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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以财税鼓励 助硬件商发展硬中带软(之二)

  • 黄逸平
旺宏总经理卢志远分享对半导体产业看法。

问:就半导体人才的培养与流动上,您如何看两岸的发展态势?

答:人才如果大量移动的确会加速产业的发展。中国大陆目前在美国储备的人才也很多。他们第一个考量应是爱乡土,再来就是生活质量,更是着眼的应是长久的前途发展,包括他个人、家人和小孩。但如果现在大陆尚在本土的人一有钱就想移民,显示他们综合考量还是认为国外好,大部分应会选择留在美国。可是只要有某个部分的优秀海归,也是很有威力的。

当初钱学森等专家回去做飞弹、核弹等,对大陆帮助很大。但军事或太空航天和商业化高科技制造大有不同。军事、航天太空它是可以很dedicate或specific的、很手工的打造。那么俄罗斯在这方面更进步,威力可以这么强,但高科技商业上?做不过台湾。但你能说它没有科技实力吗?俄罗斯它怎么上得了太空,朝鲜怎么可以拥洲际核飞弹呢?米格机某一代也许一辈子做30,000台就好,为太空卫星某功能特定做了1000个特用IC,就够用30年,但商业化就完全不一样!旺宏的快闪存储器每个月就出货二亿多个IC,而且成本、功能又要符合Moore’s Law 的倍数成长与market window的时间竞争。

问:回过来谈台湾,您曾提出双语实验中学、国防役等许多关键性政策,带动了产业发展。现在许多年轻人做软不做硬,半导体业仅少数能高额获利的公司尚可吸引到一流人才,其它公司人才招募很是艰困。如果半导体人才库没有新血,恐怕影响到国家竞争力。您怎么看台湾的人才问题?

答:为什么年轻人要去做软件,一定是评估过今后应是软件业较有前途,认为做硬件较难出人头地。就算台积电薪资很高,但他后来想一想在整体上还是觉得软件有前途,政府也在政策上大力倡导,所以势之所趋也难怪。现在去作半导体的硬件象是早期去那已经成形但又尖端的机械业,如航天或汽车业,感觉得在已经成熟的体系里爬很久,成形但仍要求快速有研发进展的产业对新人而言就特别辛苦,很难胜过师父,也就很难跳跃式的出人头地。

软件和硬件的游戏规则不同,做软件的较接近终端产品也更接近市场及应用面,是可以比较跳跃、刺激,框架很少,更有机会一下就暴升上去了。年轻人自然喜欢,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在硅谷、欧洲、及大陆也一样。吸引人才的唯一解方是工作及成长要趋向软硬合体。

至于国家讲政策也是面临两难,要倡导新的产业但也更不该打压已有的模范生。像美国,最好的高科技人才大都在硅谷,大都也是去做软,像Intel这类硬件厂,是很刻苦的人才愿意去。传统硬件高科技厂商也得发展硬中带软,使软件寄生在其龙头硬件之上,软硬合体才相得益彰。终极而言,没有什么纯硬或纯软者,都得软硬合体才是正途。

我们硬件已在打奥运,只是比较沉闷,如果国家不给他大力资源,看到他已经名列前茅就不给资源了,结果硬件下去了但软件还没起来,那是自毁长城。台湾硬件如果退后,会退无可退。那怎么办? 对硬件及制造产业,政府应该用财税鼓励,像以前的投资抵减,更引导软硬合体,其它倒不用主动关怀、主动推动计画,被动给财税鼓励就很好了。厂商有了财税鼓励,为了生存下去必然全力发展软硬合体,用各种工业4.0、AI技术做最适合其生存的投入。

问:您认为台湾政府应该如何鼓励产业的创新与新创?

答:台湾是一个小国,可以参考以色列和荷兰。以色列新创能力很强,那是因为他们年轻人基础数、理、化等学养非常坚实,而且不是中、台、日、韩的那种填鸭考试方式的强。他们没有台积电,旺宏、联电、日月光式的量产能力,就只有新创,现在也面临创新人才缺乏,薪水比欧洲贵三倍还请不到人。至于荷兰,很多荷兰人觉得荷兰是他的老家,虽然在海外打拼但钱都会回去,因为他们最后都会回到家乡退休。荷兰国家实体虽小,但世界各地却是他力量的延伸。

台湾海外大老板资源重回到台湾,怎么诱导他把钱拿来在台湾作高科技投资,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以色列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在当地造工厂,不稳定的战乱是因素之一,所以稳定和平非常重要。还有一批以色列人开公司做一个卖一个,专门做新创。那就看我们台湾年轻人的能耐,第一个要有真本领,第二也要会包装。很多以色列公司setup就是准备卖的,不是准备量产上市。其实以色列也非常羡慕台湾过去四十年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模式,很能落地量产。

我们国防役是将人分发到产业,以色列则是集中去发明最先进的科技,退役后可以将技术和国家分享。有人质疑这攸关国家安全怎么可以给你,但真这样想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所以要分辨有哪里些技术可以license给发明人,愿意开放那些技术,做为基底去开发商业技术。反观台湾,公务员受到诸多恐怕所谓「图利他人」的局限,常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消极以对。可以参考一下以色列的法规怎么作。

我觉得以色列或荷兰有些典范可以学习,然后看看我们自己的体质该怎么适应。台湾的创新确实需要改进,有的地方血脉不通,有的地方实力不够,有的地方不够开放,有的地方不够深入。例如以色列国防役,他们是挑菁英,而台湾问题在于是否具备辨识人才的本事。像我们旺宏不像台积电一样长期高获利,可是我们要怎么跟台积电竞争人才。我们挑人就是要多费些心力来辨识「和氏璧」或「捡遗珠」。台积电或联发科的可以运用传统征才的手法海选学历亮丽,一表人才,应对得体的年轻人,这种情况选才在统计上是有效力的。但也不一定能尽收天下璞玉专注于做事,要有硬功夫的。

问:如果半导体产业靠研发抵减等被动式政策支持就好,那么前瞻大型计划,如果不是国家带头做,那么由谁来推动?

答:这个就让学校和研究机构去做。当然从国家的角度,还是需要国家带头来作前瞻研究型的投资。Pre-competitive阶段可以由研究学术或机构做,结合不同企业一起合作,等到较有搞头可以预见商业竞争的时候,企业各自拿回去作技术发展及产品设计。我们企业就把这些研究高人聘进来。新计画再由新生代去做,生生不息。假设有500个青年人投入量子计算研究,5-10年后研究机构留下100人,其它400人去公司,研究机构可以再聘任更新一代的人。这种做法也让学校和研究机构虎虎生风,拿到国际上它们也有学术深度的credit。

我们现在有点本末倒置,常要求一流研究型大学做「产学合作」,听命于产业界或向产业界求个服务工作项目。一流大学理应是要领导我们,应该要跟业界有gap。产学合作应该跟科技大学合作。若硬逼一流研究型大学产学合作是把他拉下来。美国NSF相当于台湾科技部,他们绝对不提供资金给硅谷公司相关的产学合作计画来辅导厂商。所以最需要的是国家帮我们建立环境(解决五缺问题)、设立一流研究型大学,又让我的股东投资减税,我就会有资本,让我们自己用资金买设备及去雇人。不过台湾科技部比较特殊,它一方面要照顾科学园区,又要照顾学研机构,有两面任务,似乎易于集成但也难免失焦。黄逸平/专访,赖至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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