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台湾相对的经济发展程度达到一个高峰,美国研究粒子物理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因建设经费节节攀升无法独力支撑,邀请其他国家参与和分担经费,台湾在受邀之列。因为经费庞大,在台湾科技界引起热烈的讨论。最后多数意见的结论是粒子物理离实际的应用尚远,而台湾的经济体量小,有限的资源应该投向直接有益国计民生的科学。这是影响台湾其后30年科技发展政策的重要事件!
时间拉到2014年,原先主管业务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国科会改制为科技部。这个步子跨得比韩国早,韩国到2017年部会才做类似的调整。将基础科学与产业技术的研发管理置于同一部会之下,这是另一个政策思维的转折点。这个思维非常符合最近对二者的考虑:尽快的将基础科研转换成产业技术,以争取竞争优势以及伴随的经济利益。
美国DARPA的ERI (电子振兴倡议;Electronic Resurgence Initiative)对基础科研与产业技术二者间的转换期间甚至有明确的目标—要压缩到3年内。目前此一目标虽不中亦不远矣,用以推进最尖端半导体制程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有很多是10年内发展的,譬如二维材料的应用。所以将基础科研与产业技术整合在同一部会之下管理的确有利于加速基础科学转化成产业技术的流程。
但是既曰产业技术,必须要能为产业所用才有办法创造经济价值、产生GDP,特别是前瞻型的科技。制订政策就牵涉到远比只选择会冲击未来的前瞻科技方向的问题复杂得多。
选择的重点在于新科技项目的研究发展是否有机会发展成一新产业?或者对既存产业衍生出新的重大价值区块、增加竞争力?更重要的评估在这些未来的科技产业发展竞争中,台湾有机会胜出的项目有那些?
台湾的经济体量小,能投入研发的资源有限,课题要挑之又挑。我讲的胜出不是全面的宰制,这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极为困难的目标,而是在未来的产业价值链中,目前有现存利基享有进入快速发展的优势、进而可以据有重要位置,而且不容易被取代。能先站稳,再由此价值区块延伸至其他价值链环节,巩固竞争优势,创造更多经济价值。单只是这样对自己的清楚认识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最后是政策执行实际步骤。每一个产业的价值区块需要面临的困难以及必须创造的优势因子都不一样,因此科技产业政策的扶植方法也不一样。这些政策框架似乎耳熟能详,但是没有深入的产业知识,做出来的科技产业政策就有上下床之别。
别的国家科技产业政策形成的过程也许可以拿来参考一下。像韩国未来10年的半导体发展是以系统芯片以及逻辑芯片的制造为主轴,虽然这个计划的技术前瞻性稍微欠缺,但是计划的完整性及适切性足供参考。此计划出自于MSIP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and Future Planning)之手,而韩国素有DRAM之父之称的陈大济就曾任这个部会前身之一情报通信部的部长。科技产业政策制定机关长期有产业界的知识输入甚至管理者任职对于政策形成的良窳影响甚大!
现为DIGITIMES顾问,1988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任教于中央大学,后转往科技产业发展。曾任茂德科技董事及副总、普天茂德科技总经理、康帝科技总经理等职位。曾于 Taiwan Semicon 任谘询委员,主持黄光论坛。2001~2002 获选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监事、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