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产业的逆思维

新发表的《逆思维》(Think Again)一书，是由美国华顿商学院教授Adam Grant所着。内容叙述人们在重大压力下，通常会不自觉地回到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回应。而大多数人会忠于自己的信念及看法，并为此感到骄傲。

书中一开始就以森林消防员为例，消防员是需要身负众多的装备，而他们的训练是不能随意抛弃这些装备。但是在森林中当风向突然转变，他们需要紧急逃离时，若不知抛弃所学，赶紧卸装加快逃离的速度，就容易被火舌所吞噬。早期不少的森林消防员，确是因而不幸罹难的。

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投入的计划，没有达到所预期的成果，通常不会去重新思考，反而是加大努力的力道，投入更多的资源，期望能扭转乾坤。半导体产业中的DRAM就是个鲜明的例子。

DRAM的原创始于1966，由IBM科学家Dennard所提出，主要应用在电脑运算所需的随机储存的存储器上。而第一颗商品化的1K bit DRAM芯片，是由英特尔(Intel)于1970年所开发出来。随着个人电脑的兴起，DRAM与CPU及硬盘机是PC的三大关键零组件。在70年代，美国几乎占DRAM市场90%以上的市占。但随着日本半导体业的兴起，DRAM便逐渐被低价且品质、效能优异的日本产品所取代，在80年代日本的全盛时期，占有DRAM 80%以上的市场。

DRAM是英特尔早期发迹且带领公司迅速成长的产品，在情感上是很难割舍的。但是到了1985年，公司内部的争执还僵持不下，面对日本的竞争，是要退出市场，还是正面迎战，加码继续投资？有天葛洛夫(Grove)问董事长摩尔(Moore)，如果董事会把我们赶出去，换了新的团队，会做的第一件事是甚麽？摩尔毫不考虑地回答：关掉DRAM！也因此英特尔全面转向在公司刚开始成长的CPU产品。

事后葛洛夫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主要的客户，告知英特尔要退出DRAM市场的决定，没想到客户的反应超乎了他的想像。客户都说，你们早该退出了，而且客户们都开始进行了供应商的转换。

韩国的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于1982年开始DRAM的投入，初期以外派海外学习及聘任顾问专家研习相关技术，并不断加大投资力道。终于在历经十多年的努力，在1994年领先全球，推出了第一颗64M bit DRAM，而惊艳于半导体界。从此三星的市占率一路领先，达到今日全球的44%。反观日本DRAM的市占率是一路下滑，当然其中也受了美日广场协议，日圆升值以及泡沫经济的影响。

在80年代日本共有6家主要的DRAM公司，各有各的技术。韩国起来后，规模较小的冲电气(Oki)、富士通(Fujitsu)率先退出市场，而东芝(Toshiba)转向Flash存储器。剩下的NEC、日立(Hitachi)及三菱电机(Mitsubishi Electric)，1999年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整合为一公司「尔必达」(Elpida)，并持续投入资源，力挽狂澜。然而这3家公司的工厂散布日本国内及海外，甚至于制程及作业流程，都很难做有效的整合。最终尔必达于2012年宣告破产，被美光(Micron)所购并。

台湾前后在DRAM也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最盛行时有4~5家的DRAM公司，全球市占率约15~17%，平均每家约3~5%。各家都没有自主的技术，全仰赖海外技术母厂的授权。

世界先进是第一家宣布退出DRAM市场，在母公司台积电的支持下，于2000年转行做晶圆代工。这是个很困难的决定，因为这两者不论制程参数、设备配置以及商业模式，都不相同，等于是打掉重练。

2008年的金融海啸，导致全台的DRAM厂都需要政府的纾困，而当时政府也有意仿效日本，整合众家组成台湾创新存储器公司。但终却因各家意见分歧而作罢，而这些DRAM厂商之后有的转做晶圆代工，有的改做特用型存储器，也有的关门大吉。当时觉得无法整合而感到可惜，但现在回想却未尝不是件坏事。

逆思维在产业，犹如我们常说的「愿赌服输」，宏碁创始人施振荣先生也说过「认输才有机会赢」。DRAM产业的逆思维拯救了英特尔，而欠缺逆思维的日本全盘皆墨，台湾恰巧居于其中，有得有失。近日美国政府积极鼓吹半导体重返美国，国会也通过了芯片法案，有相当成分基于国安的考量。但是美国自欧巴马(Barack Obama)时代，到川普(Donald Trump)以致于现在的拜登(Joe Biden)政府，都大力推动制造业回美国，却成效不彰。所以对于半导体重返美国，是否也要有不同的思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