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轶事。我服务的公司座落于旺宏对面,胡先生时任旺宏董事长。有一天我在总经理室开会,蓦地里对面旺宏的排气管里冒出一缕白烟。在科学园区中,环、安、卫都是头等大事,会后我找厂务去旺宏的同行问问,厂务回:没事,只是试俥时所排放的水蒸汽。但几天后行业中听到友厂厂务的八卦,旺宏同仁还是被狠狠的念一顿,因为胡先生的标准是:连被怀疑污染的空间也不可以有。这位半导体的先驱自律之严堪称典范,让以后半导体设立减少了很多来自社会的环保阻力。
和胡先生有机会共事的是在筹设先进半导体技术研究机构 (Advance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Research Organization;ASTRO) 候,时在2000年左右。那时台湾的代工产业已稳居世界龙头,DRAM的市场份额也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韩国。当时政府的态度是半导体已发展成熟,逐渐减少对高科技的优惠政策,并且在计划的第二年单方面终止在电子所由政府和民间企业所共同支持的五层后段五层金属连线制程研发计划。这终止不仅引发了一支一百余人研发团队何去何从的问题,也伤害了台湾甫具雏形的共同研发平台。
当时台湾的存储器产业整体规模虽然不小,这百分之廿几的市场规模却是由四家公司所瓜分,但要支持DRAM的独立硏发,个别企业要至少占有世界市埸15%以上。以这个标准,台湾每家公司都面临研发上规模经济不足的困境。虽然每家DRAM公司在研发上都力争上游,从最起始的技术授权模式转换成技术合作研发模式,但对于合作大公司的依赖不能完全去除。兼之flash技术当时已逐渐展露头角,而其制程与DRAM有综效,并且浸浸然有替代DRAM成为半导体技术驱动者(technology driver)的角色。虽然台湾存储器公司及见于此,纷纷都自行投入flash技术研发。但是原先用于研发DRAM经费已捉襟见肘,能投入flash研发的经费更是杯水车薪。是在这样产业企亟待升级的纷围下,胡先生领导邀请了五家存储器公司组成了共同研发联盟ASTRO,而研究的核心队伍就是当时被终止计划的研发队伍。
可惜这个计划终因产业内另有杂音以及政府支持不足戛然而止,各存储器公司研发规模经济不足的状况依旧,而此被终止的计划也是政府大规模支持半导体产业的最后一回。后来有机会与胡先生吃饭时,他每每对此计划失败的原因扼腕不已。
2006年DRAM市场高峰期过后,flash制程和DRAM制程与设备的综效开始发酵,但flash的制程早于DRAM制程近两个时代。台湾个别DRAM企业既无力独力研发DRAM,自然更无力发展更先进的flash制程。等到2009金融海啸一来,台湾的DRAM公司就如同其它国家只做DRAM的公司纷纷陷入财务危机,此时再讨论TMC早已无力回天。
韩国政府4月份才发表未来10年的半导体发展国策,毫不掩饰的将竞争标的直指台湾犹有优势的代工和设计次产业。现在以后见之明来看,韩国是在存储器产业没有后顾之忧的状况下积累资金,将之投入代工和设计,并进一步谋我。如果当年ASTRO如胡先生筹划顺利推动,韩国首先必须回守存储器,今日的半导体竞争当有另一番的局面。
要感悼胡先生对产业发展的深谋远虑,以及对产业的勇于领导任事。值此中、美与日、韩科技争锋之际,借此呼吁政府不要置身事外。政府政策领军是现在科技产业毫不掩饰的常态,政府没有躲闪的必要与空间。
现为DIGITIMES顾问,1988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任教于中央大学,后转往科技产业发展。曾任茂德科技董事及副总、普天茂德科技总经理、康帝科技总经理等职位。曾于 Taiwan Semicon 任谘询委员,主持黄光论坛。2001~2002 获选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监事、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