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多经济与AI时代的未来城市

现代城市发展正面临一场经济范式的转换。传统经济模式依赖物质资源、劳动力与实物生产，文创经济则以创意与文化内容为核心，开启新的价值创造路径。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在1974年出版的《利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y）中提出的概念，为检视这场转换背后的欲望结构提供具批判性的视角。

利奥塔的「利比多经济」根植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双重批判。这里的「利比多」（libido）并非仅指性欲，而是泛指一切投资于对象、身体与符号之上的情感能量。他认为传统经济学过度仰赖理性计算与效率最大化，忽略经济活动底层不断流动的「欲望之流」（flux of desire）。「强度」（intensity）则指这股能量在特定瞬间的聚集与爆发，尚未被意义与价值固定下来。

利奥塔并未简单赞颂欲望，他同时指出，同一股能量既能带来创造，也可能被资本体制吸纳。

日本次文化是观察这种能量的典型场域，因为其商品以情感投入与迷恋作为流通的燃料。以《新世纪福音战士》（Neon Genesis Evangelion）为例，作品以少年角色的焦虑与自我怀疑为叙事核心，观众因此产生强烈共鸣，并自发形成庞大的二次创作社群。动漫中的速度感与断裂剪辑，不只是美学技巧，更是不经明确语意、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强度。

文化评论家东浩纪在《动物化的后现代》（2001）中以「數據库消费」描述御宅族如何拆解作品中的角色与设定，再依自身偏好重新组合，这说明迷恋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活动。这些能量也不停留在屏幕上，东京的秋叶原由店铺、展演与街道构成，正是欲望之流在都市肌理中凝结的痕迹。

然而，秋叶原近年的观光化与连锁化也显示，次文化空间同样会被资本重新整编，这正是利奥塔所指的双重性格在城市中的具体呈现。

人工智能的兴起使这个议题更加复杂，风险需分2个层次来看。

在工具层次，生成式AI能在数秒内产出图像、音乐与文字，辅助个人创作并降低表达门槛，风险相对有限。

在基础设施层次，当AI成为推荐系统、城市管理与资源分配的底层架构时，它便不再只是工具，而是决定何种欲望得以被看见的结构性力量。

哈佛学者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2019）中指出，企业搜集使用者的行为痕迹，借以预测甚至塑造未来行为。短影音平臺依据停留时间排序内容，便是常见的例子：创作者为了迎合演算法而调整风格，原本多元的表达逐渐趋同。城市空间也面临类似的重新编码，哪些街区被导航与地图推荐、哪些店家被看见，愈来愈由平臺逻辑而非居民决定。

关键不在于AI是否参与创作，而在于它被设计来放大个体的差异，还是被用来复制同质化的消费偏好。

针对基础设施层次的问题，可以设想3种城市构想，并正视其现实摩擦。其一是非功利性的公共感知空间，例如没有消费动线与商业招牌的光影与声音广场，但必须面对土地成本与维护经费由谁承担的问题；其二是动态回馈的情感互动装置，由人工智能、物联网与虚拟实境协作，依人群节奏调整灯光与声景，但仍须处理「集体节奏」是否可能被少数群体主导的问题；其三是去中心化的社群记忆廊道，居民可藉AI共同创作在地叙事与公共艺术，直接回应演算法垄断可见性的困境，却也要面对AI共创内容的著作权与诠释权归属。这些难题说明，情感导向的都市设计不能只靠技术，而必须搭配明确的治理权责、经费机制与數據伦理规范。

必须坦白指出，《利比多经济》原本是对「大叙事」与「理性体系」的解构，利奥塔刻意避开批判者的立场，也拒绝区分「真实」与「虚假」的欲望，更不提供任何城市规划方案。本文使用「收编」一类语汇，其实隐含一个相对纯粹的欲望，这与利奥塔的立场存在张力。将其延伸至都市发展，属于后设诠释与应用，价值在于提供检视技术与城市的问题意识，而非可直接套用的蓝图。

据此，本文主张未来城市的评估指标不应只有GDP与效率，还应包括2项可检验的标准：市民能否在城市中遭遇未经演算法预测的经验，以及能否参与未被商品化的集体记忆生产。前者对应公共感知空间与情感互动装置，检视推荐与管理系统是否保留意外的空间；后者对应社群记忆廊道，检视公共文化是否仍有不以交易为目的的生产场域。

若这两项标准无法被满足，再先进的智能城市，也只是把欲望更有效率地纳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