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无论是客运、货运，航运业都已经慢慢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值得注意的是，电商对全球供应链与运筹体系的影响。疫情期间，欧美消费者基于成本的考量，大量在国内的电商平台购物。包括Shein、Ali、Tiktok、Temu在内，被称为「出海四小龙」的国内电商平台，现在几乎已经有了全球电商巨擘亚马逊（Amazon）约80%的实力了。为满足市场的需要，国内电商巨擘支付高额的空运费用，根据日经（Nikkei）报导，2023年下半陆港出发的航线运价，有40~50%是电商货，一般认为2024年的电商货运仍将是推动航空货运的关键要素。由于各种配件短缺的因素，最上游的飞机制造公司，主要是波音（Boeing）与空中巴士（Air Bus）两大公司的生产线，在疫情过后尚未恢复正常，新机交机可能延误半年以上。再加上为了迎合消费客群与影音设备的进化，机舱改造也是航空公司吸引客户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机舱改造动辄一、两年，航空公司也得殚精竭虑避开运能的缺口，在适当的时机才进行「岁修」，基本状况与晶圆代工厂的运作理念颇有相近之处。晶圆代工厂可能有8寸、12寸厂，也有90纳米到10纳米、7纳米、5纳米、3纳米等不同的制程，如何将客户的订单安置在正确的时段，做出最佳化的选择，就是晶圆厂获利的关键。对航空公司而言，研判不同区域的客货需求，引进不同的机队，做出最佳化的配置，也是航空公司赚钱的关键。现在我们谈G2大格局下的区域化生产，看似越南、印度，甚至墨西哥最被看好，但航空公司也会怀疑，实际上出货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的货源不如预期的丰沛。其实这与2023年的低迷、2024年何时复苏有关。2023年台湾上市柜电子公司的营收衰退12.6%，连台积电都难以幸免。其次，疫情之前，没有人料到美中之间会出现这麽大的龃龉，美国经济远比国内更有动能，加上美元的强势地位，疫情之前布局北美与强化亚太的航空公司经营绩效就大不同，这也是「战略价值超越战术」的结果。对于专业经理人而言，没有人能做到万无一失，但以产业知识做出适当的判断，则是职责所在，现阶段预判墨西哥与印度的比重，安排适当的航线、客货运配置，则是专业经理人的职责。

在媒体上瞄到日本首富柳井正这句话：「常识是经营者最大的风险」，印象深刻。常识好的人，可以连结各种常识，汇整成足以形成决策的知识，我是个知识服务业者，深知其中的奥妙与价值。有人告诉我，现在一张美西、台北来回商务舱机票要9,000美元。您听到会有什麽反应呢？2019年以来，这个世界深受疫情与地缘政治的影响，挹注过多资金带来的通膨至今未解。而背后的区域化生产、老龄化、少子化、贫富落差、时代落差，加上大数据、人工智能、车联网等黑科技，导致供应链震荡，这些问题正在深刻影响我们。成本激增是必然，但消费者或者从市场端回看，又可以看到哪些发展的契机，或者深不见底的陷阱呢？忝为华航独立董事，每次董事会我都认真听简报，试着熟悉国际事务，并在适当时候提一些建议。华航刚刚结算2023年的营运绩效，将近新台币70亿元的税后净利是有史以来第三高。做为一个国际航空业者，对于国际事务有很高的敏感性，而华航也是台湾少数兼具资本密集的大型服务业，1,616亿元的营收中，用在员工、服务社会的价值，对于GDP的贡献值，也远高于一般的量产制造业。我试着从企划主管的报告中，找出无涉公司经营的信息，当成「常识」来跟社会分享的知识，做为华航贡献的一部分。您知道，过去从纽约飞台北要15小时10分钟，现在要多1小时吗？而从台北到伦敦的飞机，更要从14小时10分钟，增加到16小时20分钟。我们可以想像，这是乌俄战争带来的影响。乌俄战争之外，如果以巴战争战事扩大，现在飞越伊朗、伊拉克的航线将被迫调整，经过塔吉克斯坦、沙特阿拉伯的代价呢？我们空拍航线，知道从印度、中东、北非前往欧洲的航线充满了变量，也知道印度将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制造中心。但印度只开放两个航点给台湾的华航与长荣，两家航空公司分别在德里、孟买落脚，除了这两个城市之外，清奈、邦家罗尔不行吗？不见得是不行，只是台印双方对这件事的认知，并未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一旦我们知道供应链重组，从台北先到槟城，再延伸到清奈的航线，很可能就是台印双方合作最佳的典范。行业里的人都知道，西方品牌大厂希望台商到印度建立生产基地，而清奈的工业基础也是首选的地点之一。由于印度位于欧亚航线的中段，抵达印度的时间都是半夜，让旅客非常困扰。如果搭上华航八点钟前往槟城的飞机，大约下午一点以前可以抵达槟城，下午四、五点就可以抵达清奈，这将是美国、台日韩旅客前往印度最佳的路线。如果这个点子落实，将会是台印双方，甚至包括槟城在内，以及诸多航空公司双赢的结果。这件事要印度、马来西亚、台湾政府同意，一般人，总是双手一摊，觉得要打通那麽多的环节，太难了。如果关键在印度，那麽想想总统为何交代黄崇仁帮忙印度建晶圆厂，如果简单的话，就不会有人开口请总统帮忙了！人间事，都是难事，也可以都不难！

在COVID-19疫情最严重的几年，各国政府挹注的资金高达17万亿美元，在家工作的热潮，让全球NB市场在2021年暴增至2.47亿台，生产NB的台商赚得盆满钵满，在宽松资金与数据流量大增的激励下，2021年全球新增的独角兽公司多达539家。2022年全球新增独角兽企业虽然减少到263家，但仍比疫情初起的2019与2020年多出许多。许多上了台面的新创企业家志得意满，但2021年上市的新创企业，现在都受到严苛的检视，富豪（Fortune）杂志以「敞开肚皮」（Belly-up）形容一度笑开怀的新创企业。激情过后，现在靠资产投资或稳定收入的公司更被肯定，那麽是否也意味着虚拟与实体之间的角色互换，也将给硬件制造业与相关行业将带来新的契机？由于2021年募得钜额资金的新创公司，很少证明他们确实值得那个价钱，从2022年的第1季开始，资本市场挹注于新创企业的资金趋近于乾涸，多数人从公司宣布停止营运或裁员时才会知道情势出现逆转。事实上，从2022年第1季开始情势就十分明显，只是多数新创公司保有18~24个月的营运资金，在资金乾涸之前还看不出端倪，但从2024年开始，这些现象将更为明显，新创公司是否在正确的轨道上，气够不够长都将是我们观察新创企业的焦点。根据CB Insights数据，2021与2022年新创公司募集的资金仍超过4,000亿美元，但2023年仅剩下2,484亿美元，跌幅高达4成以上，而被认证为独角兽的企业家数，也从2021年的539家，暴跌到2023年的71家。基于避免被控独占的考量，企业购并的案例也在这一段时间大幅减少。我们几乎可以认定，未来几年将是新创公司真正面对考验的时刻。黄仁勳说：「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我就不会选择创业这条路」。如同特种部队的结训典礼，每个学员都要遍体鳞伤地爬过铺满碎石的天堂路一般，没有经过几次刻骨铭心的淬炼，如何像是浴火凤凰一样成就涅盘的境界呢？一个富可敌国的创业家，他经历过哪些事，会让他后悔走上创业之路呢？在阅读富杂志这篇关于创新创业的文章时，有段话引起我的注意。作者说，一般而言人口中仅有2%有「双相情绪障碍症」（Bipolar Disorder），但创业家中有这样倾向的人多达11%，他们很容易有情绪焦虑。我很明白，他们都不是圣人，如果我也算是创业家的话，我更明白今天的成绩有很多是个人的幸运，也有很多是时代给的机会。

2013年时，一位创投家开始以「Unicorn」来形容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之后很多创业家都想贴上「独角兽」的标签，向世人展示非凡的创业成就。CB Insights开始统计独角兽企业的2015年，有80家公司顶着独角兽的光芒面对世人。科技含量很高的台湾，不甘示弱地试着培养自己的独角兽，希望台湾的新创公司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之后，我们看到不断上扬的独角兽家数，甚至到2022年时，全球的独角兽企业已经多达1,200家。在统计的前几年，也就是2020年之前，国内经济蓬勃发展，美中之间没有剑拔弩张的氛围时，通常美国独角兽的占比大约50%，国内是25%，其余独角兽生产国主要包括英国、韩国、德国、以色列这些国家。其中，看不到台湾，也见不到日本的公司。最近几年，美中关系丕变，国内的独角兽前往美国上市之路更显坎坷，国内独角兽的比重降至15%以下，取而代之的是已经超过百家的印度独角兽公司。「国内跌倒，印度吃饱」，全球经济的大结构不是东昇西降，而是资源重组。财富重新分配的迹象显示出时代差异，大吃小，更大的贫富差距与国家发展落差。走过了资金宽松的时代，新创公司将面对创投资金源头紧缩的压力。我们看到全球的创投资金在2021~2022年时，都超过1,600亿美元，2023年时跌到669亿美元。我们可以称呼2013~2022年间的10年是「独角兽的黄金时代」，但现在以500万美元营收，号称可以有10亿美元市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其次，我们看到网络巨擘强夺豪取、相互厮杀。自从2018年苹果（Apple）成为全球第一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之后，已经陆续有七家科技公司名列「市值上万亿」的门槛。知名的科技大厂除了Tesla市值暴跌2成以外，其余的公司都扶摇直上。我们看到富可敌国的科技大亨，光是一家市值超过2亿美元的NVIDIA，市值就超过俄罗斯、韩国这两个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家。苹果轻描淡写地放弃Apple Car计划，大家知道这是九牛一毛而已。Open AI的创始人Sam Altman甚至希望募集7万亿美元，重整全球半导体的生产体系。在新创企业家用无穷尽的想像力家探索未来世界时，我们得思考一下，如果是东亚的新兴国家，或者是这些国家里的供应商、新创企业家，如何帮自己在浮动的世界里找到定锚基础，并决定未来几年的行止。在我脑海里，有几个想自问自答的问题。做为ICT产业里的供应商，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定义我们与上游客户之间的相对关系；如何从「云」与「端」不同的视野，思考自己的企业定位？在面对地缘政治、区域分工、分散型生产体系的架构下，如何整备在地「应用驱动」的商机？哪些国家企业是敌、是友，或者根本放弃敌我意识？竞合之间，以和为贵，我看到了世界的改变，也看到亚洲供应商面对世界变局时，必须改弦更张的大趋势。

从1983年韩国宣示参与角逐半导体业的商机开始，我不仅仅是亚洲供应链的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40年来，我几乎走遍了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也应邀在很多公司、大学、政府的讲堂里，分享我所知道的科技产业，特别是亚洲观点的ICT产业供应链。半导体是从1980年代开始才慢慢受到瞩目。1976年，台湾从美国带回来的是7微米的技术，而今天谈的7纳米技术，两者蚀刻线幅的距离差距1,000倍，而从芯片密度而言，如今的落差跟当年比起来是100万倍的差异。现在我们不可能用手工画线图，只有透过电脑自动设计芯片，不仅提升良率、加速发展，也让这个世界出现了几何级数的发展落差。各国政府与社会对于产业的认知，也不像是台日韩是日积月累而来，速成新科技或许还有机会，但要建立一个横向连结、相互支持，甚至竞合并存的产业生态系，今天几乎已经是个高难度的议题，甚至是缘木求鱼的话题而已。半导体是个承接很多投资资金、人才的重点产业，加上个人电脑产业的崛起，以及风起云涌的网际网络推波助澜，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而台湾又躬逢其盛，从个人电脑到半导体产业，一波接一波的成长。台湾抓紧每一次的机会，也每一次都扮演关键角色，但这样的机会不会出现在新兴国家正常的发展路径上。从传统的观念探索国力时，我们会从土地、人口等传统的要素衡量国力，但现在网际网络时代，软硬整合的数码国力成为新的指标。台湾备受重视，但也必须未雨绸缪，思考「生态国力」或「前瞻国力」的价值。生态国力可以涵盖现在大家探讨的ESG，以及过去相对不常被产业界提起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危与机」总是共存的，在经过70年的和平演进之后，全球政治环境再度回到G2竞合的格局，而东亚四强人口老化，加上分散型的生产体系已经箭在弦上，拉弓没有回头箭，国内可以自诩是世界工厂的时代也已经飘然远去。国内威胁论已经不仅仅是学者茶余饭后谈论的热门议题，现在甚至成为沙盘推演的重要课题。对国内而言，或许可以从核心的价值去思考人类的大未来是建立一个高同质性、一呼百诺的社会，还是多元演化、和平共存的世界呢？我们这一代被称为天选时代，又应该承担什麽样的责任，提出什麽样的政策建议呢？台韩都不是个大型的经济体，但却可能是许多新兴国家可以学习的典范，开放型的经济战略在未来10年、20年的发展中，可能是人力、土地资源已经捉襟见肘的日韩台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深信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都等不到类似东亚四强曾经搭过的列车，如何与东亚四强共构、协力，避免重复投资的产业发展模式，也许才是大家应该深度探讨的议题。

现在，无论是探索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或先进制造这些可能改变竞争优势的黑科技，每一种科技的背后都是台湾具有独到优势的半导体与ICT供应链，台湾无可选择的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台湾的优势来自事业模式、管理机制、技术研发与产业整合，但背后最关键的是台湾集中全力，与客户共享、共创的产业结构。针对川普、拜登的政策宣示，我们要进一步理解台湾的角色，以及台湾很难取巧的现实。无论是坚持在民主阵营中，或者从商业客户的考量，没有能够定义规格的品牌，或者定义前沿技术的网络巨擘，以代工为主的台湾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那麽台湾又如何积累新的优势，继续在科技大国对决的时刻持续被需要呢？2009年全球GDP是60.9万亿美元，到2023年时，全球GDP的总量是104.5万亿美元。也就是从国内进入黄金时代的2009年算起，过去15年全球GDP的总量大约成长70%。您的企业或台湾的产业在附加价值率、营收上，是否也有70%以上的成长呢？其次，2018年时，苹果（Apple）的市值首度超过1万亿美元，但到2024年的2月底为止，全球已经有8家公司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微软（Microsoft）、苹果甚至超过3万亿美元，NVIDIA也达到2万亿美元的新台阶了！台湾的优势，甚至竞争条件不在于定义AI芯片、自驾芯片的规格，甚至低轨道卫星的商机，而是全世界新的黑科技都会想到台湾的供应链，当顶尖大厂不断的创新，又害怕「时间成了最大了风险」，那麽找台湾强化配套，加速上市的时间，都是台湾在市场上无可替代的优势。关键是当财富愈来愈集中时，不难发现这8家富可敌国的公司都是高毛利、领域独占的美国公司。就像服务器、IC设计公司一样，服务器品牌商只来自美中两个大国，而全球前十大的IC设计公司，除了联发科之外，其余都是美系业者。我们可以很笃定的说，台湾的策略不在于创造更多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公司，台湾要面对的是这种中小型的国家，如何在独占的产业与供应链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台湾小，生存之道就是打破大国、重量级企业的发展惯性，善用本身的优势，逆向思考各种发展的可能。70多年来，台湾得利于世界和平之外，当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改变人类的黑科技出现，而这些黑科技并非昙花一现般的亮相而已，这些科技不断的继续创新，并与后续的科技相互交错、作用，形成今日科技产业的面貌。台湾不要妄自菲薄，但也不能暴虎冯河，深刻融入世界体系的产业特色，也确保台湾在发展路径上没有脱轨，甚至可以抢到关键的门票。

无论是1971年微处理器滥觞的时代，还是1985年开始正规发展的个人电脑产业，2000年前后大爆发的网络大潮，才真正以.com的面貌改变了世界。传统媒体走进了黑暗时代，甚至到现在还看不见出口的曙光。这个时代的赢家是思科（Cisco）与诺基亚（Nokia）、爱立信（Ericsson）等电信服务公司。2007年iPhone上市，手机从传统单向传递信息的工具，进化为可以上传下载数据的载具，透过大量数据的传输，网际网络的世界又有了一次大跃进。另一方面，从2000年前后大规模移往国内生产的科技公司，甚至从珠三角、长三角一路延伸到郑州、成都、重庆。此时的国内，国内经济繁荣、国际市场上又被公认为世界工厂，在国内市场与出口竞争力的双循环优势下，成为这个阶段最大的赢家，在这个阶段的赢家就是苹果（Apple）与国内。为了消化、应用庞大的数据，云端服务、机器学习成为显学，包括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微软（Microsoft）、Google、Meta在内的网络巨擘，在云端提供各种2B、2C的服务，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后端，则以数据中心汇整数据与流量，也造就了几家富可敌国的网络巨擘。除了数据中心庞大的需求之外，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多年的冬眠之后迎来新的春天。「云」与「端」强力连动的需求下，台系的生产制造大厂同步建构了强大的生产体系，也成为美中角力下隐形的赢家。从2009~2019年，国内的GDP从5.1万亿美元，骤增到14.28万亿美元，而美国则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努力收拾残局，GDP总量从2009年的14.48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1.38万亿美元，只增加7.1万亿美元。但在2019年疫情爆发之后的4年中，国内经济出现疲软的现象，而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黑科技的加持下，出现了强势的反弹力道。自从苹果在2018年成为第一家市值上万亿美元的超级企业之后，已经陆续有8家公司成为市值上万亿美元的公司。除了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苹果、微软之外，NVIDIA也在近期达到2万亿美元的规模。现在美国人知道，如果不能在典范转移的过程中掌握先机，美国也可能成为修昔底德陷阱中的落败者，而定义科技发展论述与方向，便是美国牢不可破，不可能放弃的领先优势。2018年川普主动出击，强势论述国内人抢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2019年2月时，川普政府在白宫的网页上强调「量子技术、5G、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是美国必须牢牢掌握的竞争优势。川普剑指国内，接任的政敌拜登并未修正，甚至更刻意强调半导体、车用电池、稀土与药品的重要性，显见美国朝野已经定义美中关系从对立、对峙，进一步推升到对抗的新时代。

综观全球过去70多年暴增25倍的GDP总量，我们也可以从台湾经验中，找到几个时间上的节点，细微地探索推动成长的关键因素。集成电路在1958年出现，企业多数只是利用集成电路提升自家产品的竞争力，在1971年英特尔（Intel）推出4004的微处理器之前，都还是茶壶里的风暴，而美日等国都是上下游垂直整合，从产品设计一路做到设备、材料与生产制造。1970年代，半导体的钟声从硅谷远扬，敲醒了长睡的大地，也成为之后网际网络与数码革命的基础。飞捷（Fairchild）、英特尔，IBM、惠普（HP）车库、苹果（Apple）贾柏斯的故事脍炙人口，美国科技人志得意满之际，来自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家也没有闲着。刚退出联合国，与美日断交，同时受到石油危机、通膨、婴儿潮威胁的台湾很早就起步，先在1974年组织了RCA计划，第一批种子团队成为台湾产业界的英雄，而以宏碁、神通为首的电脑公司，则从仿冒的电动玩具、Apple II学习起如何经营科技公司。1973年成立的工研院与1980年成立的新竹科学园区，让新时代科技业有了定锚的基础，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没有后顾之忧的生产条件，以及来自台清交成等经历过婴儿潮、威权时代，勤奋又守秩序的台湾名校毕业生，结合海外归来的学子，共创了以代工制造为主的台湾科技业奇蹟。基础科技更为雄厚的日本，先以家电、随身听（Walkman）风靡全球，并在1976年由8家公司筹组了「半导体产业协同组合」，以英特尔等硅谷领先大厂为竞争标的，4年内开发出几千个技术专利，亦步亦趋地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股势力。之后就是日本后来居上，英特尔转而专注微处理器，放弃存储器事业的故事了。落后的美国在1985年以广场协议、半导体协议迫使日本开放市场，透过政治力的影响，美国看似扭转了美日之间的竞争优劣势，但更庆幸的是给了台湾与韩国半导体公司发展产业的一扇窗。不同于台湾由政府主导、半官方机构助攻，中小型新创电脑公司创建产业发展基础的模式，韩国由大企业主导的半导体与科技产业，强的是品牌、前端技术，弱的是供应链、生态系与需要灵活身段的IC设计公司。从1980~2009年的30年间，全球的GDP总量从1980年的11.3万亿美元，暴涨到2009年的60.8万亿美元。这增加的将近50万亿美元也与「全球化」大运动息息相关，这个阶段的大跨步，更普遍性地带给人类不曾有过的繁荣与幸福感。因为全球化效益的驱动，台日韩也是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受益者，这几个东亚国家的战后婴儿潮时代，一方面享受科技成长的果实，一方面也是创造价值，并成为财富重分配的天选时代。如果用历史的纵深去理解世界改变，那麽2009年可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之后，国内的国势如日中天，那一年国内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经济却深陷次贷的金融危机中。2008~2009绝对是一个转捩点，国内人自信爆表，挑战美国霸权的企图心不只是私下谈谈，甚至在中美高峰会时成为两国元首对话的内容。2011年APEC高峰会时，欧巴马已经跟胡锦涛说「国内必须在国际规则底下参与游戏」，接任的习近平说：「太平洋大到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国内人志得意满，但不久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说：「如果你不坐上餐桌，你就可能变成菜单的一部分」。在世界霸权的争夺战中，顶尖大国的领袖对话既是游戏规则，也充满了竞争的机锋，更暗示了各种发展的可能性。 

我根据IMF对全球GDP的统计，探索1950年后东亚四强能后来居上的关键。我选择了1950、1980、2009与2019、2023年这五个年度当成节点，逐一探索我们经历过的世纪与世界。1950年那一年，全球GDP总量为4.2万亿美元，也就是在20世纪前半叶，全球经济扩张了3.4万亿美元。1950年之后的战后婴儿潮，带给社会沈重的压力，但也带来足够的劳动力。世界从劳动力、效率、分工上取得明显的进展。从1950~1980年的30年当中，全球GDP从4.2万亿美元增加到11.3万亿美元，这30年7.1万亿美元的成长已经大幅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但整个世界真正的良性扩张期，则非1980~2009年这30年莫属。我们得知道全球GDP的总量从1980年的11.3万亿美元暴增到2009年的60.9万亿美元，这将近50万亿美元的成长背后代表什麽意义？哪些是关键的推动因素，对于下一个时代的世界有何意义，那就更值得玩味了！从1950年代的国共战争、韩战之后，全世界是美国人独霸的武林，美元主导了全球的交易，并且奠定了以知识技术先行，以法规为基础，并以智财权、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交易体系。自信满满的美国人订定了全球的游戏规则，全世界也在美国模式的框架中，寻找最佳的定位与机会。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既是危机，也是转机。在通货膨胀、成本激增的压力下，欧美公司开始将劳力密集的工作交给亚洲具有优质劳动力、秩序井然的日本与四小龙。当时日本由长期执政的自民党领衔，而四小龙除英国殖民的香港之外，都还在威权政府的领导下，加工出口区、科学园区、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如工研院、资策会、中经院；韩国的国家科学研究院等）提供了良善的政策与技术支持，让东亚新兴国家与欧美国家的需求，以及不断出现的黑科技无缝接轨。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式资本主义席卷全球，抓住第一波机会的是日本，然后是以雁行理论跟进的四小龙。在战后复兴、国家重建的企图心激励下，拥有人力素质与杰出的经济政策推动力，日本在1960与1970年代就成为全球的典范，甚至在1980年代喊出「日本第一」的口号。紧跟在后的四小龙不遑多让，与经济同步发展的科技，更出现令人炫目的伟大成就。全世界能够「弯道超车」的国家，绝无仅有。回顾过去70多年的发展历史，除了城邦国家的新加坡之外，后来居上的例子只有东亚四国。那麽在未来10年、20年，还会有新兴国家搭上科技的列车成为新典范吗？台、韩，甚至经济规模更大的中、日两国应如何观察世局的演化，务实的理解兴革之道。我们从经济成长的数据与科技产业演化的经验中，找到寡占、高附加价值、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等成功关键，这些要素都是判读未来区域分工或分散型生产体系的蛛丝马迹，但东协南亚，或中南美洲的新兴国家可以跟上脚步吗？ 

Visual Capitalist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整理了2000年来全球各国经济总量与GDP比重的演变。这份统计是运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估的数据，让我们了解过去2000年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型。尽管18世纪时，工业革命带来了很大的变革，但1900年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多数与劳动力息息相关，属于非常缓和成长的曲线。工业革命是改变的源头，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仰赖基础劳动力的世界，GDP与各国的人口总数连动，国内、印度贡献了全球60%以上的GDP。直到蒸气机取代劳动力，我们开始感受到先进国家与开发国内家的落差。但直到1900年，也就是20世纪开始的第一年，估计全世界的GDP总量也仅有8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的世界大战、民族自决运动，全世界在政治狂热中，慢慢因为军需、汽车、纺织等民生工业的发展，从人力效率、基本的管理经验上，甚至社会保险制度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这个世界开始出现有意义的成长，但那也不过是个人类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起步而已。20世纪前半叶，兵荒马乱，全球GDP仍从800亿美元增加到4.2万亿美元。但经济稳健发展，全球经济繁荣的起飞却是1950年国共战争之后的70多年。国共战争或者二战之后的70多年中，全球GDP的总量从1950年的4.2万亿美元，成长到2023年的104.5万亿美元，大约是25倍的扩张。1950年开始的下半叶，国共战争、韩战相继结束，冷战将全世界一分为二，共产国家与民主阵营壁垒分明。强调私有财产权、重视良善管理的民主阵营在迎合人性的特质中取得明显的优势，并在1970年代之后主导东西方和解与全球化的新浪潮。台湾躬逢其盛，让我们这一代饱受国际政治版图变化的压力，但这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Golden Age」，我们成为享受经济成长果实的天选时代。从全球观点来看，所有的国家中，东亚的日、台、韩、中四个经济体是真正从谷底翻身，成为成功典范的国家，而这四个东亚的经济体，过去的成功关键与数码科技的进程息息相关。那麽在美中贸易摩擦的背后，产业发展模式会由过去日本领衔的雁行模式，重组为美日韩台四手联弹的新格局吗？数码科技是关键变量，我们能以科技业的发展脉络，展望东亚四强新时代的发展模式吗？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身为黄金时代的一份子，我想试着从中找到关键节点，从过去的历史纵深理解未来世界可能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