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需要理由吗？兼论台湾科技实力与人才养成

故事要从一张照片说起。前几天我收到同学-成大副校长吴诚文寄来的照片，里面有我的另几位同学：中研院院士戴聿昌、前Intel资深副总暨实验室执行总监王文汉、及麻省理工学院资深研究员杨颖青博士。

我看到照片非常高兴，因为吴诚文教授从清华大学回到故乡台南的成功大学， 而且把我们在美国几位杰出的同学请过去，为了新设立的「智能运算学院」献策，并且可能因此而引领台湾风潮。这是「世界人才」回馈乡里最好的方法， 也是最接地气的方法！

除此之外我也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的博士指导教授—美国北卡大学的Frederick P. Brooks，也是1999 Turing Award得主。他是美国南方的精英家庭出生，读私立的杜克大学，然后再于私立的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

之后，他进入IBM，以Chief Architect 角色研发IBM 360、370这两型非常成功且着名的电脑后，选择回到家乡北卡州，而且是选择回到公立的北卡大学，建立一个电脑学(Computer Science)系所，这在当年可说是美国产学界的创举。

另外一个是台大李琳山教授，他是中研院士，也是我的硕士班指导教授。他从台大毕业后，进入史丹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1979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风雨飘摇时期，他回到台湾大学教书。他的理由简化成一个「回家需要理由吗？」 （此处借用他今年在台大因服务满40年而受奖的得奖感言）

我之前写过一篇专栏文章〈做世界的人才〉，当时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台湾有三代的留学生，什麽时候这三代的留学生才能够建立起本土学术科技人才，让他们表现跟在国外接受的训练是一样的？

我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例：现任科技部部长陈良基就是本土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是张俊彦教授，也是台湾第一个本土博士，而张俊彦当年的博士指导教授是施敏(注1)。

从我的提问与实例延伸，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台湾科技实力的养成与揽才、留才，到底有什麽最佳方法？ 但从我前面举的各个例子，不得不由说，其实还有一种很有力的方法：回家需要理由吗？

注1： 已故的张俊彦教授培育无数杰出半导体产官学界人才，造就台湾半导体领先国际。施敏教授195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1963年取得史丹福大学电机博士学位，发现了浮闸存储器效应，台湾前三位工学博士张俊彦、陈龙英与褚冀良都是他于交大指导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