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问,自己的能力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这让我想起美国加州的杭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保存的一封珍贵信件。1913年10月14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亲笔写给南加州威尔逊山天文臺臺长乔治·黑尔(George Ellery Hale),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日间观测到星光绕过太阳时的弯曲现象,而不必等待日蚀发生。
事实上,早在1911年,爱因斯坦就发表文章预测,太阳的重力场足以让恒星光线产生可观测的弯曲,角度不到1角秒,这种现象可在日蚀期间透过观测星星位置的偏移来验证。1913年,他进一步写信给黑尔,希望寻求不倚赖日蚀的观测方式。黑尔回信说明,以当时的技术而言,唯有借助日蚀遮蔽太阳强光,才有可能識別出恒星在太阳附近的微弱光点。
原本最接近的一次日蚀发生在1914年8月21日,德国天文学家弗伦德里希(Erwin Finlay-Freundlich)已组队远赴俄国准备观测,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团队在克里米亚遭俄军短暂拘留,数日后才因战俘交换获释,观测計劃因此中止。这场意外中止,反而让历史避开一次误判,因为当时爱因斯坦的预测角度尚不到最终数值的一半。战争期间,爱因斯坦持续修正理论,终于在1915年正式发表完整的广义相对论,将星光偏折角度修正为约1.75角秒。
1919年5月29日,英国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率队分赴巴西索布拉尔与非洲西岸的普林西比岛观测日蚀,两地测得的星光偏移结果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接近,为这套理论提供关键实证,也让爱因斯坦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科学人物。
这封信的价值,在于展现科学思维的深层精神,提出问题,有时比找到答案更重要。而爱因斯坦这封信最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它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它只是一个问题,一个对宇宙本质的质疑与挑战,后来又在战争的阴错阳差中,意外得到修正与淬炼的机会。
在AI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人类思维的特质更显珍贵。AI擅长处理大量数据与复杂模式,已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气候模拟与天文研究等领域展现非凡能力,却难以主动提出颠覆性的新问题。现今的生成式AI,包括大型语言模型,虽然能快速组合、归纳既有的信息,却缺乏人类那种因困惑而生的哲学性好奇心—那种明知无人能答,仍要提笔一问的冲动。它的强项多在于框架内的最佳化,而非超越框架的创造。
爱因斯坦1913年的提问,当时几乎无人能解,却成为改写物理学的起点,而中途因战争延迟的6年,反而让理论本身更加成熟精确。他的直觉、想像与跨领域连结能力,正是AI所缺乏的人类核心素养。在AI时代,这封信也提醒我们,教育不应只著眼于技术培训,更应鼓励学生培养问题意识、想像力与批判精神。
真正推动人类文明的,不只是解题的能力,而是提出新问题的勇气。在答案触手可得的时代,学会如何提问,或许正是人类智能最终的堡垒。爱因斯坦那封写于1913年的信件,就像一颗当时尚未被观测到的星,提醒我们还有多少问题,始终等待著被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