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就半导体人才的培养与流动上，您如何看两岸的发展态势？
答：人才如果大量移动的确会加速产业的发展。国内大陆目前在美国储备的人才也很多。他们第一个考量应是爱乡土，再来就是生活品质，更是着眼的应是长久的前途发展，包括他个人、家人和小孩。但如果现在大陆尚在本土的人一有钱就想移民，显示他们综合考量还是认为国外好，大部分应会选择留在美国。可是只要有某个部分的优秀海归，也是很有威力的。
当初钱学森等专家回去做飞弹、核弹等，对大陆帮助很大。但军事或太空航天和商业化高科技制造大有不同。军事、航天太空它是可以很dedicate或specific的、很手工的打造。那麽俄罗斯在这方面更进步，威力可以这麽强，但高科技商业上�做不过台湾。但你能说它没有科技实力吗？俄罗斯它怎麽上得了太空，朝鲜怎麽可以拥洲际核飞弹呢？米格机某一代也许一辈子做30,000台就好，为太空卫星某功能特定做了1000个特用IC，就够用30年，但商业化就完全不一样！旺宏的快闪存储器每个月就出货二亿多个IC，而且成本、功能又要符合Moore’s Law 的倍数成长与market window的时间竞争。
问：回过来谈台湾，您曾提出双语实验中学、国防役等许多关键性政策，带动了产业发展。现在许多年轻人做软不做硬，半导体业仅少数能高额获利的公司尚可吸引到一流人才，其他公司人才招募很是艰困。如果半导体人才库没有新血，恐怕影响到国家竞争力。您怎麽看台湾的人才问题？
答：为什麽年轻人要去做软件，一定是评估过今后应是软件业较有前途，认为做硬件较难出人头地。就算台积电薪资很高，但他后来想一想在整体上还是觉得软件有前途，政府也在政策上大力倡导，所以势之所趋也难怪。现在去作半导体的硬件像是早期去那已经成形但又尖端的机械业，如航太或汽车业，感觉得在已经成熟的体系里爬很久，成形但仍要求快速有研发进展的产业对新人而言就特别辛苦，很难胜过师父，也就很难跳跃式的出人头地。
软件和硬件的游戏规则不同，做软件的较接近终端产品也更接近市场及应用面，是可以比较跳跃、刺激，框架很少，更有机会一下就暴升上去了。年轻人自然喜欢，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在硅谷、欧洲、及大陆也一样。吸引人才的唯一解方是工作及成长要趋向软硬合体。
至于国家讲政策也是面临两难，要倡导新的产业但也更不该打压已有的模范生。像美国，最好的高科技人才大都在硅谷，大都也是去做软，像Intel这类硬件厂，是很刻苦的人才愿意去。传统硬件高科技厂商也得发展硬中带软，使软件寄生在其龙头硬件之上，软硬合体才相得益彰。终极而言，没有什麽纯硬或纯软者，都得软硬合体才是正途。
我们硬件已在打奥运，只是比较沉闷，如果国家不给他大力资源，看到他已经名列前茅就不给资源了，结果硬件下去了但软件还没起来，那是自毁长城。台湾硬件如果退后，会退无可退。那怎麽办? 对硬件及制造产业，政府应该用财税鼓励，像以前的投资抵减，更引导软硬合体，其他倒不用主动关怀、主动推动计划，被动给财税鼓励就很好了。厂商有了财税鼓励，为了生存下去必然全力发展软硬合体，用各种工业4.0、AI技术做最适合其生存的投入。
问：您认为台湾政府应该如何鼓励产业的创新与新创？
答：台湾是一个小国，可以参考以色列和荷兰。以色列新创能力很强，那是因为他们年轻人基础数、理、化等学养非常坚实，而且不是中、台、日、韩的那种填鸭考试方式的强。他们没有台积电，旺宏、联电、日月光式的量产能力，就只有新创，现在也面临创新人才缺乏，薪水比欧洲贵三倍还请不到人。至于荷兰，很多荷兰人觉得荷兰是他的老家，虽然在海外打拼但钱都会回去，因为他们最后都会回到家乡退休。荷兰国家实体虽小，但世界各地却是他力量的延伸。
台湾海外大老板资源重回到台湾，怎麽诱导他把钱拿来在台湾作高科技投资，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以色列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在当地造工厂，不稳定的战乱是因素之一，所以稳定和平非常重要。还有一批以色列人开公司做一个卖一个，专门做新创。那就看我们台湾年轻人的能耐，第一个要有真本领，第二也要会包装。很多以色列公司setup就是准备卖的，不是准备量产上市。其实以色列也非常羡慕台湾过去四十年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模式，很能落地量产。
我们国防役是将人分发到产业，以色列则是集中去发明最先进的科技，退役后可以将技术和国家分享。有人质疑这攸关国家安全怎麽可以给你，但真这样想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所以要分辨有哪些技术可以license给发明人，愿意开放那些技术，做为基底去开发商业技术。反观台湾，公务员受到诸多恐怕所谓「图利他人」的局限，常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消极以对。可以参考一下以色列的法规怎麽作。
我觉得以色列或荷兰有些典范可以学习，然后看看我们自己的体质该怎麽适应。台湾的创新确实需要改进，有的地方血脉不通，有的地方实力不够，有的地方不够开放，有的地方不够深入。例如以色列国防役，他们是挑菁英，而台湾问题在于是否具备识别人才的本事。像我们旺宏不像台积电一样长期高获利，可是我们要怎麽跟台积电竞争人才。我们挑人就是要多费些心力来识别「和氏璧」或「捡遗珠」。台积电或联发科的可以运用传统徵才的手法海选学历亮丽，一表人才，应对得体的年轻人，这种情况选才在统计上是有效力的。但也不一定能尽收天下璞玉专注于做事，要有硬功夫的。
问：如果半导体产业靠研发抵减等被动式政策支持就好，那麽前瞻大型计划，如果不是国家带头做，那麽由谁来推动？
答：这个就让学校和研究机构去做。当然从国家的角度，还是需要国家带头来作前瞻研究型的投资。Pre-competitive阶段可以由研究学术或机构做，结合不同企业一起合作，等到较有搞头可以预见商业竞争的时候，企业各自拿回去作技术发展及产品设计。我们企业就把这些研究高人聘进来。新计划再由新生代去做，生生不息。假设有500个青年人投入量子计算研究，5-10年后研究机构留下100人，其他400人去公司，研究机构可以再聘任更新一代的人。这种做法也让学校和研究机构虎虎生风，拿到国际上它们也有学术深度的credit。
我们现在有点本末倒置，常要求一流研究型大学做「产学合作」，听命于产业界或向产业界求个服务工作项目。一流大学理应是要领导我们，应该要跟业界有gap。产学合作应该跟科技大学合作。若硬逼一流研究型大学产学合作是把他拉下来。美国NSF相当于台湾科技部，他们绝对不提供资金给硅谷公司相关的产学合作计划来辅导厂商。所以最需要的是国家帮我们建立环境(解决五缺问题)、设立一流研究型大学，又让我的股东投资减税，我就会有资本，让我们自己用资金买设备及去雇人。不过台湾科技部比较特殊，它一方面要照顾科学园区，又要照顾学研机构，有两面任务，似乎易于整合但也难免失焦。黄逸平/专访，赖至巧/整理
DIGITIMES副总经理。美国壬色列理工学院(RPI)电机硕士暨台湾大学国际企业所博士候选人，曾带领DIGITIMES研究中心，并担任多个政府及企业委托之研究顾问专案主持人，关怀多变局势下的台湾产业发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