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怀念永远的胡老师

月前吴淑敏女士发表了纪念胡定华老师的新书《创新行传》，内容详细了叙述胡老师对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以及创投产业的贡献。个人是在2003年加入工研院电子所后，才逐渐地跟胡老师熟识起来，这其中多次亲炙于胡老师对于后进的提携，并领受于他的风范甚至于幽默，胡老师不仅于是位业界创新的长者，更是位人生的导师。

各位也许耳熟能详于台湾半导体起源于，由潘文渊博士领头国外专家团的建议及规划，以及一群当时不到三十岁年轻人到RCA取经，将先进CMOS制程技术及工厂的生产管理知识引进并落实于台湾。但是整个集成电路计划若没有胡老师的运筹帷幄，IC示范工厂的新建、出国人员的招募及培训、IC设计及产品的开发销售，乃至于后续衍生的半导体公司，在在都是无法顺利执行并展现出成果，乃至于成就了当今台湾半导体在全球的地位。所以那是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时代，而时代的焦点人物就是胡老师。

在吴女士的书中，个人认为有两件事是特别值得提的，对于整个集成电路开发计划有深远的影响，一件是决定引进CMOS技术，另一件是坚持示范工厂需要有规模量产的能力，而胡老师在这两件事扮演关键的角色。

1970年代初期，CMOS还是一个新兴的技术，当时主流技术有nMOS及BJT。在国外专家还在为要引进何种技术争论不休时，胡老师及其团队就已经看好CMOS技术，并说服了专家团。事实证明CMOS技术由于具有省电的特性，才得以延续几十年的摩尔定律，至今仍在发光发热。

第二件事就是胡老师坚持将示范工厂的生产规模，由原先规划的每周500片晶圆的生产，提升到每周4,000片的规模。一个工厂若没有经过规模性量产的验证，在统计上很多的问题是无法浮现并加以解决，这一坚持直接影响了之后所衍生IC公司成立及营运。事实上海峡两岸的华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开始发展半导体技术，国内选择在国内科学院内，由一群科学家自食其力，缓步建立起来。而我们却是一开始就选择技术引进，并以建立自主的产品及产业为目标，从此两岸半导体发展的脉络就泾渭分明直到今日。

胡老师在主持电子所期间就立下一规矩，凡是参与衍生公司规划的个人，都不得加入该公司，这其中就是为了利益回避。所以在联华电子成立的初期，电子所参与规划的主管们，都没有加入该公司。之后所衍生的台积电或世界先进，也都遵循此原则，一旦团队决定离开创业，就开始跟所内做必要的切割，也因此每次电子所所衍生的公司，都能很顺利的推展。胡老师在1988年离开了工研院，那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已具规模，情势大好，开始吸引不少海外菁英回国服务及创业。以胡老师的人脉及辈分，大可在半导体界大展鸿图，但是他却选择了另一条孤独的道路，开启了他创投的事业，每天搭客运通勤于新竹台北间。

个人在负责电子所所务期间，曾多次就教于胡老师。事实上当台湾半导体产业日益精实壮大，政府的科专计划已经在政策上，不支持工研院继续发展半导体相关的技术。但是在十多年前，我们已经观察到3DIC会是半导体产业未来的关键技术，有必要投入初期的研发，因此电子所需要建置12寸晶圆后段制程的能力，也就是需要一笔约5亿元的资本设备投入。

在没有科专计划的奥援下，我们只能以借贷的方式跟院内借钱，并分年连本带利的归还，如此势必会造成所内不小的财务负担。在难以抉择之时，我去请教了胡老师，胡老师只跟我说了，如果你认定是对的事情，就勇敢的去做，就如同他当年自动请缨来负责集成电路开发计划。当我们3DIC实验室落成的时候，胡老师还亲临勉励同仁，并以「飞龙在天」一词来祝贺IC进入了三度空间的时代。事后我才理解到胡老师在这个计划上，帮我们争取到不少院内的支持。

在多次私下聚会的场合，每当众人提到胡老师对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贡献，他总是云淡风轻地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事，而功劳是全体的。胡适先生曾说过：「我从不在意将钱借给别人，因为我的利息永远在人间。」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胡老师，在那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