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需要什麽样的人才，还是人才该选择什麽样的企业？

科技人才短缺，不止台积电、联发科到处抢人，大学校园也在讨论该培养什麽样的人才为「未来」的社会所用？但我更关切现在的人才，20年后会不会为了今日的选择而后悔，我们又如何从过去的产业发展历史推演未来社会结构与企业的人才需求呢。

产业的创新来自延续性的创新与破坏性的创新，从延续性的创新思考台湾的问题，台湾风险不高，但也因为台湾在过去的经营模式上已经「熟成」，创新的动能不足，很可能是台湾未来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如果我们说「成功的公司最大的风险是他们不会犯错」，那麽台积电、联发科这些公司应该如何思考破坏性的创新，或者远眺未来10年、20年之后的人才需求，而不是汲汲营营于今日的财报与经营指标。当台湾公司侃侃而谈ESG时，主事者、核心干部或者即将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应如何理解社会与企业、个人之间的落差？

2000年不仅仅是两个世纪之间的分野，也是产业发展非常关键的分水岭。2000年3月开始的网络泡沫，让大家回归现实。2001年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台商的工厂往国内移动，量产制造成为台湾产业扩张的核心议题。

2007年上市的iPhone是另一波的高潮，苹果(Apple)几乎独占手机产业的利益，台商只要专注服务以「苹概股」为核心的事业，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iPhone带来双向互动，不仅影响了消费行为，也让拥有14亿人口的国内开始成为全球主要的市场与供应链的要角。

过去台湾人只要在成本控制与效率精进上有所贡献，就可以说是个「人才」。但2009年金融海啸之后，国内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国内也不甘屈居他人之后，从天河超级电脑到北斗卫星定位系统、量子技术、人工智能无役不与，也都着富成效，并以大基金全力抢攻半导体产业的战略高地。

习近平说「太平洋大到可以容纳中美两国」，但美国的反应比较像是「睡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中美之争从川普之后趋于白热化，也形塑了下一代产业发展的框架。

我们已经预期区域化的市场、分散型生产体系兴起，而软硬整合、在地商机，甚至资本筹措的模式都会出现剧烈的改变。如何让工学院的学生理解世界的改变，如何让商学院的学生理解科技产业的运营模式，都将成为跨界培养人才的基本理念。

我想起剑桥大学的史学家Eric Hobsbawm说，剑桥是培养领袖，而不是培养专家的地方。张忠谋说，哈佛的大学教育让他有了基本的价值观，麻省理工学院这所名校很没趣，但却给了我生存的技法；至于拿到博士学位的史丹佛大学，是个比较愉快的学习过程。也许，张忠谋到史丹佛念书时，已经是30岁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主管，他更了解管理的价值，并丰富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体验。

开头的命题，其实是来自社会绵绵不断的创新需求。看似相反，但其实是事情的一体两面，未来可能殊途同归，我们得让下一代的年轻人知道这是社会的常态，也让他们进退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