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ChatGPT火红，我尝试其不同应用。当中最有趣的是「测谎」。多次实验后，如果在问答互动过程能提出明确问题，这个工具的确有用，就如同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的「真言套索」（Lasso of Truth）。创作神力女超人的William Marston（1893～1947）给她一件很奇怪的武器，是一条很长的套索。任何人被套上，都会说实话。这件武器是在为Marston的发明做广告。Marston在1921年首创心脏收缩压测技术－量度血压和皮肤导电率，并研发出审问德国战犯的仪器，宣称有Marston的发明，「成功的说谎将成为失传的艺术」。Marston最后放弃計劃，但其发明成为现代测谎仪机制的一部分。人类一直对测谎的想法著迷，甚至有一个欺骗检测的传言说：「如果有人在说话时抬头和向左看，他会对你撒谎。」所谓测谎是针对口头的陈述进行评估，检测是否有故意不诚实的行为。评估的项目包括沟通内容和非语言线索。换言之，测谎除了提问策略外，往往再加上捕获生理过程的技术一起使用。当我们撒谎或因疏忽而撒谎时，我们的身体往往会暴露我们的意图。测谎专家通过受测者瞳孔扩张、脸红以及一系列微表情和身体动作的变化，直观地感知虚假。有些人在检测欺骗方面非常熟练。例如扑克玩家似乎总是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在虚张声势。早在西元前1000年中国人就知道恐惧和担忧会伴随著唾液分泌减少和口干的生理原理。其说法是，恐惧使人们瘫痪。几个世纪后，伊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通过监视神经来观察说谎行为。然而有些人的谎言非常容易测出，有些则非常困难。人都有说谎的艺术，欲准确判断某人是否在撒谎，可利用认知（cognitive）技术。认知技术正确扫描人们的所有表情。这种认知测谎范式有2类：第一种是心理技巧在面试时，故意造成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受测者必须在高压下回答问题；第二种是战略调查技术，著眼于几种提问方法，以确定真相讲述者和说谎者最不同的回答。我的国小老师最会应用认知技术，每当我很诚恳地为旷课说明理由时，她总是能抓到我的破绽。Marston之后有许多测谎机的发明。无论是人类还是测谎机，都使用启发式方法来确定某人是否在撒谎。当涉及到个人时，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用来过滤信息以确定撒谎，因此测谎机改用更可靠的量化数据，包括心率和血压。例如大脑中有一些血管会发生血液循環（circulation of blood vessels）。血管的循環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情绪。如果我们心情愉快，血液流动是正常的；如果我们处于亢进状态，大脑中的血流量会增加。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可检查出大脑中血管循環现象，判定是否说谎。机器的能力愈来愈强大，虽然并不保证是正确的，但足够可靠，可以在司法调查使用。AI出现后，检测谎言有更先进的方法。AI可以研究人类的行为、心理思维、身体手势。搭配声音和许多其他积极和消极的手势，凡举抬眼、身体颤抖、哭泣等，AI都可用来预测出愤怒、幸福、恐惧等不同状态。AI的答案非常简单、简洁、（希望是）准确。尽管人们担心AI技术能否正确识说谎行为，但测试显示，人工智能测谎机的效能优于人类审讯者。人类容易产生偏见，而机器则不会疲倦或分心，更少偏见。当AI技术再精进后，或许「成功的说谎真正会成为失传的艺术」。

科学家们追求真理是亘久不变的道理，因此主宰整个宇宙的上帝，便成为他们心目中真理的极致。然而，追求真理的路途是坎坷及艰辛的，这又让科学家们深深觉得上帝的不可捉摸，而深受挫折。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大概是最有名以上帝之名，发表评论的科学家。他以「上帝不会掷骰子」，表达对于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所主张机率性假说的不认同。「我打赌上帝不会是个左撇子」，出此言的是知名物理学家Wolfgang Pauli，他以提出量子力学中「不兼容原理」（exclusive principle），而获颁诺贝尔奖。这时间点发生在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准备以Beta衰变实验，验证也是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在1956年所提出的宇称（parity）不守恒定律。宇称的意义在于，物质的世界中，经过所谓镜面反射，其所遵循的物理定律是一样的，也就是物理定律存在著空间上的对称性。杨李2位先生的理论说明在弱作用中，也就是粒子的衰变过程中，可以不遵守此守恒定律。吴健雄女士以钴60的衰变实验，证实只有左旋的粒子，参与此衰变反应，也证明此不守恒定律的确存在，也就是Pauli赌输了。可惜的是，当时有好几个实验小组同时间进行此实验，否则吴女士就有机会与杨李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说到上帝，最令人乐道的莫过于俗称「上帝的粒子」的希格斯（Higgs）粒子。在1960年代，任教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Peter Higgs，在研究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时，提出一个机制可以赋予基本粒子的质量；后人就以希格斯场（Higgs Field）称之，而这个场的量子化所衍生的就是希格斯粒子。从80年代开始，实验物理学家纷纷提出建造更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找寻希格斯粒子。然而事与愿违，寻找希格斯粒子的路途是一波三折，包括加速器的建造。因此实验物理学家Leo Lederman，也是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写了本科普书，而书名是Goddamn Particle「被上帝诅咒的粒子」，用以说明寻找希格斯粒子的挫折及挑战。然而出版商觉得此名不妥，书名也随后更改为「上帝的粒子」。事实上物质无所不在，而构成粒子质量的希格斯场及粒子，也就无所不在，所以被称为上帝的粒子也不为过。到底，上帝的粒子是如何被诅咒的?首先在美国雷根政府（Presidency of Ronald Reagan）时代，通过超导磁铁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or Super-collider；SSC），利用质子对撞产生的巨大能量，寻找希格斯粒子踪迹。这个計劃始于1987年，在美国德州70米的地下，开挖圆周长87公里的通道，预期经费是110亿美元。很不幸到了柯林顿政府（Presidency of Bill Clinton）时期，国会否决继续开发此案所需的经费，而将资金挪到建造国际太空站。至今在德州的草原下，仍留下长度超过22公里的地下隧道。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在1989年就已经运作大型电子及正子（Large Electron and Positron；LEP）对撞机，正子就是电子的反粒子。这是个横跨法国及瑞士边界，地底下175米，圆周长27公里的庞然大物。LEP在初期并不是为发现希格斯粒子所设计，在其所规划的实验中，均获得不错的结果。实验物理学家则尝试增加对撞电子及正子的能量，企图一举找到上帝的粒子。就在LEP几乎达到该粒子的理论能量值时，发现几个惊鸿一瞥的零星个案，但却不具有完整的说服力，一步之遥令科学家们扼腕不已。CERN痛定思痛，在2000年时决心拆除LEP，在原址改建为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rdon Collider；LHC），这次是针对寻找希格斯粒子而设计，改采质子对撞。这一改就是10年光阴，以及80亿美元的经费。最后终于在2012年7月，经过2组独立的团队，分析相关的数据，分别得到足以采信证据，宣布找到希格斯粒子。历经超过50年努力，无数人力及资金的投入，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为浩大的科学实验。诺贝尔委员会也随即将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颁给理论提出者Higgs及Francois Englert等2位教授。当时希格斯教授已经84岁了。爱因斯坦曾说「上帝难以捉摸，但并不心怀恶意」（Subtle is the Lord, but malicious He is not），这说明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因斯坦晚年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周末时间仍到研究室工作，同仁见到他劝说不必如此地辛劳，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上帝礼拜天也没有休息」。

浦那大都会区大约有600多万人，市区有160万人，在旧城区里甚至有波斯人、拜火教的足迹。在孟买，波斯人叫帕西人，这里离孟买不远，也有波斯人选择在浦那落脚，旧城区看得到戴小帽的穆斯林，也看到波斯人的理发厅、寺庙。就像印度很多城市一样，跟著新的科技投资客，浦那在核心区外围建立新的城区，居民很多是来自印度各地的科技移民，至少在外观上我们看不出种姓或社会地位的差异。浦那具有气候的优势，相较于现在进入酷暑，气温已经超过35度的孟买，浦那低了5度的气温，让浦那有了吸引科技菁英与莘莘学子的机会。这里有知名的医科大学，更是科技公司聚集之处。德国企业很早就在这里布局，汽车相关领域的企业四处可见，德国人在浦那备受欢迎，臺湾人也可以。哪些事是「普世价值」呢？说得出能对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就是可以被大家赞美的普世价值。离市区大约40分钟车程的新区，一大片挂著西门子（Siemens）的研发基地，附近是博世（Bosch），而印度在地的Infosys与Wipro、LTiMindtree，都有大批进驻的工业厂办建筑。跟随著这些菁英的进驻，大型卖场、星巴克、麦当劳等挂著现代标记的现代商业行为，也已经悄悄出现在这个中型城市。来自臺湾，在浦那大学教书的刘奇峰教授说，德国企业抱团的竞争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厂商，根据DIGITIMES副总黄逸平的研究，在浦那地区共有32家麦当劳，也有三一冰淇淋，价格与欧洲相去不远。从西式餐厅的密度，意味著印度正走出旧世界，迎接新的时代到来！出门万事难，就算我们都坐在家里等印度客人上门，也不能只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还得知道印度是联邦制，有29个州，第一大州是恒河下游的北方邦，第二大州就是浦那这一州（MH）。北方邦2亿人，浦那这一州1.2亿人，跟河南差不多，但这里恐怕盖不起郑州规模30万人的iPhone工厂，为什么？印度是个多种族、多元宗教并存的社会，但印度政治体系Inward-looking情况十分严重，相较于在中国一个工厂可以超过10万人的规模，在印度最好不要超过2万人，关键就在于要调和宗教、种姓、地域的差异。

印度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家族企业，亚洲经济论坛邀请印度本土的TATA与TVS，加上瑞士与芬兰的家族企业，以及一位日裔美籍的IBATA芝加哥大学教授，讨论在新兴经济体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家族企业应具备的企业社会责任。瑞士籍的全球家族企业联合会共同主席Farhad Forbes说，大家都在谈ESG，但所有的企业经营要从公司治理（Governance）起步，没有好的公司治理，就谈不上社会责任与环保价值，他强调利润与企业经营目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只强调这一代的利润，下一代必然会面对庞大的成本。来自日本，研究各国疫苗政策的IBATA教授也特别强调，生态平衡的城市经营理念，而日本在创意与政府规范之间的平衡，也值得新兴国家学习。芬兰家族企业TT Gaskets集团CEOAleksi Arpiainen是第三代少东，芬兰是在1940年代开始飞跃成长，由于地理、天候条件的限制，芬兰各地都有与自然共存的度假小屋。芬兰从建国起就非常重视环保，也知道与自然共生之道。相较于其他国家，芬兰更重视绿能，现在针对地热等新能源的开发，并将能源连结到工业的需求，芬兰也都是世界的翘楚。Arpiainen被问到企业是否还会传到下一代时，特别强调该传承的不是挂在屋顶上的招牌，而是企业价值与核心精神。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代能都具备企业经营能力，但家族企业可以稳定股权结构，以经营权来传递价值。Arpiainen与瑞士籍的Forbes都强调「Family Inside」的概念，掌握核心价值才是经营者的第一要务，而且强调不管走到哪里，都要用整个地球是一体的观念来理解环保的普世价值。在印度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家族企业，代表TVS集团的是集团董事，也是曾担任过财政部常务次长（Secretary）的高柏蓝（R. Gopalan）。TVS是印度最重要的摩托车供应商，在印度街头随处可见的嘟嘟车，很多都挂著TVS的招牌。高柏蓝说，商业的本质来自价值与信赖（Business goes for value and belief），这家来自泰米尔那度省的家族企业也已经传承超过百年，至今仍是印度的招牌企业之一。社会菁英能引导社会的进化，家族企业动见观瞻，且可以扮演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这也是家族企业的重责大任。印度是个多元、复杂的社会，如同高柏蓝说的，印度的问题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解决的。

就像ChatGPT一样，元宇宙也充满了想像力与潜在的市场商机。根据麦肯锡（McKinsey）新加坡技术专家Chau Nguyen指出，2022年全球元宇宙商机大约在2,000亿~3,000亿美元，目前80%是消费性市场，20%则是企业应用的商机，估计到2030年将达4萬億美元，企业用比重将提高到30%。一般而言，消费性质的元宇宙应用集中在游戏领域，但未来从教育、体育、医疗、零售都可能融入能与生活串连的元宇宙商机。例如，走入球场可以知道每个球员的背景數據，透过镜头追踪球员动态，甚至连结各购物平臺。也可能透过Google地图服务，进入3D、4D的情境，在超商、购物中心与商品、供应商进行更多的连结。如同ChatGPT一样，它们都可能成为驱动下一代商机的核心力量。对晶圆制造厂而言，用掉最多运算能力的应用就是好的商机，那对印度而言，元宇宙意味著什么样的产业发展契机呢？元宇宙应用具有多元变化的特性，简单说就是人性行为的再深化，应用光谱就像地球上80亿人行为光谱一样的复杂，参与角逐者要重视的不是销售机器的Push，而是入口与应用界面能让使用者、消费者觉得亲近、好用，这时本土市场的规模与精致程度，就会影响厂商参与。Chau Nguyen指出，亚洲年轻一代对电子设备的运用比美欧毫不逊色，而亚洲新兴国家，特别是印度拥有庞大人口，市场商机毋庸置疑。我认为这是印度的第一大优势。其次，印度拥有最庞大的軟件人才，各种需要标注或庞大人力的軟件基础工作，印度也是很好的选择。第三是不在台面上的优势，硅谷的科技领袖终究有一天会与印度进行更多的连结，而这个时机已经近在眼前。一旦这三者高度串连，印度将成为元宇宙最重要的国度。但印度的科技产业有没有短板，或者短期内无法突破的障碍呢？有的，就是硬件的设计与以半导体为核心的制造能力。无论是數據中心服務器的微处理器，还是NB、显示设备与各种AR/VR设备的生产，没有臺商很难成局。印度心知肚明，已经针对半导体与ICT供应链的发展进行整个生态系的规划，中国崛起、中国模式，都是印度取材学习的典范，但最成功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模式在臺湾与韓國。可以想见，半导体招商的对象不是韓國，就是臺湾，但英特尔（Intel）会是程咬金吗？臺湾如何理解前进印度的时机呢？

臺湾的半导体与ICT供应链，经历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如今已经成长茁壮。只做代工的臺湾，重要性被低估了，如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是「Inside-out」。新加坡的半导体工业也有9座半导体工厂，产业实力也不容小觑，只是新加坡的半导体工业，仰赖的是跨国企业的投资，缺乏由内而外、逐步成局的过程中，按部就班学习的经验。新加坡谈起半导体工业，多数的议题只是在水电人才，很难建构自己的产业论述，也没有完整的产业统计与信息发布系统，因此最需要的是「Outside-in」的功夫。门里、门外的差异，在臺湾与新加坡产业的内涵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我在前往印度浦那的路上，路过新加坡拜访新加坡半导体产业协会（SSIA），这个协会有200家会员，理监事成员来自各大外资企业的经理人，协会负责人是来自GlobalFoundries的Ann Wee Seng。同样来自半导体业，我们讲的都是「行话」，对话的内容非常容易对焦，他们也都明白「去全球化」对产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新加坡利用官僚系统的效率、灵活的奖励措施，创造出与邻近国家非常不同的形象，进而成为跨国企业经营东协南亚的枢纽。大联大的南亚东协总部就在新加坡，他们将核心客户区分为TBM、CBM与MBM，MBM指的是「Multinational Based Manufacturers」的缩写。相较于臺湾与中国谨守「Taiwanese」与「Chinese Based」的概念，小小的新加坡，以国际市场当成思考产业的格局，推演出来的政策也是以此为基础。在「去全球化」的新时代，新加坡面对的挑战很多，他们不过度期待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企业习惯于跟政府「要政策」，出国比赛，大家面对一样的情境时，中国公司出国的意愿就不像在家里那样强大了！洗钱、大基金的背景，都有正、负面不同的意涵，中国采取外汇管制措施，资金无法自由流动，进了中国的钱，从中国生产基地赚到的钱不一定出得来。加上「中国梦」的想像，外资是「Outside-in」，中国本土业者想的是「Inside-out」，把钱「润」出来，反倒是产业界热门的话题。对新加坡而言，真正该做的是扶持邻近的东协国家，发展由内而外，能结合人口优势的在地应用。PC与手机产业都是Top-down决定大订单的流向，但电动车、车联网都有「Bottom-up」的机会。区域型的生产体系很重要，在地的论述与产业基础更是关键，但东协国家如果还在期待外资，那么这些外资大厂会将核心的价值留在自己本国，无论是Taiwanese或是Chinese Based的经营逻辑，对东协南亚国家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看起来这一波「去全球化」的过程，似乎给东协南亚国家带来很大的商机，但回顾过去半世纪的发展过程，真正把「高附加价值」电子产业发展出来的国家，其实仅有中美日韩臺等少数几个。拥有9座半导体厂的新加坡其实还在门外，在水电都会面对很大压力的国家，产业的发展战略也不会一成不变。

为了吸引别人注意，经济学家总是会说，我们活在「Edge of Unknown」，至于哪些事情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呢？当然是通货膨胀、战争威胁、疫情后续的影响等，听起来大同小异，仔细聆听还是可以找到差异，并丰富我们思考问题的能力。通膨的压力下，欧美展现较佳的因应能力，中国在疫情后将采取经济激励措施，只是过去都以基础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在这一波变动中，服务业将是关键。印度经济学家深信，全球的贸易结构正在改变，过去全球化的商品贸易正在减少，增加的也是服务型的出口。2000~2010年间，全球贸易每年以6%的速度增加，但2010年之后减缓到5%，而2020年代可能只有4%。这不是经济风暴的数据，但却是跨国贸易逐渐放缓的大趋势。在地的投资应该被鼓励，而区域化的生产将会变成关键主流，对印度而言，货币汇率的稳定也是一大考验。我们可以理解，印度在疫情期间展现强大的经济动能，特别是在「Work from Home」的大趋势下，以数据服务为出口主力的印度，展现了强大的经济动能，目前甚至出现单月出口160亿美元軟件服务的耀眼成绩。与会的巴西大使Marcos Caramuru，也曾经是巴西驻中国大使，他提到拉丁美洲国家视通膨为常态，他认为这次中国重建经济动能，重点不会是基础建设，而是服务业的品质提升与内需市场的价值。中国復蘇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復蘇，但中国特殊的经济手段，背后隐藏很多看不见的风险与危机。与会的经济学家都强调现在不是「Normal situation」，全球贸易的动能正在减缓，在不效率的投资驱动下，成本将会垫高，利润将被压缩，各国政府都必须掌握如何创造工作机会，在地的生产活动自然将成为各国政府关切的焦点。服务业固然重要，但没有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经济失衡已经可以预期。这时跨国的合作也将更为重要。就在我离开印度那一天，富士康董事长再度访问印度，也与印度总理穆迪二次会议，而会议之后富士康便传出将在印度设置汽车生产基地的说法。简言之，印度期待富士康集团协助建构ICT产业供应链，而富士康则期待印度提供富士康在当地的电动车市场商机。

基于臺湾特殊的国际地位，国人并不常有机会出现在外交场合。亚洲经济论坛开幕仪式之后，是印度外交部长贾桑卡（S. Jaishankar）领衔，与不丹、馬爾代夫财政部长探索南亚经济的时段，在场的还有巴西驻印度大使，主持人则是印度驻巴基斯坦、中国、不丹等国大使的本巴威（Gautam Bambawale），我是个局外人，但却在第一线见证南亚国家部长们的互动。贾桑卡说，与邻国的互动是第一要务，其次是偕同主要国家面对疫情、通膨的压力，这些背后都有经济议题。2023年是印度举办G20的重要年度，这个以解决全球经济问题为核心的大型国际会议，以及超过200场的实务会议，将会是让各国正确理解印度的最佳时机。印度即将在2030年成为全球经济第三大国，在举办G20这种大型活动时，不可能只以区域性的角度观察世界的改变。事实上，南亚国家都与印度维持深度的伙伴关系，印度是馬爾代夫与不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与观光客来源。但邻近的不丹、馬爾代夫都深受气候变迁、通膨之苦，小型的经济体更容易受到总体环境变化的冲击。过去几年馬爾代夫濒临破产，贾桑卡说现在印度对馬爾代夫与不丹的投资规模是前所未有。印度协助馬爾代夫在南北两地各兴建一个可以一年吞吐200万旅客的机场，这是对以观光业维生的馬爾代夫最佳的投资。不丹也感谢印度的协助，「Everything comes in order」这是他们共同的期望。曾担任印度驻巴基斯坦特使的本巴威在论坛结束之前问贾桑卡，对于近期巴基斯坦的困境提问印度方面的态度。贾桑卡说，没有人喜欢与邻国怒目相向，印巴之间必须找到共同的利益。会后，每个讲师都拿到两本书，其中一本是主持人本巴威写的《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而我前一天在书店买到的是《India's China Challenge》。显然，研究中国的崛起与印度的因应之道，在印度方兴未艾！在论坛中，有几位印度经济学家都提出货品的跨国交易将会减少，在地生产将会增加，如何鼓舞本地业者建构连结品牌与应用服务的产业系统，佐以臺湾的产业生态系就可以振臂高飞。我建议印度政府到臺湾说服政府将新竹园区的海外分区设在印度，臺商需要一个完整服务系统，在人生地不熟的印度可以相互支持，降低不确定性。最后，我建议臺印之间要建立信息交流体系，在邀请同臺的IT Secretary到臺北参加「亚洲高峰论坛」，这是DIGITIMES民间自己办的活动，会更容易邀请到合适的讲者！

2022年亚洲经济对话论坛（Asia Economic Dialogue）请到主讲贵宾，是印度第一大富豪阿达尼（Gautam Adani），2023年的神秘嘉宾是印度科技教父，也是印度第一大軟件公司Infosys創始人、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岳父穆尔蒂（Narayana Murthy）。20年前，穆尔蒂、韓國科技部长裴旬勋与我，一起接受日本经济产业省的邀请，到冲绳分享臺印韩成功的产业发展经验，如今在普那再度同臺讲课，非常高兴看到穆尔蒂功成名就，备受印度与国际社会尊敬。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在法国待了几年之后，穆尔蒂在1974年回到印度，并创办了Infosys。主持人问：您为何回到印度？「我希望把能量贡献给印度社会」，穆尔蒂答得简单明了！主持人又问穆尔蒂：「您为何与众不同，您如何成就自己？」穆尔蒂说，从小父母亲就告诉他，这个世界比你聪明的人比比皆是，要谦虚面对这个世界。「零基思维」是他的座右铭，每件事都思考前因后果，不要以为印度什么都有，一个2,000美元年均所得的国家，基本上是贫穷，能善用的是人的脑力。77岁的他，给了聪明睿智的答案，也谈到了AI、ChatGPT，及对中国的观察。他说，无论是AI、ChatGPT都是在特殊领域的应用科技，这些影响将是局部性的，对印度而言，物联网的重要性更高。确实，印度的优势是「市场潜力与人才资源」。穆尔蒂说科技之前，人人平等，他以ATM为例，在ATM前排队领钱的人，不会因为你是总理、部长还是庶民百姓而有所不同。印度最大的机会来自科技，用科技贯穿社会价值，让大家回到诚实、透明、效率的正轨上，印度可以比中国有更好的机会，但印度得跟中国学习。2006年时，穆尔蒂访问上海，市长邀请他在家里早餐，他提出希望能在浦东找一块25英亩的地，做为Infosys在中国的基地。市长说，会在明日下午五点之前，提供三个选择让Infosys做决定。结果当天下午四点就接到明确告知三个候选地点的通知，Infosys就此落脚中国。我们再次理解，企业界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官员，不是解释问题的官员。1978年时，中印两国的经济体量十分接近，但现在中国是印度的6~7倍。与会人士问他，对于环保议题有无提示？他说，我已经老了，印度的未来在你们肩膀上。企业要针对人才的能力进行更大投资，Infosys一度曾经创造税后纯利31%的佳绩，靠的是对人才的投资。毫无疑问，穆尔蒂是印度的国家英雄，而他总是告诉大家，他只是幸运而已！

2022年，印度从臺湾、中国、香港、韓國、日本进口的半导体逆差是114.5亿美元，但电子产品的总逆差金额是471亿美元，如果跨产业计算中印贸易逆差时，印度对中国的逆差总额超越1,000亿美元（参阅附图）。问题是来自中国逆差有多少是臺商贡献？表面上看，来自两岸三地销往印度的电子产品，多数来自香港、中国，但实际上背后却有不少臺商的比重，如果因为美中贸易被迫调整生产线时，我们如何观察生产基地的改变呢？根据DIGITIMES整理自中国海关的數據显示，2022年印度出口到中国的总金额是175亿美元，进口是1,185亿美元，印方的贸易逆差是1,010亿美元，而印方的逆差有3分之1是来自中国的电子产品。我相信这些产品多数是手机、电视机、NB等系统产品，印度当务之急是将组装大厂吸引到印度设厂，一方面发展进口替代，一方面创造就业机会，中长期目标则是建立零件需求的经济规模，发展自给自足的产业生态条件。当友达、群创决定与印度合作伙伴进行面板計劃时，如何去理解商机与背景呢？印度需要最先进的面板线吗？一开干就做「关灯工厂」吗？一个关灯工厂仅需要1,000名技术人员，这对印度或许不是大问题，但关键是生产出来的面板要卖给谁？印度没有自己的品牌，如果印度消费者买的都是日韩、中国的电视机品牌，那我保证面板采购权不会在自己手上。几年前我到印度拜访了Micromax、LAVA等几家印度本土的手机品牌厂，看得出来他们的事业模式别说是跟小米、华为、OPPO竞争，连二线的手机品牌都可能难以抵抗。我跟印度官员说，臺商不需要补贴，但一定要赚钱，没有理由臺商会牺牲利益去栽培印度的品牌公司。由于双方认知不同，过去30年臺印电子厂商是相看两相厌。没有好的顾问、中介机构，大家各说各话，虚掷的是企业的商机与产业发展契机，而臺湾也需要产业的代言人或信息交流机制。「大军未到，信息先行」，让印度人更了解臺湾的产业结构，也可以缩短彼此间的认知落差。印度错过了几班车？印度没有机会了吗？如果我们相信印度会在2030年成为成长最快的国家，全球第二大手机市场、第三大汽车市场、第四大电脑市场，那么我们就得在区域型生产体系的概念下，理解印度电子工业的成长模式与商机。印度有很多独角兽，也有很多元的工业应用，如何做好系统整合，更是高难度的工作。厂商未到，信息先行，策略思维更不可少，有谁愿意投资人脉吗？如果厂商知道有对臺湾的年轻夫妇在浦那的大学教书，这样的人脉能成为臺商进军印度的助力吗？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总裁马诺查说，SEMI全球行销长曹世纶告诉他，我在臺湾是知名专家，谢谢世纶兄的美言，臺湾小，不互相帮衬，行吗？我跟印度科技教父穆尔蒂（Narayana Murthy）一样苦口婆心，在场的DIGITIMES总编辑乌凌翔说，我短短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几次，谢谢印度朋友，我把印度人当朋友，每次都得到掌声，希望下次能看到臺印合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