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算力会成为「新石油」吗？

1973年石油危机时，世界学会了为石油停下脚步。

掌握石油的人未必统治世界，却有能力让世界停下来。隔年，在美国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推动的美沙战略合作，以及财政部长赛门（William E. Simon）参与的盈余回流安排下，能源、安全与美元金融体系紧密结合，石油美元（Petrodollar）逐渐成形。

它不是一纸强制契约，而是市场惯例、安全保证与金融深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半个世纪后，排队的不是加油站前的汽车，而是等待高端芯片的科技公司。2026年8月，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人员詹森（Benjamin Jensen）提出从石油美元走向Token美元（Tokendollar）的构想。据该文，这个构想不只涉及美元稳定币（Stablecoin），也主张建立算力相关的期货市场，并以经过验证的AI工作成果，而非原始Token数量，作为计价依据。

该中心的吉里尚卡（Navin Girishankar）更早主张将先进AI芯片出口许可与美元结算结合。这些仍是智库的政策构想，不是已实施的制度。

这个构想的起点有一处逻辑上的推论缺口：石油埋在地下，开采边界虽能被技术推移，存量终究有限；算力却可以被技术重新发明。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算力能否成为「新石油」，而是这项资源的霸权保鲜期有多长。我将「霸权保鲜期」定义为某种技术、资源或制度的市场支配力，在替代方案取得足够规模之前能维持的时间。它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长短与可延长性的问题。

要让这个概念可以检验，可以观察3个指标：替代技术成熟的速度、使用者转换平臺的成本，以及领先者将技术优势制度化的能力。三者决定保鲜期的长短，也是本文后续判断的依据。

石油的稀缺是动态的。页岩油革命并未让地球多出一滴油，却改写「什么叫做可开采」。算力也是如此。矽不稀缺，稀缺的是极紫外光（EUV）微影、先进封装、高帶寬存儲器（HBM）与电力组成的制造能力，而这些能力集中在臺积电、ASML、NVIDIA与美国云端企业手中。供应链集中，确实像石油。

但石油燃烧后即消失，算力却是设备持续提供的服务，经济逻辑更接近电力与通讯網絡。更关键的是，演算法能直接改写需求。透过模型蒸馏（Distillation）、量化（Quantization）与稀疏化（Sparsification），同一项任务可能只需原本一小部分算力。这不是发现新油田，而是让工作不再需要那么多「石油」。

效率提升未必让总需求下降。十九世纪的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发现，蒸汽机更省煤，煤炭用量反而更大。机制在于效率提升降低单位成本，成本下降刺激需求；当需求扩张的幅度超过单位资源的节省幅度，总消耗便会增加，后称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这是条件式的结果，而非必然。AI也可能如此：每个Token愈便宜，全球算力需求可能愈庞大。然而需求成长不等于定价权增加。供应者增多、替代品涌现，定价权会从「控制供给」转向「控制标准与生态」。市场愈大，不代表霸权愈强。

Token美元要复制石油美元，必须厘清4件常被混为一谈的事：美元计价、美元结算、稳定币使用量，以及美国公债的新增需求。它们分别对应交易规模、货币持有需求、准备资产配置与资金净流入，彼此不会自动连动。

从以上观点出发，可以检验3道关卡。第一关是技术控制：全球是否必须依赖美国控制的算力。美国在前瞻模型与高端芯片确有优势，但开源模型、专用加速器与本地部署，让许多日常应用不必依赖最先进的芯片。

第二关是货币结算：美元计价不等于美元结算。臺湾医院可以购买美国云端AI服务，产生美元支付，也可以本地部署开源模型，主要支出则是设备与电力。吉里尚卡本人也承认现有芯片出口协议并未附带结算货币要求，这意味著第二关目前只能仰赖自愿。

第三关是资金回流：企业收到的美元可能用于买设备、发薪水或投资海外，未必流入美债市场；银行存款转成稳定币，也未必是净需求增加，实际效果取决于准备资产配置与资金替代关系。

石油美元本身说明以上3道关卡的独立性。美国从未控制全球石油生产，第一关并不成立，但美元计价与资金回流仍然实现，靠的是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这意味著第一关未必是必要条件，真正不可缺的是结算与回流，而这两者取决于金融制度，不取决于资源控制。

在3道关卡之外，还有计量单位的问题：原始Token难以通约。石油有统一报价，电力有标准化的千瓦时（kWh），Token却没有跨模型的统一价值单位。同样1,000个Token，在不同模型、硬件与推论方式下，成本与价值可能天差地远。或许有人反驳，石油在标准化之前也没有统一报价。差别在于，石油的标准化发生在物理层面，例如API重度与含硫量，可以被检验；Token的价值取决于模型能力、推论品质与任务匹配度，这些属性难以在交易前被独立验证。

但这个批判只针对以原始Token计价。提案者的解方，是改以验证过的工作成果计价，并建立期货市场。这并未让问题消失，而是把它转移：谁来验证成果，谁来定义什么算有价值的成果。谁掌握验证标准，谁就掌握新的定价权，这正是可能被制度化的优势。若芯片出口许可与美元结算正式结合，美国确实可能设下技术与金融的双重收费站，但收费站能否长存，取决于别人能否另辟路径。

另辟路径的力量正在出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边缘AI（Edge AI）。当医院、工厂与农场能在本地完成大量推论，需求便不必都流向跨国云端。但这里必须分开2件事：算力在地化，与技术及金融自主化。

一家臺湾医院把影像诊断模型部署在自己的服務器，推论不再经过跨境云端，却仍可能使用美国设计的芯片、軟件授权与美元计价的服务。因此在地化是自主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却不是充分条件。对Token美元的含义是：边缘AI可能缩小跨境云端Token流量，却不必然削弱美国的技术与金融连结。杰文斯悖论让算力市场扩大，边缘AI让算力分散，两者可以同时发生。

这不代表霸权必然短命。先进芯片需要巨额资本，軟件生态系难以复制，HBM与先进封装的供应链高度整合，管制也能延缓扩散。用前述3个指标来看，保鲜期取决于3种速度的竞赛：替代技术成熟的速度、使用者转换平臺的成本，以及领先者把优势制度化的能力。转换成本愈高、制度化愈深，保鲜期愈长。

算力霸权与美元霸权也并非命运共同体。美元的护城河是金融市场深度、支付網絡、法律制度与交易惯例，不是芯片。算力霸权可能先衰退，美元霸权却继续存在；反过来，美国即使继续领先AI，也不保证全球AI服务都用美元。Token美元最值得追问的是：美国能否把一项终将被稀释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寿命更长的金融制度优势。

对臺湾而言，供应链的重要性不等于价值分配的主导权。硬件标准往往由軟件与生态系定义，利润也倾向集中在平臺层。若价值分配集中于模型与平臺层，臺湾的芯片市占率再高，议价空间也可能受制于高度集中的下游客户。因此臺湾真正该追求的，是把芯片优势延伸到軟件、模型、系统整合与高价值应用。当全球竞逐每秒能产生多少Token，臺湾更应追问每单位算力能换来多少实际成果，例如医疗诊断准确率的提升、制造良率的改善，或单位用电所产出的产值。

1973年，世界学会了为石油停下。AI时代的问题是，世界是否还需要为算力停下。石油时代的竞争，是争夺谁能控制稀缺；AI时代的竞争，却可能是争夺谁能让稀缺不再构成限制，以及谁能定义什么才算有价值的智能。决定霸权保鲜期的，不是今天谁拥有最多算力，而是明天谁能让别人不再需要依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