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这几年受到半导体产业成熟化及红色供应链的影响，除了台积电、联发科，和少数公司外，许多的新竹园区公司经历了潮起潮落、也慢慢地式微，尤其是两万亿双星和四大惨业，更是台湾科技界心中无法抹灭的阴影！在这段潮起潮落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大学里，许多本来和半导体无关的科系，慢慢地向半导体靠拢，创造了大量学习半导体的硕士班、博士班学生，一方面因为产业的成长变缓，造成了人才供需的不平衡，使得许多高学历的毕业生无法找到适合的工作，只能屈就一些低层次、高度分工、小螺丝钉的工作！
相反地在硅谷，非矽的软件产业蓬勃发展，造就了硅谷供不应求的人才市场，只要学有专精，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后都有好几家好公司可以选择，一个念软件的大学毕业生年薪超过10万美金的例子比比皆是。因为人才需求孔急，许多硅谷的公司不仅在薪资上竞争，更在公司福利和工作内容上给予员工美好的职场环境和未来生涯发展的机会。
和美国硅谷不同的是，新竹园区的中产阶级「知识工作者」渐渐地失去了自主的环境，也越来越像传统的劳工，在职场内，过去的中产阶级不断地往劳、资两边演进，能够以知识能力自主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少！
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在他经典的着作「企业的概念」再版序文里，阐述在现代的组织社会中，所有机构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因此都面临所谓「社会责任」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入社会，大多数一毕业就为某个组织工作，而且在退休前都是组织的员工。理论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员工的社会」，而不是「工人的社会」。
可是，无论多少知识工作者进入社会，在东方的社会中，在传统威权的文化下，台湾一直无法突破「工人社会」的枷锁。所以，「劳动关系」只能被解读为「劳资关系」！
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无论是从现有产业突破革新，或是创造全新的产业，都需要有新的人才带来新的力量。新一代人才的培养除了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训练外，更重要的是在离开学校后的职场教育。可惜的是，当今新竹园区的职场环境只求短期的成效，并不重视职场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成功的科技公司，因为要求安全，只能培养一些避免犯错、遵循既有标准作业流程的工程人员。所以长期下来，年轻有能力的科技人，只能在不容错的环境里，如温水煮青蛙似地，慢慢地失去创新的动力，自然无法培养创新的思维和能力。
台湾科技教育的当务之急，是要在职场环境中做大幅度的改革，在所有大公司里，除了一般短程必须完成的活动外，需要有一个创新的组织，用革自己命的思维，找寻突破性的方法和商业模式、甚至于仿效硅谷公司内部创业模式，创造其他非本业却有相关性的产品和新创公司。这样的好处除了可以弥补今天小型新创公司人才、资金不足的问题，更可以源源不绝地创造一个培养创新人才的职场环境。不但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我们所处的台湾，创造双赢的局面！
还记得去年参加远见三十年「看见大未来」活动时，Keynote Speaker白宫科技创新顾问Alec Ross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段话："Bad leaders build wall; Good leaders build bridge"。我们需要什麽样的未来，在乎今天政府、企业当权者对于「墙与桥」一念之间的选择！
（前文请见：竹科与硅谷今昔对人才的影响）
台大电机系1981年毕业，获加大柏克莱分校电机电脑博士。旅美期间曾任林肯国家实验室与HP资深研究员，离美后曾陆续于特许半导体、华邦与世大集成电路任职，于1998-2005年间于台积电担任研发处长，负责0.18/0.13微米与65纳米先进制程研发，2005年赴美负责台积电美国研发计划及先进技术客户合作专案，2012年转任台积电研发基础工程处及先进技术管理办公室处长迄今。曾获14届国家产业创新奖-研发管理创新奖及行政院92年度「杰出科学与技术人才奖」。热心于台湾年轻人的教育与职场问题，积极投入均一教育平台、为台湾而教等教育公益的推广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