞美台湾是亚洲民主的典范,这些建议也听不出是刻意跟当局作对。
确实,根据硅谷北美工程师协会与国内工程师协会的回报,台湾人回流美国念书的比重有提升的趋势,只是年轻一代现在用什麽心态在美国立足呢?
最年轻的理事是年仅24岁,已经在史丹佛念完物理学博士的Tiffany。她在台湾出生,3~16岁跟着台商父母到国内经商。文静不多话,但很有条理的Tiffany说她高中回台北念,之后就到美国念史丹佛,受邀参与胡佛研究中心台湾专案的研究计划。这几位年轻人告诉我,这两年到美国念书的人似乎又增加了,也不少人想到硅谷来谋职。
洪辉舜是台大电机毕业,在联发科工作4年,年薪10万美元,但他选择挑战更高难度的工作。他说硅谷的工作强度不如台湾,所以有时间做点别的事,他是「硅谷红娘」的创始人,餐叙时他带了一本我签名的《东方之盾》,说这本书是2021年我演讲时送他的。
有一位在设备厂工作的年轻人说,硅谷轻松多了,周末不会有人回答公务上的问题,这样的工作强度,如何建立一个比台湾更有竞争力的半导体制造业呢?
老一代出身台湾,也有亲中的台湾人,他们看不惯美国人欺负国内人,但背后也有很多利之所趋的考量。国内连续几年在大基金的支持下,大规模投资设备,美系、欧系大厂在国内成立研发中心,将关键技术移转给国内的做法,对设备原厂而言也是防不胜防。
硅谷还有其他选项吗?人工智能(AI)影响深远,台湾却只见楼梯响,各种数据背后的解读需要AI,但台湾对于帮各国大厂制造AI芯片有很高的兴趣,至于如何使用AI技术,却停留在只闻楼梯响的层次。全球55%的AI新创出现在美国,但芯片在台积电制造,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