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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科技部次长谢达斌:为台湾下一个30年创新科技垫步向上

科技部政务次长谢达斌认为,医疗结合材料科学及电子电机工程跨域合作,促成医材和生医电子发展,符合台湾现有的产业优势。

台湾创新创业人才、生态、资金、跨国的商业营运策略逐渐成熟,也都让创新团队有机会能够在台湾汇聚,并且创造许多日常和产业价值。然而,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前瞻科学研究的基础。科技部如何为台湾中长期的未来打好地基?DIGITIMES专访科技部次长谢达斌,谈科技部推动基础前瞻科学研究以及打造友善医疗科技法规环境的努力:

问:次长曾负笈哈佛大学,请问次长当时在这个全球菁英聚集的学府中,给您最大的文化冲击以及启发是什么?您觉得美国给与研究机构的哪里些资源和政策协助是台湾在推动前瞻科学研究需要更多著力的?科技部未来有这类的计划方向吗?

答:我在哈佛大学留学有几个印象深刻的经验。在我直攻博士期间,学校给修课极大的弹性,不但鼓励跨域,而且跨校。所以我当时修了不少在麻省理工(MIT)开的课,且不需要额外交学分费的。足见在当时(90年代),哈佛大学就已经非常重视跨领域、跨校学习,宽广性有如学术的自助餐盛宴;而且校际间有许多合作,鼓励各校师生间的交流,让我有机会游走在不同校园文化和生态之间,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人际链接更丰富多元,对研究学者是非常丰富的学习研发生态环境。

第二是当时互联网方兴未艾,哈佛就已有数字化的学习中心,很多课程的补充数字影音数据可以透过讲义上的条形码在学习中心让学生自学,并提供非常丰富的可查找数据库。学校很重视如何把信息和知识透过数字科技保存与传递,把学习变成有趣的事,鼓励学生自我学习,也激发终身学习的热忱。这样的热忱是知识分子必须内建的精神,而哈佛做得很好。


第三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期间,我和指导教授有个不错的研究成果,教授带我去当时创立不久的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公司pitch(提案),这家公司在2008年被武田制药以88亿美元购并。即使在90年代的波士顿,研发到产业技转新创的风气已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在那里创新并且产业化是被鼓励的,而整个社会能接纳失败者,才有机会造就成功的连续创业者。台湾过去几年在科技部的努力下,这样的风气渐渐起来了。那样的氛围让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美国旧金山湾区和东北角波士顿成为全球创新创业能量最丰沛的地区,因为这样的文化在90年代就已经构筑了。我的提案没有被Millennium接受,也算是个鲁蛇(loser),但我不会觉得丢脸,在与产业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到不一样的视角,这些经验是课本与课堂里学不到的。 


另外是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虽然我们需要强调应用科学的转译,但是很多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都是从基础科研的突破打底的。基础科学的厚植也是国力的累积。美国的基础科研能力非常坚实。但在基础研究当中,也不乏改变产业游戏规则的关键发现、发明。科学家不会排斥学术与商业的结合,也有很好的支持架构。教授需要「诚实」「诚信」宣告(declare)与产业间的合作,该分享的权益有法律规范去框架。而科技部过去推动修订科技基本法,目的就在透过法规上的调整松绑,鼓励更多教授或学生勇敢出来创新创业,例如在持股比例与兼任新创公司职务上的放宽。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需要继续努力,想想人家90年代就已经建立起学术研发到产业发展的架构,形成那样的氛围与文化,难怪那么多新药、新医材的创新开发都是从这两地区起头的。为了保障基础科学资源的稳定与成长,在陈前部长任内我们盘点了学研与科技部法人当中属于基础科研基盘的进行集成,予以适度的保障。让基础科学研究有稳定的经费挹注和成长,以保障广大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的永续性。


科技部认为科学研究不但需要有前瞻性规划,也要有在地性的接地。一个人或机构、国家若总是忙于眼前的事,没有时间去思考10年、20年,甚至更后面可能的想象与整体局势变化,将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需要去思考国家的愿景去构筑未来发展的想象,找出关键的问题超前规划部署。这当中也要「监往」才能「知来」,更清楚的爬梳出目前遭遇的问题与未来会面临的困境而有了脉络。比如说,少子化和老龄化对科学研究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冲击在哪里里?有多大?没有足够的经济发展动能,又如何能有充裕的经费来支持科研?育才留才揽才在社会少子化与高龄化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策略在哪里里?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不可忽视的议题。 


科技部正在规划2030年的3大愿景:建构创新、永续,包容的台湾。将来如何化危机为中转,让社会更多元且更包容,让不同时代间能融合传承,让经济与科技发展更永续等等,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也是即将开展的全国科技会议将集思广益的。

问:医疗科技与材料科学的结合,是前瞻科学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学科,而它的应用又能带给一些传统产业转型的契机。请教次长关于螺丝产业的数字转型与牙科、骨科智能医材创新的未来机会与挑战洞见。如何融入东南亚的智能医材生态系?

答:医疗原本就很跨域跨界,因为要寻求临床上最佳的解决方案。例如为了得到更精确的诊断和更精准的治疗甚至预防,可能会透过医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AI)的结合来找出疾病发展相关的蛛丝马迹作为临床辅助。而医疗结合材料科学及电子电机工程更普遍用在外科、医疗影像、植入式医材等等。医疗与资通讯等的合作,可能提升整体运行效能降低人为失误。凡此种种都需要有更多不同领域的人进来。医材和医电发展都很符合台湾现有的产业优势。大家都知道,材料与化工造就了许多台湾隐形冠军的产业,因为我们的化工很强。虽然台湾的代工、制造业也发达,但也唯有引进高科技升级产业,才能在全球生医产业链扮演关键要角,得以永续繁荣。我们都知道1公斤的一般塑料和1公斤的医疗用塑料,利润恐怕是差了好几个数量级。相同的利润,需要更少的原材料也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冲击。您们会提到螺丝,或许是因为我的牙医师背景与牙科骨科植体的联想。螺丝产业最早期是由高雄冈山的新乐街开始发迹的,当时整条街几乎都是在生产螺丝的,逐渐形成聚落效应,让原本只有2公里的一条街延伸到超过20公里。一条街可以攻占了全台湾70%供应量。岛国的台湾,更有一群创业精神的前辈提著皮箱就开始全球跑透透,造就了今日全球前三大高质量精密螺丝扣件输出大国的荣景。但这个产业的技术门槛相对低,产业逐渐外移而留在国内的厂商若不亟思转型,则可能走向凋亡。我们从结构近似的牙科植体看到了朝向生医产业转型的新契机。Nobel Biocare是一家瑞士公司,曾经是全球唯一做锁螺丝型植体的公司,也是医师创业成功的先例。一只Branemark System植体的售价则是普通螺丝的数万、甚至数十万倍价值。但其中涉及了许多先进材料科学与工艺,经过学研界与产业的结合,携手走过谷底,台湾现如今牙科植体与骨科已经有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系列,也逐渐看到产值与销售的成长。


台湾产学研医的紧密合作和链接是一个优势。以南部而言,成功大学的材料科学实力坚强,离南部科学园区开车只要20分钟。还有南部最大的医学中心成大医院群聚许多不同医学领域的意见领袖(KOL),并且提供了国际水平的医疗场域。再加上台湾还有一些科研法人机构,集结多方智能与资源以及产业链结与桥接学研到产业的量能。这让从原先秤斤论两的螺丝产业,开辟出牙科植体、骨科材料的蓝海市场。除了植牙、骨钉骨板,后来的结合软硬件与生医材料的客制化医材3D打印,甚至智能诊所的整体输出。愈做愈多样,产业生态也愈来愈丰富完整。


台湾在创新、制造很强,但产品的营销与品牌建立也非常重要。台湾医材产品的高质量必须让全球看见,能在医疗圈当中布署渠道获得广泛采用。因此,除了建立体验诊线以及丰富领域的意见领袖的推荐与培训培养,我们也透过新南向政策在东南亚国家与当地医疗教育体系合作,培养当地使用客群等,营收也因而持续成长。


问:在强调服务与病人为中心的健康医疗照护产业,商业模式与既有产业的使用融合,受到许多产业的关注,而法规和政府的支持,也深受产业期待。在医疗科技发展过程当中,是否有哪里些是政府正在做、未来几年希望落实的面向?


答:要打造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系,最终端是市场,而中间有人才、资金、技术,而在上面的还有法规与市场策略。台湾9月正式开放了细胞治疗,继日本之后,成为第2个通过细胞治疗相关法规的国家。当政府勇敢踏出这一步,产业才更有信心跟进,于是开始有细胞工厂、相关的培养基质、培养液等从学研、产业与法人出来,因应市场未竟的需求逐步建构起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就开始会有人勇敢的出来创业、开始有企业愿意投入资金。生医产业有很强的跨领域特性,因此不只学生物生技的人才有了出路,其它领域也可以找到贡献的地方,甚至做后面的系统集成。例如资通讯(ICT)产业也进来帮忙做产业自动化提高质量、生产弹性与产能等等。


有了相关的法规,就等于政府宣誓了一个新的产业推动方向。台湾在小分子、巨分子相关的治疗产品起步较晚,但在新兴的细胞治疗市场如果能超前部署,或有机会在未来竞逐国际。细胞治疗是非常个体化的,也契合吴部长的「精准健康倡议」,很适合台湾特殊的产业环境发展。例如细胞最终要回到人体,培养液当中不能有非人类来源的次成分,这是有专业门槛的,一旦越过就能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与价值。而过程中的自动化、品管系统、运输等都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全球尚在战国时代。而自体细胞治疗的下个阶段,要降低成本与扩大服务,则需要建立起「超级捐赠者」细胞库,能「预存」在公司,随时能分门别类供给需要的人使用。细胞是活的,需要建立标准化的检测品管,而对污染源的在线监控制也可能需要先进的基因检测平台,则又是另一个产业。这里面涉及的精准医疗,就又和大数据分析统计的软硬件产业结合。也可能涉及其它体学的分析,而造就另一个产业链,彼此相连形成一个新的聚落和生态。

问:但法规需要跨部会的合作,卫福部未必了解科技部推动某政策的想法,您们如何克服这类挑战? 

答:我们的生医产业推动中心,规划有定期的三次长会议,包含卫福、经济和科技部的次长沟通平台。我们还透过专案经理(PM)在新创系统中协助主动式的案源探勘以及资源串接。这些PM来自不同机构,包含生物技术开发中心(DCB)、工业技术研究院下的生医与医材研究所、国家实验研究院下的台湾仪器科技研究中心等。这些专业的生医产业经理人会主动到各地拜访教授和研究员,探勘具有技术商业化的潜力案源。并从产业价值链当中分析拼图中的缺块,未竟的市场需求来对接团队。


例如前面提到的无异种来源(xeno-free)培养基就是细胞治疗与生物制剂产业重要的一环,透过科技部的计划,我们鼓励了一位中兴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成功地完成产品开发,衍生出通用干细胞公司。另外如中原大学薄膜中心的张雍教授,透过特殊的膜材表面设计他能吸附特定细胞族群。衍生出普瑞博生技,他们的产可以直接在线滤除白血球,降低输血的一些临床不良免疫反应,也有许多其它能延伸的产业合作新应用。这两家公司都成功获得基金,稳健成长中。


从前台湾的学者们大多习于努力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作为阶段性的终点,一方面缺乏创新转译与创业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清楚市场,不了解生医产业需要哪里些东西。这是从接单代工生产制造的经济结构转型到以创新价值为本的新经济架构必经的学习与阵痛。有了这些训练有素的专案经理来协助识别出关键商机,能综览产业价值链与技术缺口,以终为始的「逆向探勘」,才能有效运用国家宝贵的资源,缩短学研到新创,到产品成功营销获利的距离。(本文为谢达斌口述,林昭仪采访整理)

谢达斌目前担任中华民国科技部政务次长,曾任成功大学口腔医学科暨口腔医学研究所特聘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牙医学院分子生物学医学科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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