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茧居族,指在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遗留的社交退缩基础上,因生成式AI(如ChatGPT)提供低摩擦、高回馈的互动替代,使重返实体社会动机被进一步削弱的族群。
波普康(Faith Popcorn)是美国知名趋势观察家,她根据1984年家庭行为数据,发现愈来愈多人倾向留在家中、避开外部不确定性,此现象后来被称为「茧居」(cocooning)。她在1986年《纽约客》(The New Yorker)文章中解释,此行为的核心是建立一道「安全外壳」,借此隔绝经济动荡与社会变动带来的焦虑。
当我第一次听到「茧居」一词,脑中浮现的是休斯(Howard Hughes)。休斯极具创造力,建立庞大商业帝国,扩展到拉斯维加斯的房地产、酒店、赌场与媒体事业,被公认是将拉斯维加斯改造为精致都会城市的关键人物。然而晚年的他厌倦权力斗争,逐渐回避社交,长年隐居,多年身心衰退后因肾衰竭去世。他的退隐源于疲惫与不信任,与波普康所述心理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人面对压力时,可能以退缩自我保护。这个案例虽与數字科技无关,却或许预示:不信任累积到临界时,任何能提供替代性安全空间的事物,都可能加速退缩。生成式AI,正是当代最容易取得的一种。
波普康所观察到的茧居,原指一般人因应不确定性而选择居家,不必然涉及临床心理疾病。不过也有人的退缩带有社交恐惧或焦虑特征:害怕他人眼光与评价,可能源于过去挫折或社交技巧不足,使其远离社交,孤独感加剧,思维趋于负面,面对压力更容易陷入无力、无望与无助,进而拖延、丧失动机。
茧居现象在COVID-19与生成式AI交互作用下被双重放大,我称之为「生成式茧居」。疫情迫使许多人为安全接受隔离,结构性地增加茧居人口,这群人既视限制为近似孤独监禁的处境,又理解其保护用意;即使疫情淡去,这段经历仍可能留下长期身心影响。
当实体隔离转化为常态性的數字依赖,智能手機与生成式AI便成了新一代的茧居推手,加深「數字茧居」(digital cocooning)的倾向。生成式AI可能透过2种机制推波助澜:
其一,AI提供近乎无条件、不批判的互动,对社交焦虑者近似低风险的社交替代,容易形成依赖;
其二是认知卸载(cognitive offloading),思考与决策交由AI代劳,使用者的能动性与自我效能感随之减弱。此外,发现AI能胜任原属于自己的工作,也可能对存在价值感到茫然,担心努力终究被取代。
面对这样的冲击,茧居族群或许需要心理治疗、社交技巧训练与就业辅导,并循序渐进扩展社交圈,也可搭配數字素养教育,协助識別AI互动与真人互动的差异;实体共学空间与社群活动则能提供低门槛的面对面机会。每个人都有缺点与挫折,没有人能一帆风顺走完人生,但只要愿意努力,就有机会重燃热情,走出茧居,重新投入社会。
生成式茧居,不只是个人处境,而是这个时代共同面对的课题。当AI愈来愈像人,我们也需提醒自己,不要因此愈来愈像孤岛般的茧居者;我们需要的,不是拒绝技术,而是仍练习选择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