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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怀念永远的胡老师

  • 詹益仁

胡定华先生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贡献,为曾共事过的同仁们深深赞叹。符世旻摄

月前吴淑敏女士发表了纪念胡定华老师的新书《创新行传》,内容详细了叙述胡老师对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以及创投产业的贡献。个人是在2003年加入工研院电子所后,才逐渐地跟胡老师熟识起来,这其中多次亲炙于胡老师对于后进的提携,并领受于他的风范甚至于幽默,胡老师不仅于是位业界创新的长者,更是位人生的导师。

各位也许耳熟能详于台湾半导体起源于,由潘文渊博士领头国外专家团的建议及规划,以及一群当时不到三十岁年轻人到RCA取经,将先进CMOS制程技术及工厂的生产管理知识引进并落实于台湾。但是整个集成电路计画若没有胡老师的运筹帷幄,IC示范工厂的新建、出国人员的招募及培训、IC设计及产品的开发销售,乃至于后续衍生的半导体公司,在在都是无法顺利执行并展现出成果,乃至于成就了当今台湾半导体在全球的地位。所以那是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时代,而时代的焦点人物就是胡老师。

在吴女士的书中,个人认为有两件事是特别值得提的,对于整个集成电路开发计画有深远的影响,一件是决定引进CMOS技术,另一件是坚持示范工厂需要有规模量产的能力,而胡老师在这两件事扮演关键的角色。

1970年代初期,CMOS还是一个新兴的技术,当时主流技术有nMOS及BJT。在国外专家还在为要引进何种技术争论不休时,胡老师及其团队就已经看好CMOS技术,并说服了专家团。事实证明CMOS技术由于具有省电的特性,才得以延续几十年的摩尔定律,至今仍在发光发热。

第二件事就是胡老师坚持将示范工厂的生产规模,由原先规划的每周500片晶圆的生产,提升到每周4,000片的规模。一个工厂若没有经过规模性量产的验证,在统计上很多的问题是无法浮现并加以解决,这一坚持直接影响了之后所衍生IC公司成立及营运。事实上海峡两岸的华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开始发展半导体技术,中国选择在中国科学院内,由一群科学家自食其力,缓步建立起来。而我们却是一开始就选择技术引进,并以建立自主的产品及产业为目标,从此两岸半导体发展的脉络就泾渭分明直到今日。

胡老师在主持电子所期间就立下一规矩,凡是参与衍生公司规划的个人,都不得加入该公司,这其中就是为了利益回避。所以在联华电子成立的初期,电子所参与规划的主管们,都没有加入该公司。之后所衍生的台积电或世界先进,也都遵循此原则,一旦团队决定离开创业,就开始跟所内做必要的切割,也因此每次电子所所衍生的公司,都能很顺利的推展。胡老师在1988年离开了工研院,那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已具规模,情势大好,开始吸引不少海外菁英回国服务及创业。以胡老师的人脉及辈分,大可在半导体界大展鸿图,但是他却选择了另一条孤独的道路,开启了他创投的事业,每天搭客运通勤于新竹台北间。

个人在负责电子所所务期间,曾多次就教于胡老师。事实上当台湾半导体产业日益精实壮大,政府的科专计画已经在政策上,不支持工研院继续发展半导体相关的技术。但是在十多年前,我们已经观察到3DIC会是半导体产业未来的关键技术,有必要投入初期的研发,因此电子所需要建置12寸晶圆后段制程的能力,也就是需要一笔约5亿元的资本设备投入。

在没有科专计画的奥援下,我们只能以借贷的方式跟院内借钱,并分年连本带利的归还,如此势必会造成所内不小的财务负担。在难以抉择之时,我去请教了胡老师,胡老师只跟我说了,如果你认定是对的事情,就勇敢的去做,就如同他当年自动请缨来负责集成电路开发计画。当我们3DIC实验室落成的时候,胡老师还亲临勉励同仁,并以「飞龙在天」一词来祝贺IC进入了三度空间的时代。事后我才理解到胡老师在这个计画上,帮我们争取到不少院内的支持。

在多次私下聚会的场合,每当众人提到胡老师对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贡献,他总是云淡风轻地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事,而功劳是全体的。胡适先生曾说过:「我从不在意将钱借给别人,因为我的利息永远在人间。」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胡老师,在那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时代!

曾任中央大学电机系教授及系主任,后担任工研院电子光电所副所长及所长,2013年起投身产业界,曾担任汉民科技策略长、汉磊科技总经理及汉磊投资控股公司执行长。