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文化
在商务往来中，互换名片是一种常见的礼仪。我担任几个县市政府的顾问，以及几个大学的讲座教授，因此拥有六七种不同身份的名片，在不同场合给予不同名片，偶尔拿错名片会让人尴尬。
现代初次见面，若忘记带名片，或没有名片，有时会拿起手机说：「我们加个Line，WhatsApp，WeChat吧。」这有时让人为难，因为彼此尚不熟悉，加Line变好友可能会收到一堆不想接收的信息；已读不回又会被认为太高傲。实体名片虽然无法建立實時通话，但其运用方式有时更能洞察人性。如果在递名片时加注文字，往往蕴含微妙的玄机。
早期的名片称为名刺或名帖，是参见达官贵人的敲门砖，因此有阿谀谄媚的表态。传闻清末孙中山（1866～1925）留学归国，途经武昌，投名帖谒见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名帖内页写道：「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之洞心中不齿，认为籍籍无名的白衣儒生，不自量力，竟敢称兄道弟，于是在名帖背后书以一联，命阍人退还，联曰：「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孙中山看了不怒反喜，提笔覆以一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请阍人再传进去，针尖对麦芒地回敬张之洞。
虽然印刷术早在宋朝时已发明，但民国成立前名帖几乎都是手书，手写名帖往往有拍马屁的花招。戏剧《精忠旗》第六折「奸党商和」描述秦桧的奸党何铸、罗汝楫、万俟卨一起拜谒秦桧，名帖上分别写著「晚生何铸」、「门下晚学生罗汝楫」，及「门下沐恩走犬万俟卨」，以示谦卑。何铸见了摇头叹息：「约定一样写「官衔晚生」，为何又加「门下晚学」、「沐恩走犬」字样？这样我又不济了！」
在清朝官场，官小使用较大的名片以示谦恭，官大使用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大官「赏」名片防止被用来招摇撞骗，会加注不能作别的用途。例如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的名刺，正面书「庄士敦」，背面则印「专诚拜谒，不作别用」。庄士敦用红色名刺以示身份。我到科技部服务后，签名也被制作成烫金红色名帖，逢年过节用得到，这对我而言，是奇特的经验。
实体名片的文化会否改头换面，重现于今日的虚拟通讯軟件？而今日的通讯軟件结合名片和电话的功能，又会发展出何种新文化？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