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台湾与大陆经济实力的对比来到颠峰,台湾的GDP约当大陆GDP的44%,台湾的人均所得超过大陆的25倍。当时的气氛是台湾的经济成长已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快速成长期,要更上层楼需要一个全新的高层次战略规划。次年,大前研一来台,提出了台湾做为亚太营运中心的构想。萧万长时任经建会主委,接纳了这个构想并将它当成台湾的发展政策。这是台湾宏观经济政策最大胆的嚐试;以台湾的经济规模而论,这个策略定位堪比大陆现在所提的一带一路。
从执行的结果来看,这个构想显然是失败的。一般而言,营运(operation)指的是生产制造、市场行销以及后勤服务。从具体的条件来看,台湾只有当时的经济力量以及地理位置具有部份优势。在生产制造方面,当时的台湾人均所得超过大陆的25倍,意味着企业的人事成本大致也是如此,兼诸土地缺乏,环保意识抬头;在市场行销方面,台湾的内部市场亦不是主要市场。以这样的条件,台湾怎麽有机会成为亚太营运中心?
维基在《亚太营运中心》这条目中将失败归诸于大陆的掣肘,这是昧于对自己优势条件与策略目标匹配的认知。连台湾自己的生产制造乃至于市场行销都想要移出去-这也是当初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政策的背景,何况是吸引外国企业到台湾设立亚太营运中心?
又过了1/4世纪,台湾的经济成长趋缓,产业欲振乏力,是该重新制定新经济蓝图的时候了。
检视台湾的现有条件,人均所得从92年排名26滑落至2016年的34,在已开发国家中薪资偏低。由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等教育的大幅扩充,研究所以上人才超过本地产业所需。物价相对低廉,在人身安全、生活便利、医疗体系等综合考量下,已有几年是外派人员(expatriate)的首选。整体经济虽然迟缓,但有些产业根底尚在,譬如半导体、电子、石化、医疗体系等。台湾的中间材贸易占GDP的比例高达64%,显示台湾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合作多过于竞争-台湾已整合入他们产品结构中的一环。
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对台湾的策略定位是亚洲●硅谷,有些跨国企业的计划却是特定产业的研发中心。我的想法比较偏向后者:从原先发展良好的制造服务业扩充至研发服务业有力可借,也巩固价值链中更多的环节,薪水也高。屏幕前的你怎麽想?我无力言说,只能指向贝聿铭和他钦佩其境界,用之意境、造境的唐诗:「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刘禹锡说禅)
图片来源:法新社、Pei Cobb Freed & Partners、Library of Congress
注1:《贝聿铭全集》2012 积木文化。卡特.怀斯曼 Carter Wiseman 前言。
注2:《贝聿铭:现代主义泰斗》1996 智库。本段翻错,下附原文 Michael Cannell 1995/11/7《I.M. Pei: Mandarin of Modernism》Clarkson Potter:「Pei says he thinks about design in his native Chinese. The vociferous guardians of French culture would have derived little comfort from the image of an American plotting the Louvre''s future in Chinese.」
注3:《与贝聿铭对话》盖罗.冯.波姆 2003 联经〈贝聿铭的国内情怀─译者访谈录〉林兵译。
注4:《傅斯年传》焦润明 2002 人民出版社。
现为DIGITIMES顾问,1988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任教于中央大学,后转往科技产业发展。曾任茂德科技董事及副总、普天茂德科技总经理、康帝科技总经理等职位。曾于 Taiwan Semicon 任谘询委员,主持黄光论坛。2001~2002 获选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监事、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