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程序与英文

我的英文很差，连带写电脑程序也变得困难，主要原因是，电脑程序是英美科学家模仿英文文法发明的语言，因此不会说英文就很难写出好的电脑程序。因为语文能力差，我在美国留学时，学习和研究面临困境，感到挫折，但以台大外文系教授颜元叔的「二度和谐」观点视之，终可坦然面对现实。

颜元叔以文学打比方。他说: 「文学本身固然充满趣味;可是，谁能说读完《莎士比亚全集》，不是劳苦的工作？谁能说细读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不是辛苦的事？只是当你克服困难，化难为易，会有苦尽甘来的乐趣…我欣赏真正的乐趣，是苦尽甘来的“二度和谐”乐趣。」

于是我和我的「信息情人」展开一场韦编三绝、「二度和谐」的苦恋之旅。记得当时读海明威短篇文集《Men Without Woman》(没有女人的男人)，鼓励自己像《The Undefeated》(不败者)文章中的主角一般，意志绝不服输。

1986年后，我跟随指导教授拉索斯卡(Edward Lazowska)学习。他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从事研究时一定要问对问题」。拉索斯卡 说:「问一个好问题或将问题做对的重组，答案自然就浮现。(Ask a good question or rephrase it in a right way, and then the answer follows.) 」我每星期和他讨论的时间往往只有半小时，对多数研究生来说，半小时听起来是很短暂的时间，但对我而言已足够了。

我和拉索斯卡讨论问题，常常告诉他问题很难。他闭目听我叙述完毕后，会微笑讲道：「我重新将你的问题说一遍给你听。」于是重新以另一个角度描述问题。当他说完时，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所以定义一个问题很重要，如果定义不清，做一大堆研究其实只是在绕圈圈，你花了很大力气最后才发现没用。

这段期间，我苦读克努斯(Donald E. Knuth; b. 1938;图一)的巨着《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受益良多。尤其检视最短路径问题(Shortest－Path Problem)，读到福洛以德（Robert Floyd）巧妙的演算法，不禁喜不自胜。

福洛以德 (Robert W Floyd; 1936 – 2001;图二)是神童，十七岁时大学毕业，未曾攻读博士学位，却在二十七岁时成为史丹福大学的正教授，极受克努斯的推崇。我后来加入电话公司，进行电话线的最短路线连接研究，颇受益于克努斯及福洛以德的理论。

我也研读霍普克罗夫特(John Edward Hopcroft; b. 1939;图三)的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及演算法(Algorithm) 着作，深深体会到，若要写好电脑程序，这两门课是很重要的。因此10年后在1997年担任交通大学信息工程系主任时，在资工的课程上做了变革，要求修习这些基本课程没有及格的学生，必须挡修后续的进阶课程。根基打好了才能往下走，是我的信念。

我研究生时代，拉索斯卡也是我的英文老师，他批阅学生书面报告的态度，非常认真。我的英文烂，常常抄写别人的句子，杂凑为文，背谬矛盾处处可见，甚至鲁鱼亥豕，乌焉成马。老师很有耐心的花时间仔细改好，再告诉我写作的方式出了甚麽问题。

所以我的英文是老师花了很多时间教导，才稍有寸进。拉索斯卡实在受不了我的破英文，花钱消灾，在实验室的电脑装上检查文法的软件，让电脑先改我的英文。那个时代还没有免费的文法软件，得花钱采购。经过文法软件这个信息情人一番调教，尔后勉强能写英文论文。毕业后，由太太取代了文法软件这个情人，帮我改论文，其后女儿明萱也帮我改过论文。

受到拉索斯卡这种认真改论文作法的影响，使我日后在指导学生论文时，也抱持着同样的态度修改学生的英文报告(不过我会一边改论文，一边碎碎念)。博士毕业已超过30年，今天我每写一篇论文，就像和信息情人再谈一次恋爱，相当享受当中的乐趣。

图一：克努斯(Donald E. Knuth; b. 1938 )

图二：福洛以德 (Robert W Floyd; 1936 – 2001)

图三：霍普克罗夫特(John Edward Hopcroft; b. 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