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要从一张照片说起。前几天我收到同学-成大副校长吴诚文寄来的照片,里面有我的另几位同学:中研院院士戴聿昌、前Intel资深副总暨实验室执行总监王文汉、及麻省理工学院资深研究员杨颖青博士。
我看到照片非常高兴,因为吴诚文教授从清华大学回到故乡臺南的成功大学, 而且把我们在美国几位杰出的同学请过去,为了新设立的「智能运算学院」献策,并且可能因此而引领臺湾风潮。这是「世界人才」回馈乡里最好的方法, 也是最接地气的方法!
除此之外我也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的博士指导教授—美国北卡大学的Frederick P. Brooks,也是1999 Turing Award得主。他是美国南方的精英家庭出生,读私立的杜克大学,然后再于私立的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
之后,他进入IBM,以Chief Architect 角色研发IBM 360、370这两型非常成功且著名的电脑后,选择回到家乡北卡州,而且是选择回到公立的北卡大学,建立一个电脑学(Computer Science)系所,这在当年可说是美国产学界的创举。
另外一个是臺大李琳山教授,他是中研院士,也是我的硕士班指导教授。他从臺大毕业后,进入史丹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1979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风雨飘摇时期,他回到臺湾大学教书。他的理由简化成一个「回家需要理由吗?」 (此处借用他今年在臺大因服务满40年而受奖的得奖感言)
我之前写过一篇专栏文章〈做世界的人才〉,当时我问自己一个问题:臺湾有三代的留学生,什么时候这三代的留学生才能够建立起本土学术科技人才,让他们表现跟在国外接受的训练是一样的?
我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例:现任科技部部长陈良基就是本土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是张俊彦教授,也是臺湾第一个本土博士,而张俊彦当年的博士指导教授是施敏(注1)。
从我的提问与实例延伸,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臺湾科技实力的养成与揽才、留才,到底有什么最佳方法? 但从我前面举的各个例子,不得不由说,其实还有一种很有力的方法:回家需要理由吗?
注1: 已故的张俊彦教授培育无数杰出半导体产官学界人才,造就臺湾半导体领先国际。施敏教授1957年毕业于台灣大學,1963年取得史丹福大学电机博士学位,发现了浮闸存儲器效应,臺湾前三位工学博士张俊彦、陈龙英与褚冀良都是他于交大指导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