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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产业与政府政策

现在半导体业又面临一个关键时刻,“more Moore”与“more than Moore”齐头并进。应用材料

在我进入半导体行业后读的第一次份产业报告中,当时全世界DRAM的厂家尚有26家。有些现在产品线早已移转、在半导体业界鲜有听闻的如冲电气(OKI)都还在列中,NEC、Toshiba虽然已过其「花团锦簇、油烹鼎沸」的峰期,犹高居2、3名。

曾几何时,市场上硕果仅存的不过3、5家。类似的趋势全面性的发生在半导体的每个次产业,包括代工、设计等。基本的原因很明确—半导体是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藉科技创新产生新经济价值,也是产业内竞争的主轴。当研发经费不断攀升,只有营业额足够支持持续投入新技术研发的公司才能够存续,这是为什麽半导体业内不断产生合并、收购等加大企业规模的主要驱动力。

2017年半导体公司研发经费前10名无一例外的都在17亿美金以上,做为龙头的英特尔更超过百亿美金。相较于此,存储器公司在2000年初前五大存储器公司每年研发经费在3~5亿美金之间便足以持续在领先群中不掉队。

台湾在2000年初代工已稳居全球第一,而DRAM的总产量亦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韩国,在2009年达到颠峰,此时台湾在世界半导体产业的位置可能是历史上最佳。但是台湾个别DRAM厂的规模都太小,无法从自身的常年平均盈余中,挤出独立制程研发的经费。只能依赖与国外厂商的技术移转或共同研发合作,而这样就会进一步削弱自身获利能力。

台湾存储器厂商其实早已自觉到规模经济不足的缺点,于2000初发起共同研发联盟(Advance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Research Organization;ASTRO),冀图藉群体的力量形成研发的规模经济。可惜此时的政府已不是当年在豆浆店指点产业江山的政府,主观上也认为半导体已是成熟产业,毋需政府介入。兼之有已达自主研发经济规模的公司表达不同意见,致使研发联盟功亏一篑。

等到2009金融风暴后,台湾DRAM产业迅速滑坡,那时再谈TMC为时已晚。如果当时政府能有正确的作为,让DRAM产业维持研发的动量,今日韩国也无这等余裕将存储器营运的钜额盈余挹注到代工部门发展,威胁台湾的优势项目。

台湾的DRAM产业败在个别公司的规模经济不足,也败在政府的无所作为。而DRAM产业会最早遭受高科技产业规模经济效应冲击的原因是在2000年以前DRAM都扮演半导体产业中technology driver的角色,是以受害最早。不信?想一想台湾现在半导体产业习以为常的12寸厂、DUV、CMP等技术,那一项不是先由存储器公司先引进?

半导体因为策略上的重要性,从来都是「政府指导」的产业项目:日本80年代的半导体崛起是如此,韩国半导体公司屡次濒危又奇蹟式的复活是如此,美国各种“以国安之名”的计划亦复如此。政策只有直接、间接之别,效果有良、窳之分,但是态度上政府不必自限手脚,因为竞争国家都是这样子使力的。

过去的事只能说俱往矣,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半导体业又面临一个关键时刻,“more Moore”与“more than Moore”齐头并进。与之前不同的机遇是发展的方向非常发散,而许多新领域还没有明显的领先者。这是一个产业秩序的重建点,也可能会有原先不具优势的竞争者加入赛局,终成后起之秀。时值十年科技大计制定之际,政府领导、支持产业方向要仔细斟酌,但是态度要积极勇敢。Look, a new day has begun!

现为DIGITIMES顾问,1988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任教于中央大学,后转往科技产业发展。曾任茂德科技董事及副总、普天茂德科技总经理、康帝科技总经理等职位。曾于 Taiwan Semicon 任谘询委员,主持黄光论坛。2001~2002 获选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监事、监事长。现在于台大物理系访问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自旋电子学相关物质及机制的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